內容摘要：觀察上海聯勸基金會的“一起捐”實踐，無疑給廣大基金會和社會組織的籌款帶來了新的啟發。“一起捐”在中國有著以下三方面的意義：第一是邊際效應，由于我們的公益還處于初步階段，所以任何的切入點，對公益而言都是一種新生力；第二是養成效應，人們在有限參與的過程中培育公益意識、參與式治理的意識；第三是漣漪效應，“一起捐”的模式憑借其低門檻、開放性的特點，允許更多非專業人士參與其中，讓非專業與專業形成良好的價值共創。
對話摘要：聯勸的定位一直是平臺型角色，我們其實一端是連著捐贈人，還有一端連著公益組織以及我們要去關注的社會問題，但是這中間始終有一條主線，我們相信公眾參與是公益行業的價值所在。所以聯勸的戰略在接下來的十年，我們想要讓更多人更快樂更自主地來參與公益，成為美好社會+的力量。“捐贈圈”提供了豐富的多維方式，對個體而言，可以加深對社會議題的理解，拓展了社群；對社會而言，為公益生態的豐富和完善提供一種可能。對于微觀個體的成長路徑而言，“捐贈圈”的意義具有邊際效應、養成效應，通過我們的工作引導捐贈個體逐漸成長為理性的策略捐贈人，不僅和社群有聯結，也和公益慈善產生深度聯結。
演講嘉賓：賈西津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長
對話嘉賓：張波娜 上海聯勸公益基金會副秘書長
主 持 人：藍煜昕 清華大學副教授、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長
藍煜昕：下面進入第三個演講環節，有請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長賈西津老師來演講“公益的社群共創：為什么“一起捐”？“捐贈圈”在中國”，有請賈老師。
賈西津：我們的主題是從宏觀到微觀，先是看不確定性的環境，然后看多主體之間的合作，我這個主題實際上是看普通人有沒有可能參與公益，來做社群共創，這是基于近年新被觀察到的一個現象，“一起捐”、“捐贈圈”這個現象，而且在中國我們也看到了有類似現象的產生，所以我今天要來分享的是關于“捐贈圈”為什么“一起捐”，以及它在中國的發展。
我先介紹一下“捐贈圈”的概念，是什么樣的理念，然后看看“捐贈圈”在中國的發展，繼而從中我們能觀察到為什么“一起捐”，其實有兩種動機模式，最后對它在中國發展前景做一點點展望，我們看看在中國是否一個新的公益生長點。
首先，“一起捐”是什么？“捐贈圈”這個概念，Giving circles實際上背后的理念是來源于Giving together“一起捐”。我們知道在2000年帕特南有一本特別著名的書《獨自打保齡球》，其實是觀察到在現代性的社會之中，其實恰恰發生了一些現象，好像我們不再相互關聯，我們的社群價值在減弱。所以雖然我們會看到生活的提高、社會建設的進步，但貌似每個人都是非常優雅而孤獨地在打著保齡球，所以Bowling alone就是在形容現狀的社會之中，我們還有社群的價值嗎？我們還能在一起嗎？還是說已經成為一種原子化的社會。當然帕特南是基于對美國社會的觀察。他這本書引起了非常廣泛的回應，不管是美國還是世界各地，人們發現現代性對我們帶來的普遍挑戰，我們還有什么途徑像熟人社會、像鄉村鄰里，大家會送點雞蛋，噓寒問暖，我們還有沒有這樣的場景？現代社會到底給我們帶來了什么？在這個背景下，有很多試圖對獨自打保齡球這個問題進行回應。其中在帕特南寫《獨自打保齡球》之后5年，也是一個美國的學者，Angela M.Eikenberry，他在會議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就叫做Giving together，其后他在正式出版物文章中提出了這個概念，叫Giving circles。他觀察到了一個現象，捐贈可以作為一種渠道，讓我們普通的人到一起。所以通過“一起捐”的模式，其實是一個社群價值的重新衍生、重新構建。他在美國調查了幾百個“捐贈圈”現象，他給它賦名，它是一個“捐贈圈”，它是一個Giving circles，其實背后的核心含義就是通過“一起捐”來形成新的社會紐帶，來應對這種現代性引發的“獨自打保齡球”的現象。當我們在打保齡球的時候可能是一個孤零零的個人，而當我們在參與公益，在捐贈的時候，我們是個社群，我們是一起的。
“捐贈圈”實際上是一個草根公益現象，所以在這篇文章之中，在美國觀察到的“捐贈圈”里面，有一些不同形態，既可以從一種非常小的群體，也就是有決策和領導力共享的熟人社群，到一個非常松散的邊界模糊的群體，比如那些媽媽們在一起交流的時候，或者說在一起育兒的時候，她可能就成為公益行動之中的一部分，而這個行為其實并不需要她們有更專職的時間、有專門的投入，而只是在一個行動上的介入，對她們而言是一個開放的邊界，但是變成了一種可以切入公益的一種現象，當然也可以演化為正式組織。但無論如何，“捐贈圈”其實都會發現有兩個方面的功能，一個方面，它建立了一種共同擁有的小小的資金池，通過去資助項目的方式，給予資金的方式，來實現公益。而另一方面，“捐贈圈”一定有一個社會價值，也就是成員在其中得到了公益教育，同時有社交的維度，這種“捐贈圈”和傳統公益不同，更加有志愿參與性，更加有主體的擁有感，與獨立的專業公益組織相對而言更具有自己的獨立性。所以這種“捐贈圈”的影響力其實也會涉及到更邊緣性的傳統公益的邊緣群體。
在中國有沒有“捐贈圈”呢？其實本身我們沒有注意到這個概念，但是直到上海聯勸公益基金會提出了他們現在已經在實踐的21個“捐贈圈”，而且非常有意識地把捐贈人建議基金建成共同擁有的一種捐贈基金的方式，并有意識地和“捐贈圈”這個概念對接起來，這樣可以更進一步來引導捐贈人的捐贈，來主動育生“捐贈圈”。所以我們看到聯勸21個“捐贈圈”里面，時間早的在2014年，晚的2020年才成立。這其中既有捐贈人社會自發形成，找到專業公益機構對接到聯勸的，也有反過來聯勸通過公益活動，甚至主動去促生催化育生的“捐贈圈”，兩個方向的模式都有。聯勸服務模式很大程度借鑒了華盛頓美國婦女基金會促生“捐贈圈”的模式，“捐贈圈”里其實最有趣的一個問題是，我們為什么要“一起捐”？
我們看見在聯勸21個“捐贈圈”里其實發生的契機有兩條路徑，一條路徑，原來有個圈，這個圈在某種契機上對接到了公益價值，于是就成為一個帶有捐贈性質的“捐贈圈”。而另外一個途徑，本來沒有圈，但是在某個一次性的公益活動的參與中，比如說其實有好幾個“捐贈圈”跟“一個雞蛋的暴走”活動有關，人們在參加這樣一個有趣但又帶有公益性的體育活動的時候，他意識到我還可以做公益，而且他覺得這個模式很有趣，以此通過一次性的介入而把第一次的公益行為逐漸延伸出了一定的組織形式，它雖然不是一個正式成立的公益組織，但是成為了一個固定的模式，比如設立一個“捐贈人建議基金”，形成了“捐贈圈”，所以這是由活動直接落地的公益社群。當然也包括雙向的，包括原有一個隱性的群，比如學者群，剛才袁老師說老朋友，或者微信群，其實是隱性的群，我們并沒有意識到，但是我們通過一種公益契機切入進來之后，成為一個顯性的群，而當這個群顯現的時候就是帶有公益屬性的“捐贈圈”，這其實是上下兩種模式的結合。
在聯勸的捐贈人建議基金的“捐贈圈”中，我們可以看到非常多元的群體，包括女性、學者、商界、公眾、學校、同學、自閉癥患兒家長等等，群體非常多元，規模不等，最少3個發起人，最多可能有500個家庭，資金從兩三萬到幾百萬元，機構可能是正式或非正式的，籌款方式是成員之內或開放籌款，領域、受益人、項目非常多元，既有傳統的公益，也有一些是傳統公益所不能觸及的領域。
所以我們從聯勸的實踐中可以看到其實中國還有很多類似的“捐贈圈”，但是可能像當時的社會企業一樣，當他還沒有意識到的時候，只是在社會上存在著，但是當有這樣一種概念，有這樣一種理念提出的時候，其實可以讓這樣的“捐贈圈”更加顯性化，以及可能成為一種新的擴展方向。
我們結合國際的和中國的“捐贈圈”的運作，來研究為什么“一起捐”？其實很明顯，有兩種不同的捐贈動機，就像“一起捐”這個概念的詞源，一個詞叫“一起”，一個詞是“捐”。所以“一起捐”的形式就包含了兩個方向，第一個動機就是“一起”對“捐”的價值，或者特定的公益動機，特別是傳統公益所沒有覆蓋的邊緣公益動機。換言之，我們在現在成熟的公益之中，其實已經形成了一套公益體系，所以對于一個社會、一個文化之中，我們公益的運作模式，專業的組織資助的偏好、資助的領域其實是相對有一些固定化的，但隨著一些新生的公益需求，或者說是非常精細化的公益需求，其實是傳統公益很有可能沒有覆蓋的，比如在美國非常典型的，隨著近年的一些運動，比如少數族裔，亞裔、非裔，還有女性運動之中，女性拋開作為媽媽、家庭成員、生產力承擔者的傳統角色，純粹作為作為女性本身自我成長的價值等等，像這些價值，其實在傳統公益中可能沒有這么高的關注，這種新生領域之中就有可能有人希望給予特定的領域支持，但是很難通過某一個公益組織來實現，于是有共同興趣的人就一起直接給到想給的對象，甚至說非常特定的某一種群體，所以這是通過“一起捐”“捐贈圈”的模式來實現非常特定的，特別是一些精細化的新生的公益動機，它背后有一個公益動機。
另一方面是“捐”對“一起”的價值，換言之，有一個“圈”動機，或者說就是“社交”動機，實際上捐贈變成了一個契機，通過捐贈我們能到一起來，所以它能形成社群，可以形成社群凝聚力，或者說社交的價值。在中國非常特殊的，我們其實在生活中很少一起做點什么事，所以我們的自制力是非常弱的，通過“一起捐”的方式可以發現，原來可以通過投票的方式參與實現社會的公共治理，有些參與者其實對于非常特定的形式是非常興奮的，因為他缺少共同社群生活自治的生活經驗。其實“捐”本身并不太重要，而是在于“一起”的價值。
我們看到這兩種動機之后，是不是代表了一種新的公益生長點？它既有挑戰，又有前景所在。
挑戰在于什么？我們看到現有的，特別在中國參與“捐贈圈”的，實際上背后有一個動機，是對傳統公益的不信任。所以就像水滴籌、輕松籌所帶來的個人捐贈在中國的活躍，實際上是反映了人們想做公益，但是他不想給公益組織。人對人就是一個方式，我們說的個人求助在中國如此活躍。但是大家也看到個人求助其實亂象叢生，存在各種各樣的糾紛，是因為個人求助一定有弱勢所在，沒有管理。而“捐贈圈”其實是對接同樣的需求，也就是人們通過一個非正式的，但是有一定組織形式的公益，試圖去跨越傳統公益組織，跨越傳統公益組織公信力的建設，這種能實現嗎？我覺得就像個人求助一樣，其實這里面是非常有局限性的，因為涉及到組織的邊界，有管理的邊界，還有熟人社會的信任擴展的邊界，其實它是不能代替公益組織的，可以是一種新生力，但是靠它來跨越代替傳統的公益組織和公益力的建設，代替專業公益，其實是實現不了的，有點過度期望。
那么我們能看到“一起捐”有什么意義呢？在中國至少有三個方面的意義，第一個是邊際效應，因為我們的公益太初步了，但凡有任何切入點，都會對公益是一種新生力，就像很多人，包括高知的學者們、企業的高管們，在“一個雞蛋暴走”這樣的公益活動中才第一次知道我還可以做公益，所以但凡有公益的切入點，邊際效應就非常高，所以在低水平之下邊際效應高，這就是“捐贈圈”在中國的特定意義。第二個是養成效應，人們雖然只是通過有限的介入，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培育的公益意識、參與式治理的意識，這本身就有一個養成效應的累積。第三個是漣漪效應，因為是低門檻的，是非常開放性的邊界，其實讓更多非專業人士可以加入進來，在這個背后一定要有專業和非專業的價值共創。聯勸作為一個平臺，有專業的組織來做這樣的支持，其實可以讓這個漣漪擴展到更遠的范圍，從核心參與，到更廣泛的參與，這里面的挑戰在于，是不是能夠形成規模性，有“捐贈圈”的制度性建設，能讓專業和非專業形成非常好的價值共創。
我分享的內容就是這些。謝謝大家！
藍煜昕：謝謝賈老師對“捐贈圈”這樣一種新型公益方式的分析。下面有請上海聯勸公益基金會副秘書長張波娜來點評，波娜不僅僅是聯勸公益基金會的相關負責人，同時在上海，對社群的公益理解更深刻。有請波娜在線上和大家做一個點評。
對話環節
張波娜：我在聯勸負責“捐贈人建議基金”和公益金融的探索。因為項目原因，和賈老師就“捐贈圈”議題有很多探討，深受啟發。在這里也特別感謝賈老師給我們的支持。接下來我從實踐的視角來補充一下我們看到的“捐贈圈”個體，以及對生態的價值。
從2014年一眾的發起人借鑒華盛頓婦女基金會的模式，在聯勸設立一眾基金開始，到2018年第一個自下而上的民間型“捐贈圈”在聯勸出現，再到2020年聯勸開始有意識地系統去學習和借鑒國外的“捐贈圈”模式來培育和固化本土的“捐贈圈”。其實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還是做了挺多第一次的探索，包括第一場女性慈善伙伴工作坊、第一個薪火“捐贈圈”展覽，以及第一個美好“捐贈圈”大會，其實做了挺多第一次的嘗試。
我們為什么會去關注“捐贈圈”這樣一個模式呢？其實和聯勸自身的定位分不開。聯勸的定位一直是平臺型角色，我們其實一端是連著捐贈人，還有一端連著公益組織以及我們要去關注的社會問題，但是這中間始終有一條主線，我們相信公眾參與是公益行業的價值所在。所以聯勸的戰略在接下來的十年，我們想要讓更多人更快樂更自主地來參與公益，成為美好社會+的力量。當我們說我們要去影響更多人，這些人在哪里呢？“捐贈圈”其實就是一個特別好的場域，因為個體有群體歸屬的需求，在群體中這些人又有共同的聯結和基本的信任，不管是賈老師前面提到的我在一起是為了捐贈，還是捐贈為了更好的在一起。這些社群成員彼此聯結，彼此信任，從我們專業的角度，加入公益元素之后，就會像爆米花一樣爆出一個個社群公益的圈子，也就是我們今天在這里探討的“捐贈圈”的模式。
“捐贈圈”其實提供了豐富的多維的方式，對個體而言收獲的是，我對社會議題有了進一步的理解，我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共同前進的伙伴。對整個社會而言，實際上“捐贈圈”通過這些有能量的積極的個體，為公益生態的豐富和完善提供了一種可能性。有時候聯勸的同事也會問我，波娜，為什么我們要投入這么大的精力來培育“捐贈圈”？我其實通常會這樣描述我腦海中理想的公益生態的畫面，就是上游有豐富的理性的捐贈人，中間有各類平臺型、資助型、支持型的角色，下游有面向社會議題的一線公益組織，我們的工作其實就是在前端，像是在挖井，一個個“捐贈圈”就像一口口井，當社群公益真正和公益議題結合，并且進行理性捐贈的時候，這些資源就會如同活水流向需要的公益組織，終有一日我們的生態也會像很多成熟的公益生態模式一樣各司其職，水草肥美牛羊壯，可能想一想也是一個比較令人愉悅的畫面。
涉及到個人的成長路徑，結合賈老師提到的邊際效應、養成效應，我們可能更多的可以來看看微觀個體的捐贈人成長的路徑。美國慈善咨詢機構TPI的創始人Peter Karoff曾經做過一個捐贈人的成長曲線，把成長路徑分成六個梯度，也就是剛開始成為捐贈人的時候會做一些偶發性捐贈，我覺得我要有所規范，再接下來可能會關注一些特定的議題并開始學習，在這之后會逐漸成長為理性的策略捐贈人，再往上走可能想產生更大的影響力，想要撬動杠桿，想要邀請朋友來加入，最高的層次我們稱之為“慈善涅磐”，這個時候是公益慈善和個人的價值觀、興趣完全契合，公益成為個人的激情所在，當然這個最高階的狀態是非常非常理想的狀態。
剛才賈老師也提到我們大部分的“捐贈圈”成員在進入“捐贈圈”這個場域的時候，其實通常還在第一、第二個梯度，公益參與的經驗也還是比較少，所以我們的工作其實是要在日常的場景中創造各種機會，潤物細無聲的引導他們往高處走，讓個人不僅和社群有連接，也能夠和公益慈善產生深度的連接。
追根究底，慈善還是個人價值觀在公眾場域的表達，就像一件藝術品，其實是充滿了私人的情感，但是又是在一個公共場域被大家看見的，我們要去欣賞這個藝術品，必須要找到和這個藝術品所表達的情感之間的連接。過去的工作中，陪伴“捐贈圈”成長的過程中，其實我們是見證了很多“捐贈圈”的改變，也正是因為這些影響力，所以我們從去年開始，在騰訊的資助下，同時也特別榮幸地邀請到賈老師作為我們的指導方，開展了中國“捐贈圈”模式和效應的研究，對系統內現有的“捐贈圈”進行解構，來梳理他們發展的內在機制和引擎，期待著為未來中國“捐贈圈”的發展提供實務研究的數據和基礎，也希望聯勸這些共創的經驗可以和更多同行分享。
剛才賈老師也說了很多挑戰，“捐贈圈”作為一個民間的慈善力量，雖然展現了勃勃的生機，但是要作為公益慈善可持續發展的力量，其實要走的路還非常長，還需要更多主體的參與和共創，所以也特別期待未來有更多的社區基金會、平臺型基金會以及互聯網公益平臺都能參與共創。
藍煜昕：謝謝波娜。第二個環節，演講與對話環節到此結束。剛才三位主講嘉賓分別從宏觀的環境和問題分析，到中觀的組織層面上的合作伙伴，再到微觀個體的社群的共創，呈現了三個不同層面。同時也特別強調了共創的方法論價值、共創價值以及參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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