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1月2日《中國教育報》的《上海引導優質師資向郊區柔性流動》一文，筆者深有感觸，有些話總覺得不吐不快。上海通過制度設計引導優質師資向郊區柔性流動的做法，其目的從根本上來說還是為了解決城鄉教育均衡的問題，而城鄉教育失衡的原因又是郊區骨干教師向城區流失造成了郊區師資力量相對薄弱。這與我們中西部地區的支教活動何其相似。
筆者長期在西部農村的山區中小學任教，十多年前，從市教育局到各地學區就開始轟轟烈烈地推行支教活動。支教活動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有的是通過分配任務教師輪崗的形式，有的是通過制訂獎勵措施激勵教師的辦法，主要就是把城區的教師派往邊遠山區，把中心校的教師派往村小、教學點，但是支教活動實施十多年年來，成效卻并不顯著。
為何支教活動總是變得“虎頭蛇尾”？追根溯源，筆者認為還得從為什么需要開展支教活動說起。之所以需要開展支教活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城鄉之間的師資不均衡，一是優質師資的不均衡，年富力強、經驗豐富的優質師資大部分都流往城區，而鄉里只剩下精力不濟的老教師或者初出茅廬的愣頭青；二是師資數量的不均衡，有能力、有關系的教師想方設法調往城區或城郊，導致了城區和城郊教師大量富余，而邊遠鄉鎮教師缺編嚴重。于是，為了解決城區教師過剩和鄉村教師短缺的矛盾，支教成了一條貌似極其光彩的途徑。但是，誰去支教？這又會產生矛盾，既需要保證本地的師資優勢，又要讓支教教師不產生大的抵觸情緒，這其實也是一個很考驗領導智慧的技術活。于是，給支教老師的許諾變得極其關鍵，既要向他們作出保留城區教師或城郊教師身份的承諾，又要在經濟上給他們補償，例如讓他們同時享有支教學校和原有學校的所有福利待遇等，更要為他們未來的晉職晉級提供便利，例如制訂教師評先評優、晉職晉級必須有支教經歷的政策等。這樣，在相關政策的威逼利誘之下，支教老師的名單才會最終塵埃落定。但是，如此產生的支教老師到底又會對支教學校、學生帶來多大的蝴蝶效應？其結果不言自明。
其實我們不難發現，即使在上海，當評上特級教師后因為需要被派往郊區服務，也被周圍的朋友稱之為“有瑕疵的禮物”，也需要在評優評先、職務評聘等方面給予政策傾斜的“利誘”。由此可見，優質師資的逆流，支教教師的支教大部分都并非出自于該教師本心的奉獻精神或責任意識。或為名，或為利，或為資歷，或因無奈……這就是不得不承認的支教活動的真實現狀，而能夠真正沉下心來，把支教當做事業而努力奮斗的教師卻并不在多數。
所以，筆者以為，支教絕非解決城鄉師資失衡問題的最佳辦法。只有各地政府及相關部門真正重視農村教育，全心全意地在身份地位、精神鼓勵、經濟待遇、生活環境等方面解決農村教師之困，使優秀教師不再視農村為畏途，而是心甘情愿地留守農村，發自內心地樂于為農村教育奉獻出自己的青春歲月，這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鄉師資均衡、城鄉教育均衡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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