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世界銘記日本政府曾經的暴行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會長于寧介紹說，民間對日索賠訴訟活動是民間的自發行為，和國家及政府組織沒有關系；它是日本律師和中國律師代理和支持受害人從事的民事法律訴訟，不是戰爭審判或其他訴訟；這類訴訟活動基本上是在日本國進行的，得到了中日兩國熱愛和平和正義的人們的支持。迄今為止，民間對日索賠訴訟活動已進行25起，其中大部分敗訴。
“我想，我們最大的目的和愿望就是有一天，在東京的街頭，我們隨便攔住一個日本年輕人問他：‘你知道南京大屠殺嗎？’他會毫不猶豫地告訴我們：‘知道，這是日本對世界犯下的罪。’我相信，通過大家的共同努力，這個愿望一定能實現。”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趙登舉的話申明了一種心愿。
中央電視臺著名主持人朱軍義正辭嚴的發言引起了眾人共鳴，“作為中華民族的子孫，我們都有義務為前輩追回尊嚴，為民族追回尊嚴，我們有責任恢復那段被掩蓋，被歪曲的歷史。我們要通過民間對日索賠訴訟，讓日本政府知道這樣一個道理——日本政府可以篡改教科書，但卻無法篡改歷史。”
來自日本的律師代表、中國人戰爭受害事件索賠律師團團長高橋融說：“我們認為只要讓大多數（日本）國民知道事情的真相，就有可能最終解決該問題，作為闡明真相的方法之一，我們毅然采取了訴訟手段。”
近年來，親身經歷那場災難的一代人逐漸去世了，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有可能在大白于天下之前就被湮沒、被淡忘。在這種時不我待、迫在眉睫的情況下，如果能首先拿到國內法院的勝訴判決，對于保存證據，繼續戰斗，對于揭露真相，匡扶正義，對于依法在日本提起的訴訟，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歷史和法律意義。
資金窘境絆住訴訟進程
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訴訟歷經了十余年漫長艱辛的努力，困難重重，嚴重的資金短缺成為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巨大障礙。2001年起，全國律協專門設立了民間對日索賠訴訟工作指導小組，2005年7月，正式啟動“民間對日索賠法律援助專項基金”。
“10年的訴訟，我越來越感覺到，歷史事實不是一句口號就能替代的，訴訟更需要有無數的事實在其中支撐。只有這樣，歷史才不可能被任意篡改。”中國民間對日索賠中國律師代表、著名的巾幗英雄康健女士坦言，除了日本政府、日本法院的諸般刁難，對日訴訟的最大困難還有人力和資金的問題。
訴訟的費用主要發生在調查取證和受害者赴日兩個階段，尤其是后一階段。一名受害者如果在日本停留一星期，費用需要2萬元左右，而受害者大都已年屆高齡，需要有人陪同，這樣一來，每個受害者赴日的總費用為4萬元左右。
因為這是一場艱難的跨國訴訟，康健此前多次呼吁，期望能得到資金的支持，也希望有更多的日語翻譯志愿者加入，讓更多的受害者不再為錢所困，能親身走上日本法庭，指控戰爭施虐者。她說，那樣的話，勝算自然就會更大。
有著同樣苦衷的還有對日訴訟的其他身體力行者。從1995年起，中國民間對日索賠中國律師蘇向祥就開始孤身一人輾轉中日兩國之間調查取證，用翔實的證據將日本政府送上了法庭。為了獲得更多侵華日軍遺棄化學武器傷害中國人的證據，讓更多的受害者親自走上日本法庭，蘇向祥四處奔走，自己掏腰包為化武受害者討還公道。10年間，他先后已經為此墊付了30多萬元。
“而更多的時候，我們是在用日本律師的錢來告日本政府。”蘇向祥告訴記者，中國民間對日索賠日本律師團為訴訟墊付的費用已超過1000萬元人民幣。
康健說：“我們曾在訴訟中多次開展聲援訴訟的簽名活動，以此向日本法院及加害者表明態度。中國勞工劉連仁案中，曾有100多萬人簽名聲援，其中日本國民有近40萬人簽名，粗算約占日本人口的0.32%，而中國有近60萬人簽名，粗算約占中國人口的0.046%；日本國民為支持本件謀求正義的訴訟而自愿組成支援會，從物質和精神上給予支持，已有近3000人參與，而中國則沒有正式的支援會，直接參與的支援者屈指可數；日本的主流媒體對日本法院的判決曾多次發表積極內容的社論和評論，而我們僅是報道消息；日本有約300名律師組成的律師團，而我們先后僅有二十幾名律師參與。以上數據顯示，我們做得很不夠。為此，這場呼喚人間正義的跨國訴訟，非常需要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參與。”
“你們并非孤立無助”
據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的工作人員介紹，在“中國民間對日訴訟10年艱辛求索”的過程中，國家開發銀行出場捐出人民幣50萬元，國內其他兩家企業分別當場捐贈100萬元，來自社會各界的幾十位市民，也以個人名義相繼解囊予以500元到1萬元不等的捐贈……共計256.2065萬元人民幣，這也是民間對日訴訟迄今所收到的最大數額捐贈。
這筆專項基金，將被專用于支付民間對日索賠的調查取證、受害者出庭作證、國內外訴訟等方面的交通、差旅及翻譯等費用。根據《專項基金管理辦法》（試行），基金的收支情況接受主管部門的檢查和監督，并接受社會中介機構的審計，以及媒體、捐贈人的監督。
捐贈者中，天津中原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蘇永強捐出了100萬元。“我從媒體上看到為了討還歷史公道、手捧標語站在日本街頭的中國老人們，那時候他們滄桑悲憤的表情，讓我感到非常的難受。”同時蘇永強也看到，康健、蘇向祥等中國律師們正在幫助這些飽經傷痛的受害者們，訴告日本政府和曾作為戰時幫兇的日本企業，而且律師們是屢敗屢戰。
“作為企業家，我們有義務盡己所能，去幫助解決對日訴訟中的資金問題。”和其他捐贈者一樣，蘇永強想以此告訴對日訴訟的康健和蘇向祥們：“你們的事業并非孤立無助！”
第一位為專項資金捐款的童智敏先生在今天的新聞發布會上說：“我希望全體中國人都行動起來，支持中國民間對日索賠，在精神和經濟上給予戰斗在一線的戰爭受害者和律師團以大力支持，做他們最堅強的后盾。”在今天的捐贈儀式上他向民間對日索賠專項基金捐贈了100萬元人民幣。
開辟國內對日索賠“第二戰場”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陳春龍教授說，在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10年間，我們提出了區別于戰爭賠償、官方索賠和民間對日索賠。目前，對日索賠在日本繼續提起訴訟的同時，在國內的法庭上也應提起訴訟。
在中國國內拉開民間對日索賠的“第二戰場”，就是把對日索賠官司放在中國的法院來打，國內國外同時進行，以推進民間對日索賠訴訟的順利進行。
他表示，從法理上，在國內起訴，無論是管轄權還是訴訟時效問題，在訴訟程序上都是可以解決的。陳春龍呼吁我國法學界和司法界，深入理論研究，做好實踐準備，盡快開辟民間對日索賠“第二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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