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辰在線-長沙晚報
★以前失蹤的是老弱病殘和精神病人，而現在失蹤的卻多是青壯年，一種不同于過去的失蹤現象在農村出現
★三年多來，李先國為尋找失蹤的兒子向各相關部門發出了40多封求救信，卻從沒有收到過一封回信
一個村子五人失蹤
李先國兩赴武漢尋兒未果，他始終認為兒子法律層面上“屬于活著的人”
近幾年，湖南省瀏陽市(縣級市)三口鄉華湘村的李先國、湯桂香夫婦都是在焦躁不安的等待中度過的。
“現在我做什么事情都沒意思。”3月31日，李先國一見到記者就說，“我都65歲了，只想小兒子有個著落。”
李先國清楚地記得，李友帥是在2001年6月6日隨女友尹某某去武漢的。2001年春節，李友帥將尹某某帶回瀏陽，看到兒子和尹某某相親相愛，李先國夫婦心里樂開了花。
生于1970年的李友帥是村里有名的老實坨子。加上他只讀了小學和家里窮，成年后婚姻一直不順。李先國說，即使尹某某結過婚并且有一小孩，“我也沒反對兒子。”
尹某某是武漢市武昌區的下崗女工，比李友帥大兩歲。2001年6月4日，在瀏陽、平江一帶推銷洗衣粉的李友帥帶著尹某某回到老家。兩天后，他們攜帶9000多元現金去了武漢。同年8月，李友帥給家里打來電話，告之他和尹某某在武漢市天姿美容發型學校速成班學習，準備結業后開一個美發店。
2002年春節剛過，李友帥給家里寄來一封信。信上說他開的美發店關了，他和尹某某已分手。 3月23日一大早，李友帥給村里一戶有電話的人家打來電話，說自己與“集體”搞在一起，要接電話的人一定轉告李先國去武漢接他回家。當接電話的人想多問一點情況時，李友帥說了句“中午12點打過來”就掛斷了。
中午12時，李先國準時等在了電話機旁，兩個多小時過去了，他一直沒能等來兒子的電話。從此以后就沒了李友帥的半點音信。2003年6月，實在等不下去了的李先國只身去了武漢，找到尹某某，并向武漢市公安局報了案。5個月后，李先國再次赴武漢，懇請尹某某和家人提供李友帥的情況。“他們一時這樣說，一時那樣說，反把我弄得糊里糊涂了。”李先國說。
尋兒心切的李先國這次還是了解到了一些線索，他把這些及時報告給武漢市公安局。2005年6月25日，武漢市公安局九處給李先國來函稱：“無名尸體未查到”。
“這證明李友帥并沒有在武漢死亡。”李先國11年前通過考試取得了《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經常在農閑時為鄉親們提供一些法律服務。他始終認為李友帥從法律層面來理解是“屬于活著的人”。
李先國夫婦倆開著一家小賣部，生活并不富裕，兩次赴武漢已花了不少錢。現在，他已沒能力再去武漢了。“家里沒錢不說，那樣大一個武漢市，找個人就像大海撈針呵！”
剛蓋了新房的李莊建無聲無息地消失了，其時桌上放著一朵紙做的小白花
如果說李友帥的失蹤還有跡可循，那李莊建的失蹤就有些離譜了。
李莊建1958年出生，上有兩個哥哥。他在兩歲時過繼給無兒無女的遠房叔叔做兒子。不到十歲，遠房叔叔、嬸嬸相繼離世，他靠親生父母和兩個哥哥接濟過日子。1977年，李莊建參軍進了部隊，三年后轉業回到了老家。
“回來后，他的身體和心情都蠻好的。”李莊建的二哥李尤爭說，1982年李莊建蓋了新房，“四大間房子，在當時的農村來說還不多。”
“既然蓋了好房子，那他為什么要離家出走？”記者問。
李尤爭搖了搖頭，說：“我不知道。”據他介紹，李莊建是在1983年春消失的。當時，李莊建的鄰居跑來告訴他，已經好幾天沒看見李莊建的身影了。“我們嚇了一跳，趕緊去了莊建家。推開緊鎖的大門一看，除了桌子上放了一朵紙做的小白花外，其他的什么都沒有動。”
“那他是不是自殺或者被人謀害了？”記者又問。
“這個應該不大可能。”
李尤爭告訴記者，大約在1995年，他突然收到了一封從湖南永州寄來的信。信是以李莊建的口氣寫的，說自己在永州某機械廠工作，結了婚并有了一個兒子。信上還說他很想回瀏陽老家，要兩個哥哥匯500元錢給他作回家的路費。李尤爭將信將疑地去了一封信，說要錢可以，但必須看到李莊建一家人的照片。不久，收到了一封回信，李尤爭拆開信一看，果真有一個女人和一個小男孩的合影，但就是沒見著李莊建。
兄弟倆一商量，李尤爭和哥哥都認為那兩封信并不是李莊建寫的。
唐運偉扔下一句“有錢就回”的話走了，鐘方富回家途中半小時內沒了人影
唐運偉的失蹤似乎是他自己故意的。
1997年7月，20歲的唐運偉職高畢業。自幼沒做過農活的他回到家一天到晚悶悶不樂。“他不想呆在農村里，一心只想賺大錢。”唐運偉的母親說。
唐運偉在家里幾乎什么事情也不做，但有一件事卻做得特別積極。2000年初，唐家花了4萬多元蓋了一棟二層樓房，小唐熱衷于把新房的房產證拿去貸款，要用貸款的錢去做生意。
他的想法遭到了家里人的強烈反對。2001年農歷十一月初八中午，小唐的父親唐承章從田里干完活回到家，沒見了唐運偉。此前，唐運偉曾到浙江做過鋁材的推銷，唐承章以為他是負氣出走，幾天就會回，并未在意。不料，幾天后鄰居的話著實讓唐家緊張起來，鄰居說，唐運偉其實早就想走了，他走前曾在村里放過話，說下次出去“有錢就回”。
唐運偉這一走就是近五年。3月31日，聽到記者來采訪，他83歲的爺爺和79歲的奶奶趕忙走上前來，請求記者一定要“幫個忙”為他們找到小孫子。
而鐘方富的失蹤卻是在30分鐘內發生的。
1999年11月13日，此前沒出過遠門的邱彩霞由村里人陪著到安徽一家花炮廠看望打工的丈夫和兒子。丈夫告訴邱彩霞，25歲的兒子鐘方富脾氣暴躁，和許多人相處不好。夫妻倆一合計，決定邱彩霞將鐘方富帶回瀏陽老家。
當天晚上，丈夫把邱彩霞母子倆送到安慶市船碼頭，上了去江西省九江市的客輪。14日凌晨3時多，睡在船艙上鋪的鐘方富去上廁所，警惕的邱彩霞也起床尾隨著兒子。她站在廁所門外等兒子上完廁所，母子倆重新回到船艙的鋪位上睡下。4時整，當邱彩霞打個盹醒來，兒子居然不見了！
焦急的邱彩霞馬上四處尋找，客輪上的尋人廣播也破例在深夜把乘客吵醒。可是，九江港已經到了。邱彩霞在別人的攙扶下上了岸，望著重新起錨遠去的客輪，她一頭栽在地上暈了過去……
華湘村還有一人失蹤，此人是1973年出生的李年生。
李年生有六兄弟，他排行老五。1998年，做理發生意的李年生經人介紹與當地一女子定了婚并迅速同居。可兩人同居后就一直吵吵鬧鬧。1999年的一天，李年生跟誰也沒有說一句話就走了。
3月31日，當記者找到李年生的三哥李胡生時，他高興地告訴記者：去年除夕下午，年生從海南打電話回來了。
“說了些什么？”記者問。
“年生說他在海南承包工程，生意還做得蠻大。”李胡生說，在電話里李年生還說自己成了家，并說今年3月份一定回瀏陽。但奇怪的是，沒過幾天，先前那人又打來電話，說事情多，3月份回不來。“以后就再也沒了聯系。”
“打電話的人說的是什么地方話？”記者又問。
“說普通話。”
報刊投遞員李友福調查了三口鄉的失蹤人員情況，五個村共有十人失蹤
此前，有報道說華湘村外出打工者失蹤6人。其實，華湘村失蹤人數為5人(該報道因東盈村失蹤的吳習驕的外侄是華湘村村民也誤將吳計入了進去)。同時，華湘村失蹤的人也不完全是打工失蹤的，而是隨著農村青年外出機會的增多而發生的。
一個村子有五個青壯年男子失蹤，難免使人對華湘村產生一些神秘感。
華湘村其實并沒有什么神秘。瀏陽市三口鄉位于羅霄山脈的連云山南側，屬丘陵地帶，華湘村的前身叫小湘村，2003年底，與臨近的村組合并后改為現名，人口也由1600多人增加到2400多人。
該村的年輕人大多外出務工，留守的村民除了種植烤煙外也種植一季水稻。村里有四家花炮企業，農閑的時候，村民就去這些企業幫工。
3月31日，記者去一家花炮廠找邱彩霞時，遇到報刊投遞員李友福。去年7月份以來，李友福利用走村串戶的機會，對三口鄉失蹤人員作了一次簡單的調查。據他說，除華湘村有五人失蹤外，在三口鄉的六個村和一個居委會中，還有東盈村的吳習驕和其他三個村的兩男兩女失蹤，而且失蹤的時間大多在八九年以上。
“失蹤的都是些什么人？”記者問李友福。
“都是年輕人。”
“以前你們這個鄉失蹤的人多不多？”
李友福想了想，說：“很少。過去，失蹤的人只有兩種類型，要么是老弱病殘，要么是精神病人。”
從李友福和部分村民的談話中，記者發現，一種有別于傳統的失蹤現象在農村出現，而且，新的失蹤人數上升很快。
記者還發現，華湘村五戶失蹤人家中，除李先國向公安機關報了案并積極尋找外，其他四戶既沒有報案也基本上不去主動尋找。更多的時候，他們只是拿出親人的照片暗自傷心。
“為什么不去報案？”記者問唐運偉的母親。
“我們不知道誰來管這件事。”57歲的唐母邊說邊掉眼淚。
“怎么不去找你兒子？”記者問邱彩霞。
“家里窮，沒錢。”邱彩霞一提到兒子就哭，“再說，我們不知道如何去找。”
“前些年的人口普查，你弟弟的問題是怎樣處理的？”記者問李尤爭。
李尤爭想了半天也答不出，只是一股勁地搖頭：“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告訴記者，在李莊建失蹤四年后，他分的田就被組里收回作了機動田。現在，李莊建當年蓋的新房早已垮掉，宅基地成了村民的菜地。
“有誰來問過你家里人失蹤的事情沒？”記者問一位失蹤者家屬。
“除了村民的關心和問候外，你這個記者是第一個來過問這些情況的‘有頭有臉’的人！”
3月31日的瀏陽時晴時雨，微駝著背的李先國一直陪同記者采訪。走在春草青青的鄉間小道上，記者和他談論最多的就是尋找李友帥。
“我一天也沒有失望過。三年多來，我向各相關部門發出了40多封求救信。”李先國說。
“寄出的信有回音沒？”記者問。
李先國尷尬地一笑，說：“不知怎么搞的，沒有收到一封回信！”
三言二拍 我期待著
范亞湘
獲悉瀏陽市三口鄉華湘村失蹤人員的事已有月余了，忙忙碌碌,拖到3月31日才成行。
那天，瀏陽時而出太陽時而下雨，我在李先國的陪同下在華湘村里出這家進那家，尋這人找那人，圍繞村子走了好幾圈，整整工作了5個多小時。在我采訪的時候，我甚至問到了每一個失蹤者的性格、外貌特征和身上是否有什么明顯的標志。我想，之所以要這樣詳細，就是要盡量去實現我在去瀏陽的路上所想到的一個目標：如果我們這次采訪于失蹤者的家屬尋找一事無補，那還不如不去。
我對故鄉一直保持著非常美好的記憶，更是將家視作放松自己的自由自在的港灣。我不知道幾位失蹤者是否有我一樣的想法，也不知道他們是否還活在世上？如果他們沒出現意外，那必定生活在他鄉的天空下。因而，我不禁想對他們大膽地問一句：你在他鄉還好嗎？同時，遠離故鄉的游子，知道家人日夜在思念著你們嗎？其實，在外奮斗沒成功也沒關系，家人擔心的并不是你是否發達，而是你的平安！
我雖然是一個大男人，平時意志也特別剛強，但是，我見不得傷心和眼淚。當湯桂香拉著我的手嚎啕大哭時，我的心也在滴血。倘若不是李先國看出了我的身子已經在顫栗并迅速拉開了他的愛人，我真不曉得自己會不會也跟著大哭一場！
可以這樣說，自從做記者以來，我就一直遵循著嚴謹扎實的作風。我最不喜歡的就是那種浮光掠影、道聽途說的采訪。然而，在現今這個浮躁和新聞過于注重“時效”的年代，有的人在采訪時就已經沉不住氣了，以至于寫出的報道連一些基本情況都漏洞百出也敢示眾。在4月2日寫佘祥林的那篇文章中，我曾經談到了新聞的真實性問題，今天重復這句看似與主題毫不相干的話，無外乎就是想在此大聲疾呼一下：我們要給讀者提供經得起時間檢驗的新聞！我相信，這是我們絕大多數具有職業良知的記者所期待的。
其實，也只有真實地報道了瀏陽市三口鄉華湘村失蹤人員的情況，才能對家屬的尋找有益，才能充分體現我們這個社會對那些弱勢人群的人文關懷。看來，我們做新聞的什么時候都不能馬虎啊！
不過，我現在最關切的還是至今仍下落不明的幾位失蹤者。如果他們有機會看到我這篇急就的文章，就一定請他們主動和家里人取得聯系。我衷心地期待著奇跡早日出現，期待著再次赴瀏陽采訪某位失蹤者回家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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