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錢富翁”救腦癱兒抱子行乞
2012年03月12日
在左國棟隨身攜帶的感恩錄中記錄著各種感動
2000年，在福建武夷山創辦“一分錢讀書社”的左國棟，曾幫很多人圓了讀書夢。逐漸將這種書社模式發展壯大的他，也因此在2006年和季羨林、李嘉誠等同時成為當年的感動中國候選人。
命運沉浮，世事無常。為了籌集費用救治年幼的腦癱兒子，從去年7月份開始，53歲的他抱起兒子，開始了乞討生涯。
八個月的行乞生活，左國棟經歷了種種世事的悲喜和無常。3月7日，福州街頭雨中，54歲的他雙手合十，為自己幸運地等到了那根救命稻草而虔誠感恩。
-特寫
行乞路上獻血感恩
在八個月的行乞日子里，那個斜挎在身上的腰包，是除了兒子之外，左國棟最重要的東西。除了好心人的施舍，那里面還有左國棟手寫的感恩錄和獻血證。
“2011年7月10日，張某（不肯留名）從邵武趕到武夷山捐了一千元，留下幾行字就走了……”在左國棟的感恩錄中，他仔細記錄著每一個為他捐助的好心人。
“有人捐款，有人送我東西，從衣物到柴米油鹽。”甚至，在一個雨天，有位中學老師給他帶來了食堂買來的熱騰騰的盒飯。乞討期間，左國棟遇到的好心人，讓他欣慰又不安，所以，每到一個地方乞討，他都會獻一次血。
“大愛不言謝。目前沒有其他方法回報社會、回報好心人，我只能通過獻血回報社會，醫生說55歲是獻血的最后一個年限，我今年54歲，趁著還可以獻血多獻點。”他掏出獻血證對記者說。
按照左國棟最初的計劃，福州之后，他將繼續前往廈門乞討。終點在哪？他自己也說不清楚，“看不到希望的話，或許會一直行乞下去。血也會一直獻下去，直到不能捐獻為止。”
甚至，他還向記者詢問器官捐獻的相關手續，“等到不能獻血了，只能通過捐獻器官來報答社會了。”
十多年與書為伍的日子，還讓他有動筆寫書的念頭。“等到兒子手術后，有機會的話，一定要寫本書，不為別的，算是記錄和感恩這八個月乞討日子里遇到的每位好人吧！”
“富翁”
A
民辦教師、軍人、治安員、商人、工人……在1999年從武夷山木材轉運站下崗之前，左國棟嘗試過各種各樣的行當。時至今日，他仍搖頭擺手感慨，其中的坎坷浮沉一言難盡。
轉機出現在下崗后擺攤賣書的日子里，“讀書人很多，買書不劃算，所以我打算開一個以最少成本讀最多書的書店。”新世紀的第一個春天，左國棟租下了武夷山市區西林街偏僻處的店面，用自己收藏的圖書、擺攤剩余的書籍加上5000余元下崗費做成本，開了一家以喝茶坐閱休閑為形式的“讀者茶社”。
為了吸引更多顧客，一個月后，他將書社更名為噱頭更響的“一分錢讀書社”。
十二年后，回憶起當初的創舉，左國棟仍頗顯興奮。“讀書社實行會員制，最早會員辦卡每年只收33元，一年可以隨便看。后來又推出了一種鉆石貴賓卡，交上100元的卡費后，每天只收一分錢，一年下來只要3.65元。”
由于運營模式新鮮，第一年“一分錢讀書社”就吸引了眾多顧客，發展會員千余名，為了更大規模的發展，左國棟甚至賣掉了祖屋，一家人搬到書社內生活。
讀書社的微利運作和公益性質，還引起了政府部門的關注和支持，他甚至用“膨脹”來形容當時一分錢讀書社模式的發展。“不斷有領導前來視察，不斷有外地人前來學習，不斷有媒體報道宣傳，一下子就膨脹起來了。”
在左國棟讀書社模式發展的最鼎盛時期，他擁有26家連鎖分社，十萬冊圖書和一萬多名會員。也就是從那時候起，別人笑稱他為“一分錢富翁”。“其實別看攤子挺大，可因為確實是微利，再加上不斷進購圖書，刨去各種花銷一年下來結余最多也就萬把塊錢。稱我富翁，更多是精神層面的富裕和滿足。”
隨之而來的，還有各種榮譽和獎勵。2006年，經《新天地》雜志推薦，48歲的左國棟入圍當年的“感動中國”人物評選。入選理由是：“如今商品經濟社會，一分錢實在微不足道，可是幾經命運沉浮的他依舊堅信積土成山、集腋成裘的真理，精心設計的讀書卡形式在全國罕見……”
雖然最終未能入選，但左國棟仍說，那是他人生最得意的時候。
乞丐
B
和六年前的春風得意相比，如今左國棟不僅面色蒼老，而且頭發全白。即便染發之后，他也習慣戴著帽子遮蓋。
2007年8月23日，年屆五十的左國棟中年得子。當時正是劉翔大放異彩準備參加2008年奧運會之時，左國棟因此為孩子取名左翔。“希望將來他也能成為飛人。”
但命運和處于人生最得意時候的左國棟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在左翔不足一歲時，即被檢查出患有“小兒腦性癱瘓”，即“腦癱”。有北京的專家告訴他，孩子可以進行腦干細胞移植手術，但是醫療費至少要30萬元。
“四處求醫，八方接濟，還是無能為力。”眼看著原本會說話的孩子漸漸喪失語言能力，也無法站立，左國棟心急如焚。
去年七月份，萬般無奈之下，他抱起兒子，辭行家人，告訴還在讀書的女兒，說“要帶弟弟出去看病”了，從此踏上乞討生涯。
第一站，左國棟選在了沒有熟人的福建三明。“即便沒了尊嚴，也沒人認識。”帶著手繪的小海報，他在廣場上轉了一天，“但終究還是沒有展開海報坐下來乞討。”
“實在沒有經驗，張不開嘴；還有，當時我也確實考慮到了臉面和尊嚴。”這個最多時擁有著十萬冊藏書的“讀書人”坦言。
第二天，在一處偏僻的角落，左國棟壓低了帽檐，開始為兒子行乞。見孩子可憐，塊兒八毛的零錢開始扔進他身前的紙簍。
首次乞討等來的不僅有施舍者，還有警察。“有人以為我是人販子，就報警了。”在派出所，左國棟拿出身份證竭力辯解。他告訴記者，在八個月的乞討日子里，類似的經歷至少有五六次。“他們也是好心人。”回憶起那些事，左國棟笑著說。
為了避免再次被誤認作人販子，去年8月26日，左國棟專程回到家鄉，委托司法部門做了親子鑒定。
獨自闖蕩乞討的生活，再加上照顧孩子的壓力，也曾讓左國棟心灰意冷。在三明期間，為了籌集更多善款，他打印了500份傳單，在下班高峰期從一處八層的辦公樓樓頂撒落，“人來人往，愿意去俯身撿起來看看的卻寥寥無幾。”
天色將黑，左國棟準備下樓時卻發現，下班后這棟辦公樓已經逐層封閉鎖死。再次爬到樓頂的他抱著腦癱的孩子，萬念俱灰想做個了斷。“看看孩子，心又軟了。”幾次糾結之后，他等來了好心人的報警和好言勸慰的警察。
當地媒體報道此事后，仍在讀書的女兒知曉了實情。父女兩人在電話中痛哭，最后左國棟寬慰女兒說：“行乞和要飯不一樣，為了給弟弟治病，爸爸不丟人。”
未來……
C
2月28日，左國棟來到福州乞討。在這個有著七百多萬人口的城市街頭，他瘦弱的身影顯得更加微不足道。
三明、龍巖、漳州、泉州、福州，一路行乞，左國棟都在尋找那根救命的稻草。3月5日，學習雷鋒日。這一天，左國棟也等到了“雷鋒”。
當天下午，福州興業國際信托有限公司在了解了左國棟抱子行乞的故事后，打電話給他，表態要捐出25萬元。 據了解，興業國際信托有限公司的一位領導看到當地媒體報道后，大受感動，表示愿意提供幫助。目前，該愛心單位工作人員正處理相關事宜，愛心款項將通過慈善機構轉給左國棟。“加上這大半年社會好心人的幫助，左翔治療的費用就能湊差不多了。”
此外，北京幾家醫院也主動聯系他，希望能為左翔的治療提供些幫助。
3月7日，心里充滿了希望的左國棟環視著租住的不足五平米的房間，心情也頗為寬暢，“三十塊一天，這樣的條件就不錯了。你看，電視都還蠻清楚的。”因這筆善款估計本周才能到賬，3月8日，左國棟帶著兒子先行回到了武夷山家里。
看到了希望，左國棟對生活又有了滿滿的計劃和打算。
他告訴記者，自己最不舍的，一個是書店，另一個就是兒子左翔。如今兒子的治療費基本湊齊，他祈望能夠通過手術，讓兒子好轉起來。“不再奢望他成為‘飛人’，能夠像正常人一樣生活自理，我就知足了。”
而對于一手創辦經營起來的讀書社，左國棟則充滿了矛盾。
十多年后，左國棟坦言自己當年沒有被宣揚的崇高和偉大，“最開始的目的就是賺錢，在薄利多銷的前提下，一分錢也是可以盈利的。”
他還直言，表示自己沒有預料到電子閱讀會如此迅猛的發展。“那時，電腦還沒這么發達，電子閱讀，也是沒有的事。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讀者會員就像潮水一樣退掉。”再回首，物是人非，左國棟也如此感慨。
如今，位于武夷山市區文化館三樓，曾經紅火的“一分錢讀書社”已經門庭冷落。“兩年多沒有進購一本書了，圖書處理的僅剩一半，僅存的幾家分社也名存實亡，會員也只剩下兩三百了，一直處于虧損狀態。”
左國棟說，常常有人勸他，不如把書社和書處理掉，但他不舍得放棄，目前書社由他愛人照看。“書社場地租賃合同還有兩年多到期，雖然一直虧損，但繼續經營下去，全家還有個落腳處……到時候再說吧。”
不管是紅火還是冷清，左國棟都把書社視為自己的一個夢想，“可以有人接棒，但萬萬不能毀掉。往小處說，那是我的夢想；從大處講，那是一種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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