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林彪的九次分歧和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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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林彪，自1928年在井岡山相識之后，在民主革命時期由師生到戰友，密切合作是主流。但是，他們之間也有過許多這樣那樣的意見，擇其要者就有這九次——
第一次：毛澤東在開辟井岡山和中央革命根據地時，林彪曾疑星火燎原。毛澤東對之進行教育再教育，寫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8年，井岡山根據地遭“八月失敗”后，時為二十八團團長的林彪常發牢騷說：“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嗎？”一個井岡山，十個井岡山也是空的。進而，他提出了“井岡山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當時，毛澤東沒過多理會林彪的這些表現，曾對何長工說過：“林彪的說法是小孩之見。”但過了兩個月，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文中，系統地回答了包括林彪在內的一些人提出的“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問題。
1929年初，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主力下山開辟中央革命根據地。是年5月18日，紅四軍前委在瑞金召開擴大會議，討論時局和紅軍行動方針。毛澤東提出在游擊區建立鞏固根據地的主張，遭到一縱隊司令員林彪等人的反對。林彪對時局和革命前途發表悲觀言論，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在行動上只贊成在粵贛邊區域的流動游擊，不贊成毛澤東關于建立鞏固的根據地的主張。
在1930年元旦到來之際，林彪又給毛澤東寫信，以賀年的形式坦敘了自己對時局的看法和心中的困惑，希望能得到毛澤東的幫助。毛澤東于1月5日給林彪寫了一封語調溫和、觀點鮮明、文字精妙的回信，這就是收在<<毛澤東選集>>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毛澤東溫和地批評林彪缺乏“建立紅色政權的鞏固和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觀念”。毛澤東以嚴謹的邏輯和生動的語言闡述了他的“農村中心理論”，大大地發展他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標志著“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理論的基本形成。
第二次：在反“圍剿”戰爭的后期，毛澤東愈來愈受到王明路線的排擠。林彪曾多次批評“左”傾路線的瞎指揮，但后來卻與毛澤東的一貫主張相左，表態支持“短促突擊”。
1932年10月，在寧都會議上，毛澤東被解除軍權。1933年1月，王明路線統治的臨時中央由上海遷來中央革命根據地，毛澤東越來越被排擠和孤立。在反“羅明路線”和“鄧毛謝古”的斗爭中，一批追隨毛澤東正確路線的干部受到“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也跟著毛澤東倒霉。毛澤東回憶當時的處境時說：“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扔到糞坑里，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作為一直追隨毛澤東的紅一軍團司令員林彪，沒有受到多大的沖擊，沒有卷入這場政治斗爭的漩渦中心。他幾乎以全部的精力，埋頭鉆研戰術，指揮戰斗。
林彪作為毛澤東培養起來的軍事干部，在實戰中一直堅持毛澤東的戰法，同“左”傾路線的瞎指揮進行斗爭。在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從1934年2月5日初，林彪連續6次上書中央軍委，明確反對博古、李德的教條主義，瞎指揮以及陣地戰、堡壘戰和“短促出擊”戰術原則，力主從實際出發，用機動靈活的誘敵深入、運動戰的戰法殲滅敵人有生力量，以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這是難能可貴的。
不久，“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到紅一軍團作報告，講了一天陣地戰和“短促出擊”，林彪的態度和觀點從此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6月17日，他在《戰爭與革命》第4期上發表》論短促出擊》的文章，一改往態，大贊“短促出擊”戰法，說它“不僅能取得戰術上的勝利，而且能取得戰役上的勝利”。林彪對“短促突擊”作了26條洋洋五千言的發揮，儼然成了這一戰術的專家。
林彪的這些言論明顯與毛澤東的軍事思想相左，也與他自己的實際經驗和一貫主張相背。當時，許多紅軍將領表示不解。伍修權稱林文是“對左傾教條主義的作戰方針表示擁護”。聶榮臻認為，這是“一個政治上的表態”，即向“左”傾路線代表人物的屈從。毛澤東當時并沒有對林彪進行批評和教育，但在40年代延安整風時，把林彪的<<論短促出擊>>一文收編進<<六大以來>>文件匯編，顯然是作為非正面教材以警示后人的。
第三次：長征途中，毛澤東指揮紅軍四渡赤水出奇兵，而林彪竟要求撤換毛澤東。在會理會議上，毛澤東批評林彪是不懂事的“娃娃”。
遵義會議以后，毛澤東成為中央領導的核心。為粉碎強大敵人的圍追堵截，毛澤東指揮紅軍四渡赤水河，進逼貴陽、昆明城，然后北襲金沙江。1935年5月上旬，紅軍抵達會理城區，終于把敵人遠遠甩到了后面，取得了戰略轉移中的決定性勝利。毛澤東曾對陳毅說過，“四渡赤水”是他一生戎馬生涯、身經百戰中的“得意之筆”。
但是，身為紅一軍團長的林彪對此另有評價。他認為“盡走弓背路”，這樣下去會把部隊拖垮。所以，在會理地區休整時，他給彭德懷打電話說：“現在領導不成了，你出來指揮吧。再這樣下去，就要失敗了。我們服從你的領導，你下命令，我們跟你走!”彭德懷在電話里拒絕了林彪的要求。林彪隨后又向中央寫信，再次提出他的主張。信的大意是：“毛、朱、周隨軍主持大計，請彭德懷任前敵指揮，迅速北進與四方面軍匯合。”
與此同時，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劉少奇和政治委員楊尚昆也向軍委發了電報，反映了基層指戰員的一些消極情緒。毛澤東看到劉、楊的電報和林彪的信后，引起很大警覺。他認為這不是個別人的一般看法和意見，而是對遵義會議的反思和認識，必須認真解決，以鞏固和發展遵義會議的成果。
毛澤東在這里確實冤枉了彭德懷。24年后，林彪在廬山會議上終于說出了他的信與彭德懷無關。
第四次：毛澤東領導紅軍奠基西北，而林彪卻鬧著要到陜南打游擊；在隨后進行的東征中，毛澤東與林彪之間又發生爭論。
中央紅軍經過兩萬五千里長征，于1935年10月到達陜北。毛澤東和黨中央決定把中國革命大本營放在大西北。由林彪統率的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為主力取得了直羅鎮戰役勝利以后，毛澤東興奮地說，這一勝利為中央的這一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可是林彪卻另有想法，他三番五次地鬧著“去陜南打游擊”。
瓦窯堡會議之前，中央在向各軍團首長征求對戰略問題的意見時，林彪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到陜南打游擊的意見。12月9日，林彪給毛澤東寫信說：“我對脫離現任職務改作游擊戰爭已具有不移之心，一周來雖然數次向軍委請求，而卒未獲準，致我非常不安。目前實為脫離部隊之惟一良機，故決不因任何故障而改變決心。且準備于不得已時，寧可忍受處分。我很盼望你最后仍贊助我的建議，則不勝欣慰。”隨后又于12月12日、15日、18日連電中央，堅持己見。
過了兩天，毛澤東不放心，于12月21日再電彭德懷并轉林彪，指示：“在日本占領華北地區的形勢下，陜南游擊戰爭不能把它提到比陜北等處的游擊戰爭還更重要的地位，實際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擊戰爭提到似乎比主力紅軍還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紅軍主要干部去做游擊戰爭)，這樣的提法是不妥的。林在某些問題上的觀點是同我們有些分歧的，中央認為有當面說明之必要的?，F在前方軍事不緊張，因此仍望林來中央一行，并在此一個時期，這于林是有好處的。”
林彪接電后，于12月21日、23日兩次復電中央和毛澤東，仍堅持己見說：“中央現尚未批準我改變工作的建議，則目前我無來中央之必要。”并辯解說：“我從沒有說陜南比陜北的工作還更重要，游擊戰爭比主力紅軍還更重要的話，我根本就沒有這樣的錯誤見解。” 此時，中央已根據瓦窯堡會議精神，決定并部署東征。12月24日，毛澤東和周恩來聯名致電林彪等人，下達關于準備東征的行動計劃。電報還關切問及“林彪同志動身來中央否？”可是，林彪于12月26日回電中央說：“我還在期望中央批準我打游擊戰爭。”
鑒于林彪這種軟磨硬施的態度，中央于12月29日23時電令他：“接電立即來中央討論你的工作問題，職交左權暫代。”林彪這才于1936年1月1日回電中央：“決明日動身去中央。”
林彪到中央住了半個月，在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的說服教育下，不再鬧著到陜南打游擊了。2月下旬，他率紅一軍團東渡黃河。參加了毛澤東親自指揮的東征。
在東征過程中，毛、林之間又發生了關于紅一軍團作戰方向問題的分歧和爭論。毛澤東指示林彪率領紅一軍團(右路軍)的作戰方向是晉西南地區，以確保黃河渡口，依托陜北，伺機向南向東發展。而林彪則于3月27日、30日、31日連發數電，堅持其主力應向晉東南挺進。林彪甚至提出讓毛澤東回到陜北，說：“彭、毛兩同志及方面軍機關移至陜北蘇區，與中共中央諸同志在一起工作為好，以便集中人力、精力、時間，充分冷靜考慮指導全部政治、軍事、外交大計。彭、毛隨部作游擊戰爭，今日至此，明日至彼，必有礙指揮。”
第五次：在洛川會議后，毛澤東力主八路軍的作戰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而林彪卻熱衷于大兵團的運動戰。林彪指揮平型關戰役獲得大勝，毛澤東完備地提出了八路軍的作戰原則是“基本的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
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后，為研究黨和軍隊參加抗戰的問題，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提出，八路軍的作戰方針應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毛澤東的這一方針是從八路軍的實際出發，并且考慮了打敗日本之后建立新中國的任務。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不能突出運動戰和陣地戰，不能與敵人拼消耗，只能發展游擊戰爭，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進行持久戰。
會議在討論毛澤東的意見以及“游擊戰和運動戰”的問題時，出現了各種見解和爭論。據聶榮臻的回憶，林彪的意見與毛澤東是不同的：“林彪不同意打游擊戰。他在會上說，要以打運動戰為主，搞大兵團作戰。他的思想還停留在同國民黨軍隊作戰的那套經驗上，覺得內戰時我們已經可以整師整團地消滅國民黨軍隊了，日本侵略軍有什么了不起!他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估計太低。”
18日，林彪依據前方戰局向毛澤東回電，提出：“在敵目前進攻的情況下，我先頭旅應以作戰滅敵為主要任務。”隨后又致電毛澤東，主張以一一五師兩個多旅的兵力在現地協同友軍作戰，“暫不應以做群眾工作為中心”。他強調：“目前軍民正在看我軍直接參戰，如我參戰兵力太少，則有失眾望。”“目前須以打仗、捉俘虜，來提高軍民抗戰信心，提高黨與紅軍威信。”
顯然，毛澤東與林彪之間有分歧：林彪是從一一五師所處的前方實際出發，時間、地點均對我有利，且具有重大政治意義，力主在平型關打一仗；毛澤東則是從八路軍本身實際情況和戰略全局出發，主張把主要精力放在創建敵后根據地上，盡量避免以主力和日軍正面作戰，因為那樣既不能從根本上阻止日軍進攻，也不利八路軍的發展和壯大。
毛澤東雖然有條件地接受了林彪的意見，但他還是擔心林彪沒有放棄堅持運動戰的觀點，他囑咐彭德懷要做好林彪等人的工作。在上述給彭德懷的電報中，毛澤東以很大篇幅再次分析了敵、友、我三方的形勢，指出：“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好戲中一定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毛澤東對彭德懷說：“我完全同意你18日電中使敵深入山西，還處在我們游擊戰爭的四面包圍中這個觀點，請你堅持這個觀點，從遠處大處著想，對于個別同志不妥當的觀點給予深刻的解釋，使戰略方針歸于一致。”
在得到毛澤東的批準之后，八路軍總部于
平型關大捷，是八路軍出師華北地區前線打的第一個大勝仗，也是中國抗戰開始以來取得的第一個大勝仗。它用事實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斗志，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政治意義巨大。林彪一夜之間成為抗日英豪，民族英雄，他的名字家喻戶曉。
在延安的毛澤東也十分高興，立即致電前方慶賀這一勝利。平型關大捷促使毛澤東思考，以新的經驗完善和補充了他關于八路軍作戰方針的思想。
第六次：在占領和爭奪東北的斗爭中，身在前線指揮的林彪屢次向毛澤東、中央提出不同意見和建議，促使毛澤東和中央的戰略方針由“獨占東北”到“讓開大路”的轉變。
抗戰勝利以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為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派出十萬大軍、兩萬名干部，包括二十多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火速奔赴這塊具有重大意義的黑土地。在如此強大的陣營中，林彪擔任東北人民自治軍總司令這一最顯赫的職務。
中央和毛澤東對東北的戰略方針是御敵于關門之內，搶先獨占東北。
但是，實現這一方針是非常困難的。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官杜聿明親率兩個美械軍抵達山海關，于
林彪經過縝密的思考，向中央軍委發電，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見。他在
林彪的這封避免錦州決戰的電報，得到中央軍委的理解和同意。但又令他調動兵力，在“敵側后消滅敵之一兩個師，遲滯敵之前進。”林彪作了部署，然又因主力部隊尚未到達，這場預計的殲滅戰不戰而罷。
下步怎么辦？在
幾天之后，即
正在延安養病的毛澤東，認真閱讀了林彪等人的建議。經過深思熟慮，他于
在林彪、陳云等人的積極建議下，毛澤東和中央終于把黨在東北的戰略方針由“獨占東北”改成為“讓開大路，占領兩廂。”這一方針，為東北工作指明了方向，對日后全國解放戰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林彪并非“一貫緊跟”毛澤東，也不是“一貫反對”毛澤東。林彪不是自稱“一貫緊跟”嗎？僅本文所列就有九次他沒有緊跟。“一貫反對”嗎？上述九次分歧的性質沒有一件可構成所謂的“路線斗爭”，更構不成敵我矛盾。
第七次：在爭奪四平的戰役中，毛澤東提出：“化四平為馬德里”，“不惜重大傷亡”，“死守四平”。在前線指揮的林彪雖有不同意見，仍聽從了毛澤東的決定。實踐證明，四平戰役得不償失。
林彪對東北實現和平的前景以及“最后一戰”的提法，是有不同看法的。
但是，林彪還是服從了毛澤東、中央對形勢的分析和部署。林彪統率東北民主聯軍，依據中央決定，乘蘇軍已從中長鐵路撤軍，而國民黨還滯留于西滿的有利時機，在3月中旬攻占四平，4月中下旬先后攻占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重要城市。至此，中長鐵路的開原以北段全部處于我軍控制之下，形成了背靠北滿，依據內線迎擊大舉北進的國民黨軍隊的戰略態勢。
中共拿下四平、長春、哈爾濱和齊齊哈爾等城市，是為了在東北實現停戰的談判中處于有利的地位。但是，在實際上卻激起了蔣介石更大的貪欲和報復之心。蔣介石到處鼓動說，四平乃是“黨國命運所系”，“沒有四平就沒有東北。毛澤東和蔣介石都是從政治需要出發，在四平的決戰難以避免。
毛澤東的這些決策，實際上暫時改變了他原來制定的：“讓開大路，占領兩廂”的方針，從“兩廂”又回到了“大路”，在“大路”上與蔣軍殊死爭奪。
開始，林彪并不認為毛澤東在四平、長春一線同蔣軍死打硬拼是明智的。在四平保衛戰前夕，即
同一時期，黃克誠也致電中央，認為在敵我力量懸殊太大的情況下，堅守四平有極大困難。
然而在戰斗打響以后，林彪于
四平之役血戰1個月，打得十分殘酷。蔣軍傷亡萬余人，民主聯軍也傷亡8000多人。
毛澤東沒有因林彪沒有“死守”住四平而責怪他。相反，復電林彪稱：“四平我軍堅守一月，抗擊敵軍十個師，表現了人民軍隊高度英勇頑強精神，這一斗爭是有歷史意義的。” 什么“歷史意義”呢？實踐作出了回答：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我軍如果不以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而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其結果必然是人地兩失。
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與黃克誠就四平之役責任問題曾發生過爭論。毛澤東說：“固守四平，當時是我決定的。”黃克誠則說：“是你決定的也是不對的。”
第八次：毛澤東決策發動了遼沈戰役，但先從那里打起？毛澤東與林彪之間出現分歧和爭論。毛澤東后來曾感嘆：“戰錦方為大問題。”
東北戰場的決戰，主要是消滅龜縮在長春、沈陽、錦州3個孤立據點中的蔣軍力量。但是，仗先從哪里打起呢？
早在
林彪則擔心主力從北滿南下，遠道攻打錦州，如攻不下，敵援軍一到，將陷我軍于被動地位。所以，他再三提議先打長春。毛澤東復電表示同意。但是，5月下旬，東北野戰軍以兩個縱隊試攻長春，發現長春并不像預期那樣容易攻下，遂改用圍困之策。
可是，
在毛澤東的嚴厲批評下，林彪終于作出決定：盡力爭取早日出動，南下攻打錦州北寧線。
按照這一部署，林彪親率東北野戰軍主力，迅速在北寧線發起攻擊，切斷錦州與關內和沈陽之間的聯系，形成對錦州的包圍態勢。蔣軍沒有想到林彪有此行動，眼看切斷其通往關內的大門，立時慌了手腳，內部爭吵不休。蔣介石親飛北平，調集5個師，并決定放棄煙臺，抽出第三十九軍，經海運到葫蘆島登陸，組成援錦東進兵團。
林彪得知這一情況后，心想“預備了一桌菜，來了兩桌客人”，深恐打錦州時陷入沈陽，葫蘆島兩大援敵的夾擊中，因此，攻錦決心再次動搖。
電報雖然提出了兩個方案，但其基本傾向十分清楚，即：放棄戰錦，仍回師打長春。羅榮恒再三考慮，認為不妥，于是說服林彪撤回了這個電報。因電報已經發出，羅榮恒便親擬撤銷這個電報和再增加北寧線作戰兵力的電報報軍委。
毛澤東
意猶未盡，過了兩個小時，毛澤東又發一電，反復講明現在戰錦比發后戰錦的種種有利條件，指示：“只要打下錦州，你們就有了戰役上的主動權，而打下長春，并不能幫助你們取得主動，反而將增加你們下一步的困難。”
0月4日凌晨，毛澤東收到羅榮桓擬稿的后一封電報后，才松了一口氣，于晨6時復電表示：“你們決心攻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們和你們之間的一切不同意見，現在都沒有了。”
其后的情況就是眾所周知的。在林彪的指揮下，東北野戰軍
1963年羅榮桓逝世時，毛澤東在悼念羅帥時還想起了當年決策戰錦的事。他感慨地說：“長征不是艱難日，戰錦方為大問題。”70年代，他又講過：當時這個仗真是難打！發了這么多電報，他（林彪）就是不敢打。
第九次：黨中央決策抗美援朝時，林彪反對出兵參戰，免得引火燒身。毛澤東則力主出兵援朝，指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
在危急關頭，朝鮮政府首相、人民軍最高司令長官金日成向蘇聯和中國請求援助。
毛澤東當即召開書記處緊急會議，討論對策。毛澤東明確表態：這件事要管，不管，美國侵略者更猖狂，無論對朝鮮、對中國、對整個東方，都是不利的。但是，與會者的意見不盡一致。大家主要是擔心在裝備和火力方面我軍與美軍懸殊太大。
林彪發言的大意是反對出兵。他說：主席讓我們擺擺我們出兵的不利情況，我很贊成。我們剛剛建國不久，百廢待興，國力很弱，沒有能力再打仗。特別是我們沒有同美軍較量過。我還是那個意見，要慎重。我們打蔣介石，用小米加步槍就可以了。國民黨軍隊的武器裝備比我們強得多，但優劣還不那么懸殊，而美軍就大不一樣了。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強國，軍隊裝備高度現代化。美軍一個師擁有幾百門炮，而我軍的一個師才有幾十門炮，坦克更少了。美國有強大的空軍和海軍，而我們的空軍和海軍才剛剛開始組建。我軍入朝既無空軍掩護，又無海軍支援。我們出兵參戰，仗打起來是沒有界限的，如若貿然出兵，倘若沒有把握把美軍頂住，反而把戰火引到我們東北，那就糟了。我看還是加強東北邊防為好，免得引火燒身。
此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解放軍副總司令、西北局第一書記彭德懷，從西安緊急應毛澤東之召乘飛機抵京，急赴中南海參加會議。
在
彭德懷的發言和對毛澤東的明確支持，使會議氣氛轉變，很快作出組建中國人民志愿軍、出兵抗美援朝的決策。
關于志愿軍司令人選的問題，毛澤東和中央常委曾考慮請林彪擔任。因為林彪當時是同級軍事將領中最年輕的，在解放戰爭時期是東北地區的主要領導人，參戰部隊又多是原東北野戰軍即林彪的老部下。大出毛澤東所料的是，林彪稱病拒受此任。他說他每晚失眠，身體虛弱多病，怕風、怕光、怕聲音，難以勝任。林彪上述病癥確實存在，但其深層次原因則是他反對出兵。在此情況正下，毛澤東才把帥印授予彭德懷，由彭德懷擔任了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
對于毛澤東與林彪的九次分歧，我們認為似可作如下評說：
林彪并非“一貫緊跟”毛澤東，也不是“一貫反對”毛澤東。林彪不是自稱“一貫緊跟”嗎？僅就拙文所列就有九次他沒有緊跟。“一貫反對”嗎？上述九次分歧的性質沒有一件可構成所謂的“路線斗爭”，更構不成敵我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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