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歲老太幫保姆成為金牌月嫂
2012年7月19日
在孫世英的幫助下，保姆邦燕考取了月嫂職業培訓證書
孫世英家寬敞的客廳幾乎被記者擠滿了。他們扛著攝像機、舉著錄音筆，記錄下這位92歲老太太的一舉一動。
記者們是被這樣一則社區新聞吸引來的：從1985年至今，孫世英前后雇用了約20位保姆，她幫助其中的幾位學習了從解剖生理、內分泌知識到英語、縫紉、財會等技能。從農村來到城市打工、出入孫家的這些小保姆，如今有人成了月薪近萬元的“金牌月嫂”，有人當上初中英語教師，還有人成為企業會計，走上了自己過去未曾預料的道路。
在新聞里，人們稱孫世英為“春蠶奶奶”，她還登上了一家電視臺的“好人榜”?？蓾M頭銀發的老人覺得，自己只是做了些再平常不過的事。“她們到我家時都是十幾歲的小姑娘，如果不是家境不好，也不會這么早就離開父母和學校。如果她們渴望改變自己的命運，我愿意幫助她們。”
“這些小姑娘就像我的孫女一樣”
“春蠶奶奶”如今與女兒、女婿一起住在北京北四環外一套三室兩廳的房子里。由于女兒堅持做“丁克”，這個三口之家的平均年齡已經超過70歲。按曾經在這里打一年多工的保姆小荷的說法，這是個“典型的老齡家庭”。
上世紀80年代，孫世英從鄭州鐵路中心醫院婦產科離休。那時她居住在鄭州，常年被心臟病、高血壓等疾病困擾，于是家里開始請保姆。
從那時到現在，時間已經過去20多年，孫世英家也先后換過將近20位保姆。但只要她們在這里工作上幾個月，這位曾經中風、患過乳腺癌的老人總能記得住她們每一個人的名字，甚至還保留著其中一些女孩的照片。
“安芳、艾菊、鳳如、邦燕、小荷……”她伸出生滿皺紋的手指，一個個數著說，“我家里人不多，兒子一家移民美國，所以這些小姑娘就像我的孫女一樣。”
當年18歲的河南姑娘安芳是這家的第一個保姆。在老太太看來，她雖然已經初中畢業，卻對繼續學習文化知識不太上心。不過，孫世英也發現，安芳喜歡做縫縫補補的活兒，于是干脆在60元工資的基礎上，又每月補貼她15元去縫紉學校學習。
艾菊則是個愛學習的姑娘，并且特別喜歡學英語。曾經在教會學校讀書的孫世英幫她買了錄音機，教她口語，甚至常主動對艾菊說：“那我們就開始conversation(對話)吧！”后來，艾菊繼續讀了中專、大專，在河南一所中學當上了英文教師。
不過，最令老人唏噓的還是鳳如。鳳如的母親是續弦，她在家有幾個同父異母的兄姐。7歲時，父親去世，這一母一女就顯得更多余了。她僅僅讀到小學二年級就被迫輟學，不久便進城打工。
在老人家里的日子，或許是女孩生命里的一段悠閑時光。那時孫世英和老伴兒的生活都可以自理，鳳如只需要做些簡單的家務活兒，每個月能賺上80元。日子久了，孫世英發現鳳如連日常漢字也認不全，就教她識字、寫字，再教她寫信的格式。
過去“半文盲”的女孩，開始興高采烈地寫信回農村，問母親“現在過得好不好”。
但時間不長，她的嫂子生了小孩，哥哥叫她回去幫忙照顧。臨走時，孫奶奶送了她一件呢子外套，而她抱著奶奶的肩膀痛哭。等待著她的生活并不難預料——回到家鄉，給家人做保姆，拿不到一分錢的工資，僅僅能解決住宿與三餐。
“那孩子太苦了。”坐在家里的木椅上，傴僂著背的老人回憶道，并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她曾收到過一封鳳如寫來的信，這個識字不多的女孩在信里寫道：“我很痛苦。”
孫世英給鳳如的哥哥打了一個長途電話：“她在我這里可是有工資的，回家你好歹也要給她點兒零用錢吧。”
但她并不知道自己的電話是否起到作用。老人后來搬到北京與女兒同住，變了郵寄地址，她再也不能收到鳳如以往每年都會寄來的賀年卡了。
“我和她可有話聊，待在一起話就多”
如今，在孫世英家里，31歲的張崇是剛剛來了兩個多月的保姆。事實上，這是她在結婚后第一次出門到外地打工，第一次走進北京。
在這個巨大的城市里，短發、微胖、不愛與外人交談的張崇是極為不起眼的一個人。她是被“換過來的”。過去，她的丈夫在南方一座城市開公交車，收入還不錯。但這兩年，丈夫被檢查出患有惡性腫瘤，他只能回到河南駐馬店的農村老家照顧兩個孩子，并讓妻子外出打工。說到自己家里的狀況時，她雙手交疊著放在膝蓋上，神色平靜得像是談論別人的故事。
但孫世英知道，張崇希望能多賺點錢，就像曾經在這家里待過幾年的小保姆邦燕一樣——她如今已是“金牌月嫂”了。
盡管老人已經記不清邦燕究竟在自己家里工作了多少年，但她仍記得1992年第一次看見這個女孩的樣子。她長相清秀，身高卻只有1.38米，進門的時候怯生生的。
在來到孫家之前的幾個小時，這個矮小的女孩正在家政公司門口急得團團轉。在老家，她常常被酗酒的父親打罵。當時“年輕，脾氣太倔”的邦燕，干脆跟著曾在北京當保姆的表妹一起離家出走。但那個年代的家政市場遠不如今天開放，公司只接收有介紹信的人。“只帶了一張身份證”的姑娘傻眼了。
她在公司門口遇見了孫世英的家人，當聽說她的學歷是初中畢業時，他們將她帶回了家。在這里，最初連米飯都蒸不熟的邦燕是從做飯學起的。她還得嚴格執行孫世英的衛生標準。“透明的和發烏的可不一樣。”老醫生嚴肅地說，“如果是在醫院，我可得帶著白手套把房間里的犄角旮旯都摸一遍，手套不變色才行。”
回憶到這里，邦燕“咯咯”地笑起來，“其實她從來也沒這么檢查過。”
她有時候覺得奶奶“非常嚴，不是一般的嚴”，但更多時候她也承認，這些經歷對自己今后很有幫助。
更何況，不管怎樣，“我和她可有話聊，待在一起話就多”。晚上，她們能從9點聊到11點。有時候，邦燕發現孫世英的情緒不好，就會問一句：“要不然咱把房間給挪挪？”
所謂“挪挪”，就是像不少家庭主婦轉換心情的方式那樣，把房間里的家具來個“乾坤大挪移”。這時，好似祖孫倆人就會費勁地將家具全部換到新位置。“爺爺覺得我們做的事有些可笑，可我倆還覺得挺有滋味。”邦燕又笑了起來。
“她是用心對我好啊”
對邦燕發生最大影響的轉折，發生在她來到北京兩年后。那時，她已經對一般家務活兒駕輕就熟。在孫世英看來，邦燕每天都有大把的空閑時間，“那不如就來學點知識，反正也不耽誤事”。
早在上世紀30年代，孫世英就考取了位于南京的國立中央高級助產學校。她在那里結識了周恩來和鄧穎超，周恩來親切地稱她為“小老鄉”。有時，她會和同學們一起被邀請到周家“打牙祭”。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生產時，孫世英正在產房里見習，后來還因此與年歲相差不遠的于立群成了好朋友。
“反右”中，孫世英陪同丈夫劉琦行一起被下放到鄭州工作。直到離休前，她都在婦產科行醫。所以，這位老醫生想教教邦燕“解剖生理”。
如今回憶起那段故事時，老人記得這主要是由于邦燕曾經向她訴苦：“在農村，有病了都不知道怎么辦。”可在邦燕看來，自己當時可沒有一丁點想要學“解剖生理”的意思，甚至恰恰相反，“開始我太沒興趣了，我又不當醫生，學這個干什么？”
可時間畢竟是空下來了，邦燕想著，“反正又沒事，學點知識也好。”
每個星期總有兩個下午，這一老一少就趴在客廳的餐桌上學習。學習內容包括：月經是怎么來的，嬰兒是怎么出現的，內分泌系統的知識，甚至還有消毒步驟和營養學。盡管是“業余學校”，可孫世英毫不放松課堂上的要求，唯一的學生每堂課都得做筆記，下節課開始前要先通過測驗，直到“好了，這個課過關了”，才算結束。
“剛開始硬著頭皮”的學生漸漸從這門課里找到了樂趣。一個孕婦來家里做客時，孫世英拿出聽診器幫孕婦檢查，還讓一旁的邦燕也實踐了一把。那是她第一次聽到胎心，“覺得太好玩了”。
邦燕并不知道，這些當時看來好像不太用得上的知識，在她未來的生活中起到了關鍵作用。那時，邦燕仍對自己未來的道路一片迷茫。她只有二十幾歲，文化程度不高，與父母疏于聯系，背井離鄉，心里覺得自己“什么都不是”?？稍趯O奶奶看來，她卻是個“又自卑又自負”的女孩子。
老太太想給她介紹對象。邦燕的身高成了難題，先后3個男人都不同意。孫家一個親戚家的司機，盡管個子也不高，卻說：“我這么矮，可得找個高的。”第4個人最終成為邦燕的丈夫。那是個身高1.8米的男人，他的表哥與孫世英的女兒是同學，他也十幾歲就來到城市打工，家庭條件不算太好。
1999年，他們結婚。酒席只有一桌，是孫世英和家人幫著置辦的。邦燕在城里的親戚只有一個表妹，孫奶奶家算是“娘家人”。老人還將自己摸彩票時中的一臺25英寸彩電作為陪嫁。
“我這兒離不開人。你都結婚了，也不能把你綁在這兒。”孫世英這樣想著，終于與陪伴了自己好幾年的“孫女”分別了。邦燕生下一個女兒后，就在北京做起了月嫂。目前，她的月工資已經漲到了9000多元。
每當提到邦燕，老人驕傲的神情就像是說著自己的孩子：“她現在每個月的工資很高的！”不過，她又心疼地補充了一句，“聽說晚上常常不能睡覺，實在太辛苦了。”
至于邦燕，她今年已經40歲了，卻仍時常給老人打電話，向她請教產婦遇到的問題，也幫奶奶排解心情的郁悶。她說：“奶奶對我的改變，太大了。”
有人問起孫世英，究竟為什么要這樣幫助家里的小保姆。老人則會提起一個20年前的故事。邦燕剛到她家的第一天，孫世英就因心臟病住進武警總醫院。盡管病房里還有一張空床，但邦燕卻整夜未睡，盤腿坐在床沿，目不轉睛地盯著老人。她不知道什么是心臟病，也不知道這種病該怎么護理，但她“就是覺得害怕，就怕睡著了聽不見你叫人”。
“她是用心對我好啊。”老人拍了拍自己的胸口說道。
“人跟人應該平等”
有關“春蠶奶奶”和保姆們的故事，實際上是在一本名叫《歷程》的書里被找到的。這是孫世英老人90歲那年寫的自傳，講述了她和丈夫一生的故事。
在這本書里，與保姆相關的內容僅占其中的半頁。老人寫道：“我認為青年的女孩，初中文化，工作不易……來做家庭服務……我能培養幫助她們也是應該的。”她猜想，或許是由于將書送給了自己所在的黨支部，支部成員發現了這其中特別的一段并通知了記者，才使她受到媒體關注。
盡管幫助保姆的故事僅占其中極小的一部分，可孫世英卻覺得，正是那本書中敘述的生活和經歷，讓自己成了保姆們如今面對的這樣一個人。
她1921年出生于江蘇徐州，祖母家經營銀樓，是徐州城的第二大富商。父親曾參加北伐戰爭，任職團長，后又在徐州任過鹽務局糾察隊長和稅務局長，“都是肥官”。因此，孫世英從小讀幼兒園、教會學校、高級助產學校，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丈夫劉琦行與她青梅竹馬。劉父是黃炎培的同學，曾任國民黨蘇浙皖監察使、南京教育局長。劉母1909年就加入同盟會，后以“革命元老”的身份當選為國民黨的國大代表。
這樣的兩家人，或許很難想象，自己的兒女居然加入了中共地下黨。他們在南京舉行婚禮時，后來在臺灣出任“總統府秘書長”的國民黨元老張群前去道賀，李宗仁、宋美齡也專程派代表前往。正當這些國民黨大人物走進一樓大廳的婚宴時，地下黨卻正在二樓孫世英的新娘梳妝室里召開秘密會議。后來，劉琦行與父親背道而馳、加入共產黨的消息，甚至還曾登上多家報紙。
為了躲避蔣介石政府的迫害，這對年輕的夫妻曾躲去香港。1949年4月，政權改變前夕，他們乘船北上，回到北京。
如今，人們帶著對“春蠶奶奶”故事的好奇走進這個家庭，才得知了更多傳奇的往事。老先生劉琦行在幾年前去世了。嬌滴滴的千金大小姐為宣傳抗日一天走60里路以至于抱著腳痛哭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大半個世紀。如今出門已經需要坐輪椅的老太太，還是會時常將話題說回到那些過去的時光。
她說，自己一生為人受到兩個人的影響。一位是她的祖母，那是個善良的前清女人，如果有乞丐來家里討飯，這位女主人都會親自將好飯好菜送到乞丐面前。而另一位，則是她的“老鄉”周恩來，“他是個無兒無女卻毫不自私的人”。
“人跟人應該平等。”孫世英說，這是她參加革命后一直堅持到今天的信念。
今年正值“反右”運動55周年，她曾接到中組部原副部長李銳的電話，希望她寫寫劉琦行在“反右”中被下放時的情況。當談起這個話題時，一直很平靜的老太太承認，只有在1957年的時候，她“有些后悔”。
“我們是為了不做亡國奴才抗日，為了民主和自由，才反對國民黨，加入共產黨。”這位老黨員緩緩地說。
在談起為什么要盡心力培養家中的保姆時，孫世英總是毫不猶豫地回答：“那些小姑娘十七八歲就出來打工了，要是我的孩子17歲時，我可寶貝她。”
直到幾次聊天后，她才告訴記者，自己的孩子在那個年歲時，正值“文革”。當時她被隔離起來，關在一個學習班里，由6個年輕人看守。每天晚上200瓦的燈泡亮著懸在頭頂，令她無法入睡。老地下黨員劉琦行每次送飯時，都將一小張透明紙包成團放進飯盒一角，紙上有時寫著“一定要堅持說實話，不要怕威罵”，有時寫著“說實話吃好飯”。
“那些看管我的青年們，她們哪有這種做地下工作的經驗。”老人在自傳里這樣寫道。只是，由于這場家庭變故，她的孩子大病一場。
“我有時很難過，想回家，但又不甘愿回去”
并不是每一個保姆都愿意學些什么。孫世英把來家里工作的保姆歸納為3種：有些年輕人學習能力強，“我愿意培訓她，也不耽誤什么事”；有些中年人，可以學學營養知識和膳食搭配；還有些人對學習沒興趣，也就“從不勉強”。
她常說，自己是個“脾氣不太好，要求比較高”的人。在她家里，門把手必須每天都消毒，回答問題不能用模棱兩可的“可能，差不多”，只能說“是”或“不是”。因為當了幾十年的醫生，她的鼻子特別敏感。一次，保姆從身旁經過，她聞到一點異味，就立刻送對方去醫院治療婦科病。學習也并沒能讓所有人都過上滿意的生活。2005年，只有20歲的小荷從甘肅老家的電腦學校中專畢業后來到北京。她找不到與自己專業有關的工作，只好想著“先到個人家過渡一下”。就這樣，她在孫世英家做了兩年多的保姆。
直到今天，她都不愿意提起自己的這段經歷，在談話中很少提到“保姆”兩個字，有時干脆就用“這一行”來代替。小荷承認，自己“從上學的時候就對這一行有抵觸”。僅有小學學歷的堂妹也在做保姆，這或許是她抵觸的原因之一。
一天，她走在街上，被塞了一張補習班的傳單。看看里面的科目，她覺得“會計班”看著挺不錯。回到家，孫奶奶也鼓勵她的選擇，還親自送她去報名。她一邊在奶奶家打工，一邊在學校上課，堅持了一年多，又考了專業證書。接著，她就徹底離開“這一行”，在北京的一家公司里當上了會計。
在小荷看來，“奶奶是個典型的好人”。直到現在她仍每周都去看奶奶，幫她家里交電話費、開通網絡，也向她傾訴自己心中的苦悶。她有時還會帶著男朋友一起回去，卻不說自己在這家里做過保姆，而是稱呼老人的女兒為“干媽”。
她還是沒有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她后來發現，自己其實不喜歡會計這份工作，每月工資3000多元，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里生活艱難。小荷拒絕與記者見面，在電話里，她的聲音聽上去仍舊充滿迷茫：“這樣就是安穩嗎？我也不知道。我有時很難過，想回家，但又不甘愿回去。”
月嫂邦燕則算是在城里站穩了腳跟。她的收入可觀，丈夫也在一家小區物業公司找到了比較穩定的保安工作。這個愛笑的女人如今對身份證上的名字“幫艷”并不怎么喜歡，在介紹自己時，她會鄭重其事地說：“我的名字是安邦定國的邦，燕子的燕。”
看上去生活正在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由于工作他們沒法照顧孩子，女兒在小學三年級時就被送回了邦燕的老家，四川青川。
正如孫世英老人所了解的那樣，在這座城市里，保姆與雇主之間的矛盾時刻存在。邦燕也未能例外。
去年，她曾被雇到一個三胞胎家庭。那3個嬰兒“小極了”，剛出生時分別只有3斤、3斤和3斤半。“只有這么大一點。”邦燕伸出雙手比了比。她照顧著三胞胎一點點長大，因為3個小男孩兒很少有同時睡著的時候，她只要稍稍打個盹就會被哭聲驚醒。
那段時間，邦燕實在累壞了。滿月那天3個孩子同時睡了兩個小時。就是那短暫的兩個小時，讓邦燕感到“實在是太幸福了”。年輕的父母對她非常滿意，甚至希望能雇她一整年。但三胞胎的奶奶卻極厭惡這位月嫂。邦燕一直想不清楚這是為什么，但憑猜測，原因大概是自己的喂養方法與老人常有不同。她先是被老太太攆走，然后又被那對年輕的夫婦接回家里。
一次，雇主給她放假回老家，她也不敢和女兒多待幾天，匆匆趕回北京。可沒想到，剛一回來她就徹底被那位奶奶攆了出來。年輕的父親給邦燕發的短信里寫著，他會讓孩子長大后記住月嫂的恩情，但他“實在無力阻止家長瘋狂的舉動”。
這家人或許并不知道，就在那次邦燕與自己的女兒分別后，剛上五年級的小女孩哭了很久。她在發給媽媽的短信里寫道：
“媽媽我不會讓您操心了。我會好好學習的，等將來考上北京大學就可以和你在一起了。媽媽我不會常煩你的，但也要常聯系哦！媽媽你有什么辦法讓我想你但不哭嗎？媽媽如果我想你忍不住給你打電話煩你，請不要閑(嫌)我煩好嗎？好了媽媽，再見。”
在邦燕的錢夾里，除了一家三口在老家的合影，還一直放著三胞胎的照片。她總覺得，就連對自己的孩子，她也沒有“這么呵護、這么付出”。今年過年時，她趁老人不在家的時候，專門去看了一次已經長高長壯的三胞胎。
可這件事還是傳到了三胞胎奶奶的耳朵里。她給邦燕打來電話，在夾雜著臟話的語句里只表達了一個意思：“我們家孩子不用你看。”邦燕默默掛斷了電話。
“我多了很多孫女，這是福氣啊”。其實就在孫世英老人的家里，也并非沒有雇主與保姆間的矛盾。
這里有過一個“流兮兮”的保姆，“脾氣壞得很”，喝罵了老人從美國回來的孫子。“我老了，也不想聽她大聲說話。”孫世英說。另一個保姆，丈夫賭錢，又有了婚外情，她便每天像“發瘋了一樣”。有時，老人托保姆去買一盒華素片，那人便會偷偷地從盒里拿一板藥藏起來。這樣的小問題積多了，老人最后只好把她們辭退。但無論如何，如果對方要回老家，她總是會為她們買好回程的火車票。
有時，老太太會想起小萍。為了900元彩禮錢，這個女孩9歲就被父親訂了人家。“那么小的孩子訂個什么婚！”孫世英聽說此事后氣憤極了。她告訴小萍，賺到錢千萬不能亂花，一定要趕快把彩禮錢攢出來還上。
小萍也是一個小學都沒怎么上就外出打工的女孩。在孫奶奶身邊，她學會了使用計算器，也學習識字。后來她每天都能寫上六七百字的日記，記錄自己“每天做點什么想點什么”。
可有一天，小萍出去逛街買衣服，突然慌里慌張地跑回家。“奶奶，我拿了人家一件衣服。”她囁嚅著告訴老人。孫世英簡直不敢相信小萍會做出這樣的事來，她讓女孩馬上把衣服還回去，可女孩哭著拒絕：“我不能還，還了他們會叫警察抓我的。”
沒過多久，小萍離開了這個家。臨行時，她將自己寫的一本日記送給了奶奶。
所有這些不盡如人意的事，并沒有讓“春蠶奶奶”懷疑自己最初的想法，她仍舊認為，“女孩們本來有改變命運的機會，我把她們拴在身邊，就是害人家嘛”。就像如今在她身邊工作的張崇，丈夫生了重病，老太太理解她希望能像邦燕一樣做月嫂，多賺些錢。
前不久的一天，張崇用輪椅推著她到市場，她買回一個“長手長腳的青蛙人玩偶”?；氐郊遥瑢O世英將玩偶用作“教學器械”。“你看，洗澡時要輕輕按住嬰兒的耳朵。”她開始一絲不茍地給保姆演示，如何“將掌虎口環于后腦勺，拇指和中指按住小孩的耳朵”。
也許過不了多久，張崇也會借助她培訓的力量，走向更遠的地方。“有時候，雇保姆雇得傷心極了，我家都成了培訓所了。”這個看上去有些衰弱的老人嘆了口氣，但隨即又高興起來，“她們從我這里出去，大多都把這兒當成家，時常會跑回來看我。我多了很多‘孫女’，這是福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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