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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周刊
在市場經濟體制推行10多年后，曾經很少的“飄一族”逐漸壯大為城市主流人群中的大多數，而這個國家因此正在形成“蒲公英社會”：整整這代人，飄在城市，心無所屬，他們能做的是，把種子留下，指望下一代生根發芽
飄十年：落地未生根
大約10年前，他們選擇了“飄”的生活，10年后，無論富有還是貧窮，他們幾乎無法在所飄的城市里找到心靈之根。那么，何處是歸途
★ 本刊記者/何曉鵬 孫展
張然：此地仍是他鄉
“那是一張戴眼鏡的臉，畫得很粗糙”，張然指著他那輛帕薩特的座椅后背說，這是他那上小學二年級的兒子留下的杰作，原因是張然拒絕給他買PSP(電子游戲機)。
“我兒子比我滋潤多了，今天他和他姥姥姥爺去懷柔看梨花去了。”張然很羨慕兒子的生活，來北京12年了，盡管已經娶妻生子，有房有車，但他依然覺得自己是個外鄉人。
1993年，張然畢業于遼寧大學計算機系，畢業后被分配到遼陽市政府機關工作，開始了“托兒所”般的日子。1994年春節剛過，張然辭掉工作，獨自一人帶著3000塊錢到了北京。在朋友的幫助下，他在一家電腦公司做市場。
從市場專員到經理助理，再到市場部經理，張然用了兩年。不久，張然辭掉工作，在中關村租了兩個柜臺開始賣電腦。現在的他是一家著名品牌筆記本電腦的金牌代理商和某品牌液晶顯示器的中國區一級代理商。
盡管在這個城市里，有張然全部的事業，但他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是屬于這個城市的。
“生活中很多事情都在提醒你是外鄉人。”張然在注冊成立公司時，因為要求注冊人必須是北京戶口，他只好通過朋友找了一個北京人合伙，“因為不了解，開始時常擔心對方會卷款走人。”
“我去買房子，售樓小姐禮貌地問我是不是北京人，我說不是。她告訴我，外地人在北京買房必須申請外地人在京購房通知書，首付必須是北京人的兩倍，并且銀行只能向我提供為期15年的貸款。”張然說，從那以后，他決定找對象一定要找個有北京戶口的。
現在張然在北京擁有了自己的家，妻子是那種父母都在北京的北京人。因為這，張然的孩子念書也省去了很多麻煩。
但張然仍然有極強烈的漂泊感，他說“在北京我永遠不會有家的感覺。對我來說，父母所在的遼陽是我更牽掛的地方，盡管一年也回去不了幾次，但經常想起它時就覺得踏實。總覺得無論到什么時候，哪怕沒有任何地方去了，那里還有一個家在等著我。”但張然覺得他這輩子都不太可能再回老家了，畢竟這里有他的妻子孩子，也有他的事業。
“現在我也說不上自己到底是哪兒的人，即便給我個北京身份證也找不到歸屬感。”但張然的兒子從來沒有這樣的困惑，“從來沒想過自己是哪里人的問題，他覺得自己就是北京人”，兒子已經在北京生根發芽了。
胡嗎個：塵埃還未落定
33歲的胡嗎個已經在北京買了房子，這是他飄蕩了8年之后的事情。1995年夏天來到北京時，胡嗎個隨身只帶了兩樣東西：一床被子和一把吉他。那時候，他是華中師范大學地理系的畢業生，他們班中，他是惟一一個放棄戶口和檔案走出體制的人。
許多年過去了，分配在北京當老師的同學們聚會時還會關心胡嗎個：不要忘了給自己買保險。這總讓他覺得語境不對。“我還和從前差不多，但他們已經有了老教師的樣子。”彼此已經找不到太多的共同話題。
剛到北京的胡嗎個居無定所，一段時間居住在清華北門附近的農民出租房里寫著自己的音樂，累的時候對著夕陽發呆。“不是害怕艱苦，就是覺得沒有未來，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對不對。”在那里，胡嗎個寫出了自己的第一張專輯，名字叫《人人都有一個小板凳，我的不帶入21世紀》。
作為“飄一代”的典型，胡嗎個曾經被廣州《新周刊》寫進了雜志里，那是2000年的事情；此前的他已經短期做過諸如代課老師、書店店員、廣告公司策劃等職業。1999年，胡嗎個的專輯被一家唱片公司看中，并順利出版， 隨后他和幾個朋友合伙創辦了一個網站，并順利地拉來了風險投資，日子看上去要變得好起來。盡管如此，胡嗎個還總有一種虛幻的感覺，“走在金融街，每個人都是行色匆匆，掏出的名片寫滿了各種嚇人的頭銜，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人都是身價百萬。”不久之后，互聯網泡沫粉碎，胡嗎個又回到了失業的狀態。很長一段時間，他只是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想著日后到底該怎么辦。
胡嗎個用了很久的時間才恢復過來。現在他已經是一家音樂網站的藝術總監，有著一份還不錯的薪水，結了婚，并買了屬于自己的房子。在他已經不太需要出名的時候，2005年擔任“超女”節目的評委讓他一夜之間暴得大名。而比起十年前的狂熱，胡嗎個已經變得平和許多，現在，互聯網成為了他的職業，音樂變成了愛好。
這個離鄉十年的人還保持著每年春節回家的習慣。一次回家，火車上擠滿了各式各樣的人，很多孩子被大人抱著擠縮在車廂的一角，孩子哭鬧的時候，就被喂上一口方便面，或是灌上一口礦泉水。看到這些孩子，想到他們日后一樣會長大，一樣會娶嫁生子，胡嗎個突然動了也要一個孩子的念頭，“年輕的時候可以無所顧忌地去闖蕩，但是年齡越大，就會越感覺到身上的責任。”
飄蕩十年之后，胡嗎個曾一度產生了回到家鄉生活的沖動，因為“那里的網費比北京便宜”，資訊對于家鄉的小山村也不再是太大的問題。但幾經考量，胡嗎個還沒有舍得離開北京，“這里有我所有的朋友，也實現了我最初的夢想。”他說。
孫薇：熱鬧僅是煙花
10年前的1996年，家在沈陽的孫薇畢業于上海大學中文系。像很多同學一樣，孫薇來到北京加入“北漂”行列。
開始時，她住在紅廟附近的一個地下室里，月租150元。托朋友介紹，在一家圖書公司做編輯。
因為在地下室，BP機收不到信號，下班后別人基本聯系不到她。“那時同事以為我晚上要看稿子，所以把BP機關掉了。結果大家還夸我勤奮，呵呵。”
收入增加之后孫薇第一件事就是從地下轉移到地上。但為省錢她住到了離市區很遠的通州。經常天不亮就要起床，一天近4個小時在路上。
一次單位開會，要求9點到。結果直到9點一刻她才到。
會后主任問：你住哪啊？幾點起床的？
孫薇說：我住通州，6點半就出門了，唉，堵車。
主編說：你還不如住天津呢，坐火車不到倆小時就到了。
孫薇最大的夢想就是能買個房子，然后找個男朋友嫁了。后來，男朋友找到了，也是跟她一樣的“北漂”，但房子只不過是由一個人的夢想變成了兩個人的。
“那時我們兩個的工資，就算不吃不喝也供不起一個四環以內的房子，而且我們的工作都不穩定。”孫薇在北京的6年里，工作換了7次，“每換一個工作就要換一個住處，找房子、搬家把我折騰得要死。”俗話說“窮搬家”，每搬一次家孫薇就扔一些東西，幾年后當她回沈陽的時全部家當竟只有一只皮箱。
孫薇在大學畢業時，家里人已經為她在遼寧省圖書館聯系好了工作，但一心想去北京的她放棄了那份別人眼里的美差。
6年的“北漂”后，孫薇開始適應北京的快節奏生活。閑暇時，她也會跟朋友泡泡酒吧、逛逛書店、看看畫展，到潘家園淘淘寶貝。但隨著時間飛快地過去，孫薇想在北京有番作為的雄心壯志也不斷被磨滅。
“幾年之后發現自己還是一無所有，也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混出頭。特別泄氣。”孫薇在與同是來自于沈陽的男友交往兩年后，在家里人的催促下，于2002年春節前告別了“北漂”生活，回了家，在位于沈陽東陵區豐樂二街的東北摩托車市場，接手了一間摩托車配件商店。
孫薇說，無論選擇哪里，其實就是希望自己活得更好，如今的生活雖然不如她北京時的富有激情，但豐厚的家庭收入和在當地眾多的親戚朋友讓她覺得生活得舒適、充實。
“尤其是這些親戚朋友的走動和關懷，這種感覺我在北京是無法擁有的……在北京時我有很多同事，認識很多朋友，但那種熱鬧不過是煙花般的一瞬，更多的還是寂寞。”
按照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李煒博士的理解，“漂”一族是依靠專業技能在異地謀生的人，這些人有一定的文化底蘊。他們所從事的職業也多為藝術工作、管理工作、專業領域等。
當然這個跟知識階層有一定關聯的詞特指的還是90年代前期開始出現的人群，幾年之后開始大行其道。如果不考慮這個時代背景，那毛澤東、魯迅等人都是“北漂”。
“漂”是分流派的，現在能夠把一把辛酸漂流史匯聚得成卷成策的大概還是三大家族——北漂、滬漂、粵漂。匯聚大量資源的城市始終是漂的方向，這也是人口流動的動因。資源多少區分了城市的好壞，捆綁人們幾十年的戶口只有在這些“好”城市里才有價值，它成了阻礙人口流動的最后壁壘。
中國早在先秦時就開始把人民固著于土地上，這是為了適應農耕社會的發展，在古代，除了學子和行商，很少有人離開自己的故鄉。離土離鄉也就意味著失去了生存的根本。民國時一度松動的人口流動，在1950年代戶籍制度實行后戛然而止。
人想動，又動不了，這就形成了一個非常大的期盼，這種都市情結很少有機會能夠解開，惟一的渠道就是高考恢復后的分配。
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畢業生分配制度的廢止是漂一代肇始的土壤。這群在1990年代中期前后畢業的大學生們心中還自矜著“天之驕子”的身份，畢業后的工作安排卻是滿目蒼茫，要么是去了不合意的地方，要么是找了不稱心的工作。
最終掙扎著擺脫了可以衣食無憂的熟人網絡，一卷行李一個夢奔向了大都市。
作為新的城市移民，他們有著強烈的成功動機，沒有人脈、沒有父母可以依賴，沒有退路，移民人群要比他周圍的人更加勤奮、努力。
“我能找人幫忙。”這句在熟人社會中常可聽到的話在這個群體中聲音小了很多。
這些身在異鄉的人更需要心理上的慰藉，于是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異性合租、閃婚、一夜情等；也因為他們處在城鄉間的夾縫里，可以看到周末夫妻、不禮而婚、同居經年而不婚的狀況的增多；伴隨著漂一族的壯大，越來越多的老人從外地來到城市，寄居老人、空巢家庭也在增多。
漂一代盡管實現了前人的城市夢，但他們心理的郁結更多，對他們而言，自己就像一個四處飄散的蒲公英，即便落地之后，也脫不去那種漂泊的心境。
這種移民心態注定要伴隨終生，落地扎根的只能是下一代。
中國新聞周刊：都說“漂”的這代人沒有根，為什么會這樣？
李煒(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這是一種移民心態，不僅是“漂”這群人，凡是從一個地方移居到另一個地方生存的人都有，而且常常不只一代人，可能要很長時間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包括我在內，我是畢業后國家分配到這個城市里工作的，在北京生活20多年了，我依然覺得我的圈子很窄，而且這圈子里沒有親屬網絡，都是自己在社會上交往結識的朋友、同學，這張人脈網是很薄的。
周大鳴(中山大學人類學系都市人類學教授)：鄉土社會、熟人社會開始解體，傳統血緣、地緣關系被后天一些變化的社會網絡取代，在一種劇烈的變動期，人們普遍會產生不安定感。
中國新聞周刊：你們這樣移居到一個城市很久的人有歸屬感嗎？
李煒：我到目前為止依然不認同我是北京人，但我也很難說是老家的人，鄉音沒有了，也不會回去了。
周大鳴：很難說，我1982年大學畢業留在廣州，但是現在還認為自己是湖南人，但我的孩子已經更認同廣州，他已經聽不懂湖南話，但會說廣東話。
中國新聞周刊：怎樣才算有了根？
李煒：這也很復雜。簡單說，我在大學畢業時，寢室里作過一個討論。有個同學說：我這下落戶到北京，總算成北京人了。另一個同學說：我可沒有覺得我是北京人，我兒子才會是北京人。為什么這么說呢，他解釋：什么時候我兒子能用我的關系在這兒給他辦事兒了，那個時候他就是北京人了，我沒有這個資源，我在這兒沒爹沒媽，沒得靠。
中國新聞周刊：“漂”就意味著根的斷裂嗎？
李煒：“根”是在農耕時代的大家族定居文化下產生的。在西方國家工業化時，他們的學者很早就提出，大規模的城市化最終在人際關系上就是造成傳統大家族的肢解。比如我們現在畢業之后的求職，工業化社會是讓你跟著資源走，來到資源匯聚的新城市后，你自然淡漠了和家鄉那個大家族在生活上的聯系。
工業社會構建核心家庭，而且工業社會的離婚率很高，因為跟流動變遷有關系。很多大學生談著談著戀愛到畢業時就分了，因為各奔各的資源。傳統社會這種情況就非常少。
周大鳴：社會的發展帶來的一個后果就是流動性的增強，這種流動有空間上的流動，比如移民，有職業之間的流動，也有社會階層的流動。總體來說，社會越發達，流動性越大。流動帶來信息量的增加，同時產生一系列新的現象，比如同居的增加、婚育越來越晚、新型鄰里關系的建立等等，在變化中，各種意外就比較多，與傳統的環境聯系也越來越少。
中國新聞周刊：這種斷裂在文化傳承上會有什么影響？
李煒:“漂”的這群人是締造都市文化多樣性的一個主要因素。從某個角度講，因為這些人是異地來的，他們會為城市帶來文化的多樣性、異質性。
傳統文化在這種背景下慢慢也會淡漠，比如傳統文化中的道德倫理，它是靠日常生活中的實踐才能不斷強化，言傳身教之后才能傳遞，父母生病，你服侍在旁才會讓父母覺得孝順，你的下一輩才會照樣去學。你在空間上離開了，傳遞自然就減弱了。
中國新聞周刊：對中國的城市化，“漂”這群人處于什么樣的位置？
李煒：對于城市化，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含義，目前中國基本上還是圍繞著二產、三產進行的城市發展。比如北京現在是越來越典型以三產為主的城市。城市化的發展過程形成了職業上的分化，它需要投資者、經營者、專業的技能人員，也需要體力勞動者，形成現在的城市社會。
在這個過程中，專業化的人才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是整個工業化社會里面的一個樞紐般的階層。而“漂”的這類人大部分是這個層面的人群，基本上是以管理、知識、技能作為主要謀生手段的人群，通常是一些專業人員、技術人員、藝術人員。這些人提供了一個城市社會里面足夠的中間階層，是橄欖形社會的中間部分。
一般來說他們提供了這個城市里的最重要的一個生態人群。而且我覺得從社會價值觀上來講這些人通常更開放，更具自主性。這個人群是知識性的，他們賴以謀生的技能是附著在他們身上的，他們的流動可以為社會帶來活躍。
周大鳴：中心城市在資訊、就業機會、經濟資源方面占有著中小城市和鄉村不可比擬的優勢，這也是外地人口“漂”進中心城市的動力之一，在漂動的過程中，有些人會在城市生根發展，也有些人在大城市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回到生養自己的地方，但是這些人同樣也帶來了大城市的信息和新的觀念。
中國新聞周刊：這種“漂”的人群會越來越多嗎？
李煒：伴隨著中國整個的城市化進程，可能還要持續一段時間，比如10年，20年。我們現在的城市化率大約在40%。指的是城鎮人口占全國人口的40%左右。對于城市化，標準不一樣，但通常城鎮人口占人口的50%是國際上一般的線。這樣算的話，就算我們每年增長一個百分點，還要走十年，更何況我們現在40%的城市化率在很多地方還是“制造”出來的。
周大鳴：如果地區之間的差別越來越大，這樣的漂動會越來越多，并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但是到達一定階段，一部分人會從大城市出走，慢慢平衡各個城市之間的差距。美國也曾經經歷了10至20年的急速變動期，之后開始慢慢穩定，現在有正常的流動，也有形成很多世居的人群，我想中國也會有類似的過程。 ★
注：本專題中的“飄”的意思可理解為約等于“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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