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青年報》報道，日前在一個以城市貧困為主題的研討會上，數十名經濟學家提交的調查報告顯示：近年來，城市貧困問題并沒有因為我國經濟高速增長而有所減輕，相反表現出明顯的加重。而且，一個危險信號是：城市貧困將部分發生“代際轉移”。
城市貧困的癥結何在
當前我們城市之所以出現那么大的貧困群體，最大的原因與制度缺陷有關。比如，大量的城市居民被國有企業和大集體企業拋向社會邊緣之后，由于這些群體在就業、保險、培訓、再教育等方面遭到了嚴重的排斥，由于沒有基本社會保障，失業與貧困自然地緊密地聯系起來。
在其他領域，同樣存在類似“制度性致貧”的問題。2月8日《中國青年報》報道，有一項調查結果顯示：教育花費成為城鄉居民致貧的首要原因。而當前在城市同樣有大量居民看不起病，因病致貧。可見，由于在各種領域中存在太多不合理的制度，就人為地造成權利和機會不平等，由此形成極大的貧富差距，不斷制造和加劇城市貧困。
中國社會學研究會會長陸學藝曾說：“窮人貧窮并不僅是因為他們觀念落后，而是一些政策性歧視造成的。”所以，我以為，當前必須從最大程度上避免反復出現“制造性致貧”的悲劇，及時有效地對不合理的制度進行“糾偏”，并通過相關制度安排和制度激勵，來形成具體實惠的補償和保障措施。江蘇省淮安市單士兵
“代際轉移”的是特權
城市貧困群體的“代際轉移”，是有悖社會公正原則的，這種貧困的轉移說明了代際之間的特權性。一個政府官員或者博士的孩子，更容易成為政府公務人員或者大學生，而普通勞動者的孩子更容易成為普通勞動者，其實并不是他們的孩子本身有差距，而是因為前者在獲取生存與發展所必需的社會資源方面，能夠為后代提供后者所不具有的優勢，前者的后代在機會占有方面以及社會優勢占有方面，明顯優于后者。這種財富的“代際轉移”，其實是一種十分不公正的特權性的轉移。
對此，數十名經濟學家給出了一些良方，如對貧困人口給予一定的保障，積極鼓勵勞動者就業等。但筆者以為，在教育上首先實現機會平等更為重要。政府必須在教育上，更多地向弱勢社會群體傾斜。那種“重點班”“重點學校”等制度，其實是加重了代際之間的特權和不平等。
因此，打破貧困的“代際轉移”，教育制度首先就應當符合社會公正平等原則，惟有它才可以盡可能地擺脫前一代人在機會方面所造成的不公正影響，這方面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河南教育報刊社郭加奇
考驗改革措施的協調性
有專家認為解決城市貧困的問題要比農村脫貧還難。首先，城市貧困居民沒有土地等生產資料，不存在“增收和減負”的可能。其次，城市貧困家庭也很少有向其他城市轉移的機會和能力。該專家雖沒有道出問題的真正癥結，但卻道出了問題的突破口。
首先，城市貧困居民還正是存在著突出的“增收和減負”問題。只要我們的分配制度回歸公正，城市貧困居民是增收有望的。至于減負方面，更大有潛力可挖。在現階段，我們的一些基本社會保障措施不僅沒有很好到位，有的在改革方向上甚至還有與社會保障的需求背道而馳的傾向。如果能夠將這些本該主要由社會公共職能擔負的負擔卸掉其主要分量，貧困者就可以輕裝上陣，在提高自己和再就業脫貧方面更有活力。
第二，不畫地為牢，面向廣闊的人力和資源市場尋求就業和創富的機會，這也正是市場經濟社會自然的生存之道。其中，它的前提應該是徹底打破戶籍藩籬的社會保障制度，這也是解決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貧困人口問題的一個重要舉措。 廣東省廣州市雍西武
城市貧困破解之道何在
當前探尋城市貧困問題的破解之道，顯得尤為迫切。可肯定的是，在給予貧困人口以一定保障的基礎上，不斷創造性地增加就業機會，始終還是解決這一問題需要遵循的基本思路。
但零點調查與指標數據日前共同發布的《2005年中國居民生活質量指數研究報告》顯示：城鄉貧困人群中均有40%到50%的人提到家里窮是因為“家里有孩子要讀書”，“教育致貧”成了社會不得不直面的“羞辱”，而這無疑也給我們以另外的提示：當前社會上還存在著諸多使人們“致貧”、“返貧”的外部因素，而這些因素倘若不能被有效消除，所有減貧、扶貧的努力就都有可能被削減甚或沖抵掉。
因此，在我們積極思考并努力尋求解決方案時，始終不能忽略的一點就是，貧困人口之所以貧困，固然在于其本身缺乏知識和技能這種“內因”，但諸多“外因”或許更容易讓其無可抗拒、一籌莫展。換句話說，其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遠趕不上其所需要支出的增長速度，也是造成其貧困的根本原因之一，而這又豈是單純促進就業、給予一定生活保障所能解決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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