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和平年代，總覺得戰爭無比遙遠。如今疫情與戰火并行，世界沒有想象中平靜，人類面臨著新的考驗。那些經歷過炮彈襲擊與地緣紛爭的人們，在沖突的背后，又是一種怎樣的處世心態？
系列紀錄片《一次遠行》通過16個月跨國拍攝，記錄了5位中國留學青年的留學生活，他們身處美國蒙大拿、以色列特拉維夫、美國紐約、法國巴黎、德國萊比錫......當孤身一人置身海外，直面疫情和戰爭時，他們將如何應對？
第四集的主人公，是一名在以色列學習沖突解決的中國人，他叫朱效民。
每個人小時候，都曾有過“我要守衛世界和平”的想法，可如今朱效民還是這樣想的，他覺得自己有點理想主義，“我就是抱著‘世界和平’這種偉大的理想來到以色列的。”
看著以色列因戰爭焦痕遍野的土地，效民陷入沉思。
2020年，朱效民來到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學習“沖突解決與調解”專業。這學科名字很酷，很難不讓人聯想到：主人公出席跨國會議或奔走于國際戰場，縱橫捭闔，揮斥方遒，一言一行都牽動著千萬人的安危。
但用朱效民自己的話來說，這個專業并不是教人怎么去“解決沖突”，而是學習一種精神。“它給你提供了豐富的可能性和更多看問題角度，還有綜合分析的能力和意識，讓你認識到沖突的復雜性。”
而歷史背景和經緯復雜的以色列，就是學習“沖突與解決”的最好樣本。
以色列上空飄蕩的國旗。
2021年夏天，即將畢業的朱效民決定抓住留在中東的最后一段時間，在巴以地區開啟一段特殊的旅程。戈蘭高地、加沙地帶及耶路撒冷，這些常常出現在新聞里、與戰爭相連的地名，都在朱效民的計劃探訪清單里。
他要去親眼看看這個浸泡在歷史的苦難與血淚里，又被無休止卷進紛爭的地區，究竟是什么樣的。
“這里是不是很像美國西部，有一種粗糲的自由感”，阿龍說。這位與朱效民同行的以色列人，是他的好友，也是此次旅行的向導、司機及攝影師。
阿龍與效民。
兩人的第一站是戈蘭高地。在1967年之前，這里曾是敘利亞實控的土地，也是第一和第三次中東戰爭的主戰場。如今這里焦痕遍野，滿是戰火留下的瘡痍，已無居民居住，只有聯合國維和部隊駐扎在兩國的邊境。朱效民三步兩步攀上一輛廢棄的坦克，望著這片荒蕪遼闊的土地，有些出神。
周遭的建筑布滿了各式各樣的涂鴉，密集的彈洞、殘破的墻體、裸露的鋼筋正無聲地敘述著過往的沖突與傷痛。
兩人走上屋頂，從這里就能看到敘利亞。阿龍指著不遠處的一個村落，“那是庫奈特拉，它屬于敘利亞，但已經廢棄了，完全毀了，無人居住。”“是因為戰爭嗎？”朱效民問，阿龍點點頭，答案顯而易見。
邊界建筑的墻上，滿是子彈留下的痕跡。
離開邊界后，阿龍和朱效民驅車來到一座叫奧塔的集體社區。三十六年前，年僅二十歲的阿龍退役歸來，留在了奧塔從事農業生產。他對這里輕車熟路，走進社區餐廳，發現還是熟悉的裝潢，“這個食堂沒有變，食客卻變了”。人們正享受著午后的時光，大人們輕聲漫談，孩子們繞著桌邊歡快地奔跑。
陽光灑在奧塔遍布葡萄藤的農田上，灑在人們愜意的臉上，和不遠處邊境線上的荒無人煙，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朱效民在自己的旅行日記里寫下，“昔日的戰火還若隱若現，但阿龍的農場歲月又是那么恬靜怡然，這就是生活的兩面”。
效民正在觀看當地居民制作葡萄酒。
告別戈蘭高地，朱效民和阿龍來到了東耶路撒冷的謝赫賈拉——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混居區。
剛到謝赫賈拉，他們就目擊了一場紛爭：幾個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當街起了沖突，在推搡和爭吵的過程中，一位巴勒斯坦老人傾訴他的遭遇，“之前警察來我家里，還把我的腿打斷了，過了一段時間，他們又把我抓進了監獄”。還沒等朱效民向他詢問更多，警察就圍過來將他帶走了。
阿龍向朱效民簡述了原委：“這間房子以前是屬于剛才那位和警察起爭執的巴勒斯坦老人的，昨晚他朝這里扔了石塊和燃燒瓶，攝像頭拍下了他的樣子，今天警察才來抓他的。”
朱效民一時語塞，悲傷的情緒堵在了心頭。
效民目睹了以色列警方抓捕一位巴勒斯坦民眾的全過程。
任何一場沖突都不是獨立事件。
2021年，以色列警察驅趕謝赫賈拉地區的巴勒斯坦居民，并引起了強烈不滿，城市內部爆發大規?？棺h，進而催生了武裝沖突，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對多個以色列城市展開攻擊。
官方報道稱，這場持續了11天的沖突，共造成雙方244人死亡，其中包括67名兒童。
戰爭對非親歷者而言，更多只是一個虛無的概念。但朱效民卻在學校宿舍親眼目睹了巴以交戰，“一個火箭彈被鐵穹系統給攔截爆炸了，離我們宿舍大概就幾百米遠，我在窗口就能感受到沖擊波”。在那個當下，被好奇心驅使著，效民沒有去防空洞，他留在宿舍并拍下了那一幕。
朱效民向我們展示著錄像，以一個講述者的身份重新回顧那一天的場景。他在日記中寫道：“不是切身的體會，誰能如此明確地感受到兩個民族間的沖突？數百人的死亡，導火索只是一棟棟房屋，也沒人知道，他們會在何時重新燃起戰火。”
謝赫賈拉的沖突現場。
第三站，是位于巴勒斯坦轄內的伯利恒。
由于巴勒斯坦政府禁止以色列人入內，阿龍便委托了自己多年的好友漢納，一位巴勒斯坦人陪伴朱效民。
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邊境上有一面高8米，長約700公里的高墻，朱效民卻在這面滿是涂鴉的墻上，看到了人們繪制的和平鴿，并找到了“smile first then negotiation，和平始于互相微笑”這樣的文字。
幾個巴勒斯坦孩子路過，撲閃著好奇的眼睛，看向這個東方面孔。效民主動打招呼，孩子們羞澀又興奮地回應著，留下一張張天真的笑臉，和一個個弱小的身軀。
從伯利恒回來后，朱效民這樣寫他的日記：“這座高8米、長約700公里的墻，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徹底隔離。它如此堅硬，阻擋了彼此的交往，又是否能阻擋高墻兩端的人對和平的向往？”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界墻上，有用中文書寫的“愛”與“和平”。
短暫的停火之后，巴以沖突再次升級，旅程被迫中斷。
回到以色列后，阿龍邀請朱效民去到了自己的家鄉，貝特謝梅什。
以色列是個全民皆兵的國家。男生義務參軍三年，女生義務參軍兩年，這是每一個以色列人的使命。在與阿龍一家人吃飯暢聊時，朱效民聽到了不同的答案：“不是所有人都想當兵，雖然在以色列，不完成兵役就會遭受其他人的流言蜚語，但還是有很多人會選擇逃避兵役。”
并不是所有人都適合當兵，也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氣面對戰場上的死傷與子彈。很多人不愿意因為戰爭放棄自己原本的生活，這是人性，也是事實。
效民正在與阿龍的家人吃飯聊天，為了表達對阿龍一家的感謝，效民做了火鍋和糊塌子。
在貝特謝梅什的第二天，兩人去拜訪了一位在戰爭中失去兒子的母親。
她指著墻上兒子的照片說，“這就是我的兒子，旁邊的是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也因為戰爭去世了。”順著這位母親的聲音看過去，照片上是兩張年輕的臉。“在加沙地區軍營執勤時，有人闖進來殺了他。”
依照以色列政府的規定，如果有孩子死于戰爭，那家庭中其他的孩子則無需去往前線部隊打仗，除非得到父母的準許，并簽訂協議。但這位母親說，她簽署了其他所有孩子的文件，以便在需要時上戰場打仗。“如果我們的孩子不參軍的話，誰來保護我們呢？很多人不想參軍，我們都渴望和平，但和平需要我們無私地付出。”
這位母親的眼神中有悲傷，但更多的是堅定，“每個人都要參軍，因為這是我們的生活。”
盡管在戰爭中失去了自己的兒子，這位母親依然神情堅定。
一邊是自由生活的權力，一邊是保家衛國的使命，這是每一個以色列人必須作出的選擇。
作為一位外來者和旁觀者，朱效民時常感到了解得越多，就越難開口。接連不斷的殘酷現實下，語言是蒼白的。究竟什么是對，什么是錯？無休止的敵對、仇恨與犧牲，似乎是個死循環，但現實是無法回避的。這就是沖突中的復雜性。
他想起自己在以色列“口徑3”反恐與安全學院參加軍事訓練時，教官對他說的話：“ 75年前，我們連自己的國家都沒有。600萬猶太人被屠殺，只是因為我們沒有這樣的軍人來保護自己的同胞。但我現在愿意沖上去保護一個都不算是同胞的陌生人，因為這就是一個以色列軍人的信念。”
效民與他的以色列教官。
朱效民回憶起最初來到以色列，選擇自己專業時的想法：“我來之前確實會有憧憬，有一種傲慢，有一種無知。那時覺得自己可以實際地參與到一些國際談判中去，真正地解決一些現實的沖突。但是等見證了這么多之后，這種想法會變得淡然。因為戰亂帶來的苦難，最終是落在那些受苦受難的民眾身上的。”
告別了阿龍一家，他們來到耶路撒冷，這是巴以沖突中最具爭議的地區之一，曾經發生過無數的流血與犧牲，卻也最為虔誠和圣潔。
哭墻前，有的人正頭抵哭墻低聲祈禱，有的人大聲地誦讀著經文。來自不同民族的人們，身著不同的服飾，手捧不同宗教的教義，心無旁騖地祈禱。
耶路撒冷哭墻前的猶太教教徒。
天漸漸黑了，爬上天臺，夕陽下的耶路撒冷，遠方突然又傳來了炮火聲。
朱效民問阿龍，“這是什么聲音”
阿龍說，“是焰火聲?？赡苷l家婚禮放的煙花，也可能是又發生了戰亂。”
說到這里，兩個人都沒再講話。
“其實在現在這個社會，每個人都看了太多的信息，但這些信息有些是真，有些是假，有些是有偏見，有些是在掩蓋一些東西，突出另一些東西。所以最關鍵的就是用自己的眼睛，用自己親身去體會，去觀察這個世界。”這是朱效民本次旅行的最大收獲。
夜色中的效民與阿龍。
很快，朱效民也將告別以色列和阿龍，回到中國。
他在自己的旅行日記中寫下了最后一段話：
“我知道，這不過是一次走馬觀花的旅程，復雜的邊境，失控的街頭，不同的選擇，真實世界才展開一角，答案還在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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