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兩年，或許你曾在街頭見過穿著外賣服的女騎手，或許她們曾敲響你的家門，遞過來一份外賣。是的，女性外賣員已經(jīng)越來越常見——根據(jù)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孫萍團隊的調(diào)查，2020年北京有9.06%的女騎手，到了2021年，這個數(shù)字增長到了16.21%。隨著疫情的延續(xù)，女騎手的數(shù)量一直在增加。
在這樣一個男性占絕對統(tǒng)治的行業(yè)，女騎手是一個形象模糊的、聲量更小的群體。或許你會在街頭見到她們，在洪流一般的外賣大軍中，她們的頭盔下露出了長發(fā)。但很少有人了解過她們的生活：她們從哪里來？為什么跑外賣？作為女性，她們是怎么工作的？
三年前，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的孫萍團隊開始關(guān)注女騎手，他們與32位來自不同地區(qū)的女騎手及她們的丈夫做了訪談，了解她們的生活。
訪談中發(fā)現(xiàn)，這些女騎手們處在相似的生命狀態(tài)中——她們年齡都不算小了（平均年齡37歲）。在人生的中途，她們面臨著婚姻、育兒及事業(yè)的困境和搖擺。很多時候，她們因為事業(yè)和家庭的失落，穿上了外賣服，騎上了電動車，開始了以此為生的艱苦生活。
開始這份工作后，等待她們的，除了系統(tǒng)規(guī)訓和男性氣質(zhì)的壓抑之外，還有性別身份和勞動身份發(fā)生碰撞帶來的諸多不確定。很多時候，她們不得不做出二選一的艱難抉擇。
01.
柔軟“阿鳳姐”
與堅硬“女單王”
2020年底，我們在一個外賣站點，見到了兩個風格截然不同的女外賣員。
40歲出頭的阿鳳姐，是“女人味”的代表，我們見到她時，她穿著T恤和哈倫褲，再搭一雙高幫鞋，騎手的制服，她不愛穿。
見一面就知道，阿鳳姐是那種把美麗看得很重的人。每天早晨出門前，她都會花一小時打扮。到了夏天，她還會很注意防曬，在外面跑單子，每隔兩個小時，她都要找公共衛(wèi)生間補防曬。不是囫圇抹上去就算了，她甚至會帶著卸妝乳，先卸掉原來的防曬，再抹一遍新的。也因為這樣，她有一張保養(yǎng)得很好的白皙的臉。
圖|正在接單的女騎手
而阿鳳姐的同事陳大姐，則完全是她的反面——陳大姐是赫赫有名的女單王，她和阿鳳姐年紀相仿，卻皮膚黝黑，留著短發(fā)，不愛涂防曬。陳大姐不善言語，電動車外殼長年累月已撞碎好多次，用膠帶糊了厚厚一層。阿鳳姐說，陳大姐“是個男人，不像個女人”。
對于大部分女性勞動者來說，加入男性主導(dǎo)的“外賣大軍”是一項全然不同的勞動經(jīng)歷和性別體驗。阿鳳姐和陳大姐代表了兩類不同的女性，如何融入這份工作，她們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為了盡快習慣送外賣的工作環(huán)境，陳大姐抹去了自己的性別氣質(zhì)。在工作里，她表現(xiàn)得與男騎手并無二致，甚至有時候更加“勇猛”。站長說，陳大姐有一句“至理名言”——“死不了就干”。幾乎每個月，她都是100多人站點里的“單王”。
與陳大姐相反，阿鳳姐卻是利用了自己的女性優(yōu)勢——面對高強度的工作，她常常會承認女性在體力上的弱勢，并借此向人求助，“大哥，可以搭把手嗎？”“帥哥，幫姐姐帶上去吧！”，她會時常把這樣的話掛在嘴邊。有時候，這種方式也會奏效：有些商家看到阿鳳姐笑臉相迎，柔柔弱弱，起了同情心，會提前給她出餐。
圖|女騎手在與同事交談
阿鳳姐和陳大姐不同的，還有她們的生活觀念。“女單王”的稱號，是陳大姐苦出來的。每天，她從早上7點干到晚上12點，整整17個小時。北京望京一個20多平的半地下室，是陳大姐一家三口的落腳地。她和老公都是南方人，來到北京的理由很簡單，為了掙錢。“只要能吃苦，我覺得付出和收入是成正比的。”旺季時，陳大姐收入能過萬，除了家庭的基本生活開支，剩下的錢全進賬戶，攢起來。陳大姐很少買新衣服，也不用護膚品。她想再送四五年外賣，完成財富積累，回老家買房，做點小生意。
而對阿鳳姐來說，比起虛幻的未來，當下的快樂更重要。她喜歡刷睫毛膏，涂口紅，喜歡買首飾，喜歡在夏天一天喝八九瓶冰可樂。她也沉迷購物，門前的快遞盒子從沒有斷過。
她的工作狀態(tài)取決于心情。比如三月的一個下午，她被打了差評，“心情立馬就不好了，下午就不送了，去星巴克喝了一百多塊的咖啡。”她每個月花在吃喝上的錢有四千，嘲笑自己是“月月光”。她還沒想好要干多久的外賣，“只要還能干下去，就繼續(xù)干下去。”
圖|在接單的女騎手
阿鳳姐的生活方式會傳染。站點的一個男同事，和阿鳳姐熟絡(luò)起來之后，跑單量就滑出了站點前十名，他開始從只有跑單、睡覺的生活中“醒來”，開始勻出一些時間縫隙分給電影、社交和放松。三十出頭的他從未看過電影，接觸阿鳳姐之后，他漸漸開啟了一扇叫做“生活”的大門。
貼近生活的、極富女性氣質(zhì)的阿鳳姐，和直奔“錢程”的女單王陳大姐，她們似乎站在分叉路口的兩端，代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但同為女性，她們又會因為性別原因，遇上相似的矛盾和困境。比如當她們生理期的時候，都會不好意思說——因為“（站里）都是男人”。跟站長請假不會被通過，她們會被要求，無論怎樣都要跑完最低單量。
臨近生理期，女騎手們面臨著兩難的身份抉擇，她們不知道要做騎手還是做女人。在訪談到的32位女騎手中，只有3位會在生理期休息一天或半天。為了“保級”，女騎手選擇繼續(xù)跑單。雨雪天和生理期更像是一對冤家，面對暴增的單量，她們焦慮、著急、無所適從。
圖|一位女騎手在風雪中拍下自己的手機界面
衛(wèi)生間和深夜遠單，也是女騎手的兩個重大“敵人”。“男的，隨便在避人點兒的樹邊兒就解決了；不像女的，麻煩，五環(huán)內(nèi)還好，廁所多，要是幾十公里外的郊區(qū)的單子，地圖上搜（廁所）都搜不著。”衛(wèi)生間的城市空間布局問題，在之前盧楠關(guān)于女騎手的文章中同樣出現(xiàn)過。很多時候，城市空間的性別化設(shè)計多彰顯于白領(lǐng)的、藝術(shù)的、精英化的格局之中，少數(shù)、底層又性別化的問題，少有被關(guān)注的幸運。
還有一次，阿鳳姐被派到一個荒無人煙的公墓送單，她懷著恐懼，卻不得不去。墓地里人煙冷清，她找不到回來的路，騎著電動車亂走，出來后發(fā)現(xiàn)自己已是一身冷汗。
在高度男性化的行業(yè)里，外賣配送的算法系統(tǒng)是以男性化的海量數(shù)據(jù)為基礎(chǔ)進行搜集和統(tǒng)計的，這使其很難將“性別”作為單獨變量納入算法派單模型，權(quán)衡比重。無差別的勞動體驗，鼓勵女性在面對“騎手—性別”兩難的抉擇中，屈服于騎手的一端。
02.
耀眼的年輕人，
與被無視的中年人
欣然25歲，個頭不高，秋日的午后，她坐在小餐館里吃飯，陽光打在她的肩上，寬大的外賣制服遮不住她清秀的五官。坐在她對面的，是芳姐。她身著紫色棉外套，耳朵上戴著一個超大的藍牙耳機，臉上的皺紋明顯。小圓桌上放著用塑料袋裝起來的花生瓜子、一個保溫杯和一個超級厚的充電寶。一老一小，不緊不慢地聊著天，時不時和店里進來的外賣員打招呼。
圖|休息間隙的女騎手
兩人相差19歲，都屬于同一個站點，住得很近，于是在休息的時候經(jīng)常碰在一起。
同為女騎手，她們得到的待遇是不同的。田野里聊天，同學們會說欣然“笑起來真甜”、“簡直就是仙女外賣員”，而面對芳姐時，大家的嘴似乎被什么東西封住了，除了禮貌的問答，沒有一句多余的贊美。
這大概是絕大多數(shù)中年女性的窘境之一，當韶華流逝、眼角長出皺紋，她們帶著自己的心事，或者這樣那樣的無奈，從舞臺中央退到了邊緣。
“我們這個是最底層的工作。”這是芳姐開口講的第一句話。2021年12月，芳姐和一個朋友干起了外賣，那個朋友跟她年齡差不多，沒干幾天就溜了，芳姐說她吃不了這苦。芳姐44歲，頗有干勁。北京冬天的清晨6點半，零下十度左右，芳姐起床了，她要趕到站點去多跑幾單，因為早晨年輕人起不來，單子可以多派給她。直到晚上9點，她才回到自己一個人的出租屋，做頓簡餐填飽肚子。
芳姐工作經(jīng)驗豐富，做過生意、開過快遞店、當過冷庫分揀員，前后去過廣州、深圳、上海、杭州。“我年齡大了，其他的工作不好找了，外賣相對自由，工資也還湊活，先干著吧。”
圖|取餐的女騎手
我們的問卷調(diào)查中，有63.78%的女騎手認為年齡限制了自己的職業(yè)選擇。對于中年女性的刻板印象，使她們不得不承擔更大的壓力。失去了容貌和年齡的優(yōu)勢，也就失去了博得一份體面的工作的機會。而這樣一群“被遺忘”的人，面對的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以及或許已經(jīng)停滯不前的事業(yè)。對于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年女性來說，花力氣討生活，變得異常艱難。
我們跟著芳姐送單，發(fā)現(xiàn)她不認路，眼睛全程盯著導(dǎo)航卻依然會走錯。不到兩個小時里，她走錯了3次。而一同入職的欣然，顯然已經(jīng)非常熟悉道路。芳姐也不會像欣然，一趟會接七八個單子，她總是兩單兩單地送。她說，“要是再年輕十歲，我一定可以把外賣干得很好，但我老了，身體還是吃不消，干這個就只是過渡吧。”
圖|正在接單的女騎手
對于中年女性來說，年齡焦慮無處不在。阿嵐是我們在同一片區(qū)遇見的另外一位女騎手，“妹妹，你別告訴別人我47了哈，我怕別人笑話我這么大年紀了還出來跑外賣。”訪談的前一天，她鄭重其事地給我們發(fā)了一條語音。
阿嵐經(jīng)歷過人生的風雨——多年前，因為丈夫賭博輸光了家里所有的錢，阿嵐停了理發(fā)店的生意，開始干外賣。
她的手機里，一直存著她20多歲的一張照片，濃眉大眼，發(fā)型別致。只不過這已是往事。前些日子，她接收了一個從家政行業(yè)轉(zhuǎn)過來的“女徒弟”，教她跑外賣。阿嵐教導(dǎo)她：“女人就是得掙錢，年輕漂亮也就是幾年，過幾年就完蛋，沒人當回事兒。”
人生起起伏伏，很多中年女性成為被社會拋棄的人群。女騎手尤其如此，雖然身體跟不上外賣的高強度體力損耗，但面對家庭和個人的困境，她們能做的，只能是依靠零工進行過渡。外賣成為她們自食其力的支撐點，也成為她們與外賣勞動羞恥感搏斗的戰(zhàn)場。青春不在，力氣殆盡，留下的只是奮力一搏的勇氣。
03.
她們在家庭
與工作的天平上
人到中年，出來跑外賣的女騎手們，很多遇到了家庭或者婚姻危機。
梅莉就是一個。她的婚姻開始得倉促，破裂得也迅速——年近三十，她在家人的催促下領(lǐng)了證，結(jié)了婚。兒子兩三歲時，丈夫外面有了人，“湊合過”成為她婚后生活的常態(tài)。“早就想離婚了，從生完孩子后就一直忍著，他打過我?guī)状危覀兙瓦@么一直僵著，好多年了。”
梅莉帶著兒子跑過閃送，母子倆被戲稱為“上陣母子兵”。下冰雹的時候，母子倆穿一件雨衣，在橋下躲避，兒子說“媽媽我太冷了”，她才看見兒子腿以下全濕了。她帶兒子去公共衛(wèi)生間，用干手器把衣服吹干，但兩人的鞋子還是濕的，梅莉就光著腳丫騎了半天。
圖|女騎手在核對收貨地址
現(xiàn)在兒子上初中了，能獨自在家，梅莉不再帶著兒子跑單。每逢下雨天，兒子都會叮囑：“媽媽小心點，注意安全。”外賣是份時間靈活的差事，適合梅莉。把孩子安頓好后，她經(jīng)常干到午夜凌晨。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她必須靠自己養(yǎng)孩子。“孩子爸爸不太管，不給我倆生活費……家里水電費、燃氣費、房租他都不交，有一次我也交不上了，物業(yè)把我們水停了，出于人道主義沒停電，我特上火，兒子也哭了。
最后我弟跟他談了一下，從那以后他把房租交了，但買菜、水電、養(yǎng)兒子還是一分都不給。”
梅莉的家庭生活被抱怨、猜疑、暴力和困苦環(huán)繞，但她依舊對未來抱有信心和期許。“沒事，命運是可以改變的，等我離婚之后，就把自己嫁出去，嫁不出去就一個人過，肯定比弟弟妹妹過得好。”
對家庭主婦來說，中年離婚是可怕的，她們需要面對經(jīng)濟獨立的陣痛，而且很多情況下，這種陣痛不會輕易消失。
離婚之前，趙姐一直是全職媽媽。前夫在外做小生意，不許趙姐管錢。后來，夫妻倆在一場可大可小的爭執(zhí)中鬧離婚。趙姐傷了心，為了讓前夫在離婚協(xié)議書上簽字，她許諾凈身出戶。
“結(jié)婚的時候什么都沒有，離婚的時候老家有了房子和攤子。他說，我要分他東西他就不離，兒子、房子、攤子他都要，那我就凈身出戶了唄。”離婚之后，趙姐在附近的工廠找了份工作，以最快的速度搬進了工廠宿舍。離開家和只有5歲的兒子，一個人的漂泊生活正式開始。后來工廠倒閉，趙姐在朋友的接應(yīng)下，只身來到北京，開始送外賣。
圖|在電動車上休息的女騎手
北京南六環(huán)，一間沒有衛(wèi)生間的小平房，每月400塊錢的房租，趙姐就租住在這里。每天工作10個小時，中午高峰期時，為了多送單，她很少吃午飯，只是在餐箱里帶著在拼多多上買的零食。一個月七八千的收入，四千都打給兒子。丈夫不允許她經(jīng)常見兒子，她只能用錢拴住母子關(guān)系。
“我有兒子嘛，我要是跟別人結(jié)婚就等于把我兒子放棄了，舍不得……他也在手機上買東西、打游戲，都需要錢。”她每周都給兒子打視頻電話，淡季的話就多打兩次。
趙姐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天掙夠了錢，能買輛貨車，把廚房和淋浴室裝在車里，改造成房車——“我既可以開著去送單，也可以去看兒子，娘倆住在車上，省了住宿費”。令她欣慰的是，兒子成績好，考過第一名，談到這件事，她語氣間掩飾不住自豪之情。
雖然生活困苦，趙姐也從沒放棄過在老家買房的想法， “已經(jīng)四十大幾了，也跑不了多久了。等買了房子，我就回老家干個安穩(wěn)的活。”她在職業(yè)上還有小小的夢想：以前在服裝廠做過裁縫，所以想著回老家做一個服裝品牌，開個網(wǎng)店。“董明珠能做到世界500強，我們?yōu)樯恫荒芘蚜δ亍?rdquo;
我們遇見的幾十個女騎手，牽連著幾十個家庭、幾十種生活狀況和幾十種生活意義。對中年女騎手而言，家庭既給她們溫暖和力量，也給她們悲傷和苦楚。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同時壓在她們的肩上，家庭和工作之間的關(guān)系變得復(fù)雜而糾結(jié)。大多數(shù)女騎手都與家庭和工作緊緊捆綁在一起，時而需要做出選擇，時而需要全部扛起。
中年女騎手，站在年齡與容貌的分岔路，做著青春和力氣的選擇題。她們夾在家庭與工作的中間，猶豫、掙扎。外賣平臺給她們提供了一種可選項，一次次的跑單送單背后，牽連著諸多人生故事和人生選擇。被接納與被拋棄，同時存在于她們的生活。二選一的人生，可能是選擇的自由，也可能，只是命運的無奈。（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部分人名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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