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出你的額頭來！”進入北京羊坊店西路，那個被央視新聞評論部稱為南院的三樓《新聞調查》辦公室，在這里呆了有些年頭的“老人”莊永志望著柴靜，直截了當地說:能不能變變你的發型？這是柴靜《新聞調查》生涯的第一天。
三年后，莊永志回憶本能反應的那個瞬間，笑笑，“唉，一句蠢話”。與此對應，當事人柴靜想了一會兒，這個細節，她已經記不起來了。對于這家電視臺的“新人”柴靜來說，頭發問題，顯然不只是莊永志一個人注意到，“你不知道大家對一個電視記者有多少要求，發型、衣服、飾物，還有眼神、那個詞用的是否恰當……”
“非典”來了。
柴靜進入《新聞調查》的第一天，制片人張潔在權衡:誰做這個節目。
坐在另一個記者面前，不是采訪而是接受采訪，柴靜仍然矜持，仿佛鏡頭存在……但是，“非典”這個詞激活了她。“‘非典’對我，意味著解放”，柴靜的喜悅來自“‘非典’時，忘了規則，忘了想努力學習的東西。”那個頭發問題，“我穿上了防護服，甚至都不需要化妝了，誰還會注意你的頭發？”對于自己《新聞調查》生涯第一天的記憶，是那天晚上:張潔打來電話詢問，“想不想做一期‘非典’的節目。”接下來，這個時刻被如此描述，“柴靜表現得‘相當迫不及待’——‘當然當然’之后，短信過去再表決心，沒回音，急了，再電話去，開口就問‘我什么時候能參加’。那邊說，正準備開會呢;這邊，‘一分鐘就到’;然后，柴靜抓起書包就出門，果真‘一分鐘就到了’‘沸騰的辦公室’。第二天報道就開始了。”
之后，莊永志解釋自己提出的“額頭”問題為什么是蠢話——“‘非典’病房可不是美容院，她可不是在用頭發采訪！”
當時正在家里做“幼童”后期的胡勁草被張潔叫到辦公室，參與“非典”報道的編導。“他們前方拍，我在后方剪。用的是那種像大箱子的便攜式編輯機，兩個小屏幕。打開機器，看著他們拍下素材帶，心里害怕，那些病毒會不會從屏幕里跑出來啊？”三年后，胡勁草很戲謔地回憶當段時光，感嘆“真正的恐懼就是恐懼本身”，但回到曾經的現場，“我們欄目的姚大姐非常好，不斷把領回來最好的口罩給我，當時新口罩數量不多，但因為我要剪‘非典’的片子，她總是把最好的給我。那種鼓鼓的口罩，最初只有我能戴呢”。
中衛酒店的三樓，只剩下柴靜和他們的“‘非典’小組”。《新聞調查》第一期“非典”節目播出后，莊永志描述那個時刻，“電梯里所有樓層的按鈕全部都用白紙板擋死，只留出一個空可按:三層”。三天后，酒店還是下定決心，請記者搬出酒店。
制片人張潔的尷尬與麻煩不僅是為他的“戰士們”找到新酒店，“還在早期，他們回到南院來吃過一次飯，結果大家找我反映:你還注意不注意我們大家的安全？”那時刻，“唉，一瞬間，真是憤怒。但轉念想，是啊，大家的安全也重要啊！”堅持跟自己的“戰士們”呆在一起的張潔，終于等到最讓他揪心的那晚，“那天參加拍攝的成員都去協和醫院檢查了，第二天拿結果。老實說，那天晚上，我們都忐忑不安，誰也不知道明天會怎樣。我離開他們的時候，一一跟他們擁抱，這是我唯一能采取的方式。我想說，如果你們有問題，我跟你們一樣”。第二天，雖然10點鐘才能拿到結果，但柴靜節目組的成員，全部提前到了醫院，“他們在醫院的臺階上等待，那真是漫長的等待啊……”當然，沒有意外。
與張潔胡勁草南院的“環境記憶”不同，當事人柴靜很費勁地想起回南院吃飯的故事，解釋自己的遺忘說，“那時，‘南院’不存在了，不那么真實地存在了”。這個事件真正的參與者與輔助者、旁觀者，他們的記憶，由此分別。
柴靜用文字記錄下的那個時刻的感受，同樣是別人的故事:
5月27日，（人民醫院）急診科的王晶昨天去世了。我們去看了她家人，她丈夫給我念妻子的短信，每個字都像錘子一樣砸著心。第一條是:“窗前的花兒開了，我會好起來的。”他不能探視妻子，只能每天站在地壇醫院門口，進不去，就在世界上離她最近的地方守著。她寫:“回去吧，你不能倒下，你是我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依靠。”她開始知道自己不好了，在短信里交代存折的密碼了。最后一條，她要他系上紅腰帶:“本命年，你要平安。”他一邊慟哭一邊念，我的眼淚也滿臉地流，做記者哪能這樣呢？可是你是人，你就不能擺脫人的情感。女兒大寶才6歲，她在門上貼張條子說，“媽媽愛我，我愛媽媽”。我問她為什么貼在門上，她不說話。我輕聲問，“你是想讓媽媽一回來就看見，是嗎？”她點點頭。臨走時候，她在床上疊幸運星，說裝滿一整瓶子媽就回來了。我在黯淡的光線里沉默地站了一會兒，很想擁抱她一下，但是什么也說不出來。她也沉默了一會兒，抬起頭看了我一眼。我忽然明白，她其實已經知道媽媽過世了，但她不想讓任何人知道她的難過。出來后，車行駛在二環路，滿天的烏黑的云壓著城，暴雨馬上就要下來。我們一車人，誰也不說話。不知道這期節目能不能播出，我只希望保留下這些素材，20年之后，大寶長大了，我可以放給她看一看，讓她明白，她的母親是怎樣犧牲的，是什么讓這么多人付出了慘烈的代價。
莫名的災害、別人的命運、自己的記錄與共同擔當，這種種混合，“非典”曾經讓柴靜感覺“解放”的喜悅，疊加了新的記憶，“我感到憤怒！”——“我們在拍人民醫院病人轉院之時，一位女病人戴著口罩跟我們開玩笑，‘你再拍，我脫下口罩親丫的’。我就站在那里，我沒被她的幽默打動，我在想，也不敢想，她的未來會是什么啊？這時我們的攝像拿出他的DV拍我，‘你有什么感覺？’我恨恨地說，我恨‘非典’！掉頭就走了。攝像在后面說，‘小牛孩’。”
在真正記錄下這場危難下別人的故事后，柴靜以及她的拍攝小組還有節目，結果出來了:《北京“非典”阻擊戰》收視率為5.74%。比較欄目其他節目，這是一根拉升極高的曲線。
這場經歷，對于柴靜個人，她描述自己的成就感:在甘肅武威雙城鎮的一個深夜，我采訪一個男孩到了一半，當地鎮政府派人來敲門，企圖阻撓。我問男孩，你愿意跟我回酒店接受采訪嗎？酒店在一小時的車程以外。男孩說，我愿意，我本能地問他為什么？他的回答出乎意料，他說，因為我看了你的“非典”報道。
“非典”的楊春
“非典”時刻，張潔的“戰士”并非只有柴靜小組，這是一個講述起來令人感嘆的過去。
現在回想起來，楊春平靜之下有點嘆息。幸運的是，楊有記日記的習慣，那個時刻，“前幾天看（張）天賀、小草（胡勁草）做的《北京‘非典’阻擊戰》，非常振奮。因為《新聞調查》在鋪天蓋地的‘非典’報道中，又打了個漂亮的頭炮。可惜，當時由于在外地出差而沒有趕上這個機會。看著柴靜弱小的身軀在‘非典’病房里出入，那么近距離地和‘非典’患者交流，而我這個大老爺兒們卻在家里閑著，心里挺不是滋味。記得當時節目剛一播完，我立刻給制片人打了電話，情緒有點激動。現在理解了小時候看的好多打仗的電影里，一到危急時刻就有人站出來說‘讓我上’，當時覺得特假，可到今天這時候能理解了——沒別的，這是他們的職責。著名的戰地記者卡帕，就是拍《共和國士兵之死》的那位，說過這么句話:真正的戰地記者，就是在戰斗中始終沖在尖刀連前面，再回過身來，拍士兵沖鋒的那個人。我始終覺得，這句話應該成為每個新聞記者的信條（2003年5月4日）。”
跟記者講起這段故事，張潔情感不免沉重，“唉，多少人做‘非典’報道，能夠被記憶的，可能就幾個人”。坐在記者面前，楊春的感嘆是，“是啊，‘非典’之后，我跟柴靜的距離越來越大”。但是，看起來，在“非典”時期，楊春所遭遇的心理磨難，或者超過一般人想象。
評價自己的同事楊春，柴靜提供的細節是，“我跟楊春在上海的時候曾經看過一段他對陸川的采訪，當中有一段對我印象特別深。陸川說他在可可西里拍攝的時候特別冷，楊春就問了他一個問題，冷到什么程度。陸川說跳進冰河的時候，冷得男人那個東西都沒有了。這段特別讓我震撼，它讓我意識到這只可能是楊春問出的問題，我坐在陸川對面，根本不會有這樣的表達。這是一個30多歲的導演對一個30多歲男性記者說出的話”。
“如果不是你，而是楊春進入了‘非典’病房，會怎么樣？”
“我相信，楊春進入了‘非典’病房，這個節目也一定會火。”
“但是，楊春會成為被公眾記憶‘非典’的記者符號嗎？”
…………
在跟記者說過楊春際遇，嘆感“命運”之弄人后，面對這同樣的問題，張潔想了想，“可能不那么容易給出直接答案”。
雙城與高跟鞋
《雙城的創傷》是柴靜“非典”后第一個節目，這是一個叫雙城鎮的孩子自殺事件的調查。
“非典”過后，莊永志離開了《新聞調查》。《雙城的創傷》播出時，莊永志記得很清楚，離開“調查”第43天，“那天晚上，我是和從昆明來北京過暑假、開學就上高中的外甥女一塊兒看的，她一句話都沒跟我說地看完了。我正在想，該問她‘這個姐姐’還是‘這個阿姨’的采訪怎么樣，她說，這個記者太理解人啦”。
隨后，對這個節目反應變得有點有趣，莊永志描述說：“《新聞調查》好幾撥人問我:柴靜的采訪怎么樣？我說，挺好的！有人馬上說，你變了，才走幾天？有人說，她怎么能拎著高跟鞋去追那個孩子呢？有人說，她怎么能屈身近前握著那個孩子的手呢？作戲！當時我自問:是我童心未泯，感受竟然和外甥女一樣？是我過敏嗎，為什么柴靜跟那痛苦中的孩子的握手，和《60分鐘》紀念‘9·11’一周年特別節目中，那個老頭布蘭德利安慰一位失去丈夫的婦人的握手一樣讓我受到觸動？”直到接受采訪前幾天，莊永志說，“還有一位沒看過《雙城的創傷》的同事說:去鄉下采訪，她怎么能穿著高跟鞋呢？”
“非典”過去了，防護服沒有了，回到庸常的生活，對電視記者的要求，看來得重頭來過。
三年過去了，柴靜面對這個問題從容了許多，她解釋說：“當時我穿的是牛仔褲與襯衣，按一般穿衣習慣，肯定不應當再穿高跟鞋。當時我們的攝像說，你穿上高跟鞋在鏡頭里會顯得高一些。這樣就穿上了高跟鞋。”
從片子看，這個細節發生在柴靜去尋找這一自殺事件的另外一個當事孩子，他先關上門，然后又迅速地跑上家旁邊的陡峭高臺，這時候，柴靜拎起褲角，脫下高跟鞋，艱難地也跟著爬了上去，最終跟這個孩子說上話。跟著柴靜一道去現場采訪的編導范銘描述當時，“我們誰也不知道那個孩子會跑到臺子上去，都在一瞬間，更不會想到柴靜會追上去。很幸運，我們的攝像，把這一切都拍下來了”。
這個細節爭議如此之大，或許超過了非電視新聞行業的想象。從電視新聞從業者的角度，一般的分析是，它跨越了記者的底線，有表演的痕跡。在新聞職業操守上，是否合適？“表演性”，這個詞在非電視專業人士那里——有太多解釋空間。它差不多成為一個繞不開的問題。相對專業的解釋來自《新聞調查》的執行制片人胡勁草，她說：“這是一個長鏡頭拍下來的，從時間過程看，沒有可能有記者與攝像商量的機會。至少從主觀上講，記者沒有作秀的動機。”
那個跟孩子握手的鏡頭，張潔描述說：“當時，柴靜對攝像說，好了。這意味著后面的不需要再拍攝了。”從片子上看，這時，坐著的柴靜，離開座位，慢慢蹲下來，對那個孩子說，“不要哭，去洗個臉吧”，然后握住他的手，安慰他，試圖使他平靜下來。“不過，我們的攝像沒有停機，把這個段落拍下來了。”張潔說，“后來編導范銘剪片子，把這段保留了下來。她來問我，這段可不可以用。我看過，說，當然要留下來。”
看來，“表演性”甚至是一個令人尷尬的問題。坐在記者對面，范銘尋找各種“證詞”來為她的好朋友柴靜辯護，“后來，她就不再穿那種細小高跟的鞋了啊，穿的是坡跟鞋”。似乎，這種辯解，未必只有面對記者之際。在2004年底《新聞調查》部門的節目研討會上，范銘解釋自己的困惑，“佰什坎小學的那個孩子，第一版里面我在結尾的時候，剪了一組鏡頭，柴靜和那群小孩子坐在一起，跟她學唱一曲漢語歌，柴靜一遍遍教他們。氣氛特別融洽，而且可能兩個民族之間的感情特別到位，我覺得挺好。但是柴靜后來堅持要拿掉，其實我們自己也很困惑，像這樣的一些東西是不是已經越界了，已經不是一個記者應該展現的行為了？”
張潔在跟記者解釋這些曾經引發部門廣泛爭議的話題時，顯得很坦蕩:“過后幾個月，有記者問我，我們過去的那種方式，是否不再適應新聞調查了？唉，我知道了原因。我說，哪會這樣呢。新聞調查不會只有柴靜一種方式啊。”
在跟記者討論“表演性”時，柴靜也顯得焦慮，“其實我是想用盡所有電視手段來窮盡對事實的調查，可大家認為是作秀”。
在更平靜的討論中，范銘認可“如游泳運動員水感”一樣，記者在鏡頭前的表現力也有高低不同，“當然，也可以稱為表演性”。但“表演性”成為一個討論上的忌用語詞時，柴靜描述自己真實的感受，“實際上，當我成為節目中的一個角色時，節目最容易被別人記憶”。
對“表演”而延伸出的“明星”、“明星氣質”，楊春在跟記者討論時，平靜得讓人多少有些意外，“CBS創始人佩里說，新聞與娛樂沒有界線。這可是在上世紀50年代說的啊。新聞的表演性，對于電視來說，是必須的，也是有利的。問題是要有度”。度在哪里呢？剛剛做了父親的楊春說，“最終在我們的內心。康德說，讓我們敬畏的只有兩樣:頭頂上的星空與內心的道德法則”。而這一切，柴靜說，“鏡頭太厲害了，你是誰，你騙不了別人”。
記者中心制
在理論上，張潔早已解決了記者在新聞調查里的角色設定，“他是這檔節目的一部分，而且是第一主角”。有意思的是，在張潔前任賽納時代完成的《調查手冊》，即已明示，“《新聞調查》記錄和展示的，是我們如何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進入事實本身，一步步獲取真相，而不是報道一個事物單純的發生、發展的過程。從這個角度上我們可以認為，《新聞調查》實際更多的時候在‘拍攝自己’”。拍攝的那個“自己”，是誰呢？
最早，是陳虻注意到了當時在湖南電視臺《新青年》節目里的柴靜的，“到中央電視臺來吧”——陳虻發出了這個邀請。柴靜于是到了北京，進了《東方時空》的《時空連線》。那段時光，“做演播室，危機很多，我真的很努力很認真，每次和前方記者連線，都要準備四五十個問題，有時白巖松還來幫我準備問題，但仍然很緊張”。發現解決自己危機的可能，始自一趟新疆地震的現場采訪，“一切從未知開始，你可以不再準備問題，從未知開始才能忘掉自我。在這個時候，我找到了我想要的東西。你不僅進入新聞，你甚至泡在新聞里”。
其實，在柴靜剛進中央電視臺不久，張潔就曾向她發出過邀請，三年之后，柴靜進入《新聞調查》。“我來‘調查’時，張潔對我也是忐忑不安的”——“非典”報道結束后，很重要的收獲之一，“張潔對我建立了信任”。
在說起自己的“記者中心制”時，張潔坦言:“柴靜給了我信心，是決定這項制度的基本原因之一。”張潔的選擇，基于一種電視專業的判斷，“電視的基本狀態，是編導為王的。出鏡記者，只是實現編導意志的工具而已。一個節目，播了10分鐘，記者還沒有出場提問。很簡單，所有記者的提問，在編導那里，都可以用解說完成。接下來，記者出鏡，只有點頭微笑那些愚蠢的動作。當然，如果編導認識到記者的價值，就會將記者的實際作用表現出來;同樣，記者足夠大腕，也可以帶著編導走。但一般的情況是，基于編導的實際控制權，記者的新聞熱情難以釋放。”
從《新聞調查》的源起來觀察，“一般電視調查性報道分兩種，記者出鏡或不出鏡，我們一開始就是學美國的《60分鐘》節目，他們的記者是出鏡的，比如采訪鄧小平的華萊士。所以，我們必須使用好出鏡記者，最大可能發揮他的作用。以前的節目，尋找信息源與當事人的過程被忽略了，而過程才是節目最重要的，它構成節目的張力。沒有過程，現場采訪的價值失去了，就類似演播廳了”。
種種的專業闡述，最簡單的概括，張潔想做的是，“記者要成為節目的第一主角。越成為主角，節目越好看”。2003年9月，張潔推出了他的“記者中心制”——說起這個制度設計，張潔向無數人解釋說，“記者對選題有一票否決權。記者是拍攝小組的組長”。在這個制度之下，柴靜擁有了她的前任出鏡記者們所不曾擁有過的權力。
《新聞調查》自此分成三個小組。胡勁草用欄目自己人的描述界定，“這三個小組分別是‘老虎’、‘猛虎’和‘小虎’”。
“老虎隊”的隊長長江在自己的感言中描述說：“從我個人來講，38歲選擇的人生，恰恰希望從一只狼變成一條羊，孤獨的羊，有一點思考的羊，這是我一個人生的目標。我也很困難，從狼變羊。因為從小到大，中學、大學以后，我個人的個性是拼命往前沖的，在任何一個會議上我都要拼命地講話，跑在路上開車不能有一輛車在前面，是這樣一個性格。但是到《新聞調查》是我一個轉折點，我轉的就是從狼變成羊，我對我自己挺不理解的。”
“小虎隊”隊長柴靜的感言則是：“我們對這個世界有非常飽滿的熱情和好奇心，但是捕食并不是我們生存最大的樂趣……我們并不嗜血，我們并不以大家現在所理解的一些猛題為生，我們更多是睜開眼睛希望了解這個世界，用鼻子嗅一嗅，用嘴巴聞一聞，能夠知道這個世界巖石、樹皮是什么樣子。對于我們這些年輕的創作者來說，《新聞調查》這個團體能夠給我們這樣的機會，去記錄中國大地上所發生的事情，讓我們有機會看過、聽過、想過。那么這種欲望才是我們在《新聞調查》堅持下來最大的動力。我們尊重收視率，我們尊重評價體系，我們尊重今天6000塊錢的獎金，我們尊重這樣的游戲規則，但是讓我們能夠留在這里最重要的是從內心深處生長出來的欲望。如果它不是從心里長出來的話，它是沒有根的。我們是小虎隊，但是我們不想成為森林之王，可能沒有什么比我們更需要友情與信賴，我們最大的敵人只是我們自己，我們最大的對手只是我們的下一個片子。”
機遇、天分與制度，電視同行向記者描述說，“它們組合在一起，就可能提供成功的基礎”。
成功，并不是記者希望跟柴靜討論的問題。但張潔的設計與柴靜的行動越來越接近《新聞調查》的那個定義:“記者成為第一主角。”記者越來越成為新聞節目里的“明星”之時，電視新聞是越來越接近我們標榜追逐的“真相”，還是相反？
張潔樂觀的是，“柴靜接觸特別是縣一級官員，越來越方便了。現在的新聞還處在比拼誰能把當事人請到鏡頭前來的狀態。能接觸信息源至少離‘真相’更近了一步”。范銘的例證是她和柴靜一道去佳木斯采訪虐貓事件，“當天晚上，因為我們是中央電視臺的，縣里的官員對我們已經很客氣了。第二天，他們說上網查了資料，發現柴靜報道過‘兩會’，就更客氣了”。
這個問題對柴靜而言，看上去似乎還是一個陌生問題。“拒絕當然有。有一次一位市長知道我，就是不接受采訪，最后我們就等在辦公樓前，下來一個問一個，市長下班了嗎？”與那些成名的記者退回演播室不同，未來的柴靜可能仍然希望“有機會看過、聽過、想過”，仍然會走進新聞現場，或者那些疑問需要時間才會面對。
對應張潔的理念與制度設計，柴靜說自己的新聞觀可能跟別人會有所不同，“新聞，海明威所說的是，新聞是最好的戲劇”。
（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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