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不過是泡沫
傅國涌
《紅樓夢》作為文學經典，將是永遠說不盡的話題，然而由此而來的“紅學”，特別是最近這半個世紀的“紅學”與文學基本上沒有什么關系，無論“政治紅學”、“考據紅學”，還是“游戲紅學”、“八卦紅學”，都遠遠超出了文學研究、文學解讀的范圍。在“紅學”的泡沫中，有人常常會忘記這不過是一部偉大的小說。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有個經典的論述，說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歷史悠久，還有一部《紅樓夢》。現在看來，“地大物博”早已站不住了，《紅樓夢》依然受到世人的關注，“紅學”更是久盛不衰，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熱潮。
如果說上個世紀50年代、70年代的幾輪“紅學熱”完全是宮廷政治的一個部分，只是要借“紅學”做政治批判、權力斗爭的文章，那么到了近年來勢頭很猛的這一輪“紅學熱”，表面上看來已經與現實政治毫無瓜葛，大致上以商業化、市場化的因素為主，有了買方市場才會滋生出這么多“紅學”圖書，換言之，正因為“紅學”有土壤，所以才會有這么多人鉆進“紅學”中去，在這里面尋找人生的寄托，獲取世俗的利益，說穿了就是“向過去討生活”（樊百華語），向《紅樓夢》討生活，在故紙堆里營造自己的世界，實際上也是回避現實的一種方式。我記得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有人一針見血地指出，西方人研究星辰、人體、杠桿和化學物質，中國人則研究書本、文字和故紙堆。生也有涯，知無涯，這個世界上有多少真問題值得人們去關注，有多少真學術值得人們熬斷青絲去追求、去探索，有多少新生活值得人去創造，有多少丑惡的社會現象值得去批評，有多少全新的領域值得去發現，有多少未知的門需要人去打開……把寶貴的精力、時間和資源耗費在虛無飄渺的“紅學”中，難道不是難以估量的浪費嗎？
簡單地說，對中國這個苦難未盡的民族而言，“紅學熱”就是一種奢侈。“紅學”越繁榮、越熱鬧，折射出我們的社會越不正常，我們的學術尤其是人文學科越有問題。關于《紅樓夢》，魯迅的這幾句話早已說得明白：“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楞是要從《紅樓夢》中找出什么石破天驚的秘密，發現什么舉世嘩然的真相，揭開什么觸目驚心的謎底，注定了枉費心機，《紅樓夢》還是《紅樓夢》，不同的讀者還是會用自己的人生體驗、審美眼光、價值標準去看《紅樓夢》。盡管說到底“紅學”本身的價值確實值得懷疑的，但我不想否定幾代“紅學家”付出的那些努力，也無意針對任何一個“紅學票友”，我在意的是一個民族創造力的不斷衰竭，一個民族的審美能力被扭曲，一個民族總是在彎彎曲曲的死胡同里轉悠，將生活引入精巧、細致的方向，玩些可有可無的東西，關心一些虛幻的泡沫問題，對變化中的大千世界，對錯綜復雜的現實，對活的人生失去了正常的感知力和判斷力。
“紅學熱”的持續升溫、經久不衰表明我們的社會是不健康的，我們的政治文化是畸形的，幾千年的專制政治形成了圍著皇帝、宮闈轉的文化，鑄造了一種極為可悲的茶余飯后“窺陰”文化，仰望宮闕，對那些發生在皇宮或深宅大院里的故事有著強烈的興趣，這種興趣主要不是建立在對不幸和悲劇的同情、感悟基礎之上，更多的是玩味、欣賞、娛樂，將一切娛樂化，包括張藝謀拍的《大紅燈籠高高掛》之類電影都是繼承了“窺陰”文化的傳統，把目標總是鎖定在飲食男女上面，不是揭穿黑暗，而是將黑暗轉化為無淚的歡笑，不是著力控訴制造悲劇的制度和文化，不是否定丑陋，相反，還要在丑陋中討生活，在“審丑”中營建“審美”的效果，謀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這在電影《英雄》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如果說之前的張藝謀還是遮遮掩掩，到了《英雄》就是赤膊上陣，為專制大唱贊歌，一曲“英雄”的頌歌就是專制皇權的頌歌，以商業手法達到了最佳的政治效果。這樣的電影鏡頭拍得越美，畫面越漂亮，也就越可怕。
“紅學熱”映照出一個古老民族的面孔，是那么的蒼白，那是精神營養不良的癥狀，是心靈上的不健康，是智力上的不現代。西方哲人說，專制使人變得冷嘲。專制也使人不成其為人，長期受專制浸染的民族要告別專制確實很難。在專制的旋渦中打轉慣了，人們會不知不覺地按專制文化的思維想問題。在毛澤東退出歷史舞臺后，“紅學”并沒有因此式微，反而繼續“熱”下來，就是一種慣性在起作用，是“窺陰”文化在支撐著“紅學”的繁榮，有人要到“紅學”討生活，有人要借“紅學”躲避現實，目的也許各不相同，相同的是腳下的土壤還是過去的，一方面在“紅學”中把玩還不失為一種文人情趣，一方面又滿足了無數“紅學迷”的需要，真是何樂而不為？！“紅學熱”告訴我們，我們還沒有真正邁入現代的門檻，充其量只是一只腳踏入了，另一只腳還在門外。套用一句話，“紅學”有問題，不是“紅學”的問題。“紅學”之病也不能在“紅學”自身尋求解決的藥方，在邁向現代社會的進程中，隨著制度轉型的完成，多元空間的出現，宮闈秘事、豪門花園不再是文化消費的中心，人們不再需要向過去討生活，“紅學熱”也自然會冷卻，當然，我們現在還看不到這一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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