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上來了。要逃上去一定要經過四五米寬的大煤窟。可是水流不斷灌向煤窟，有一個人急了想跳過去，被水流卷了進去。”逃生的礦工黃寶地對5月18日晚上那一場礦難心有余悸。“有人喊‘還有一條路！’我們就都跟著他往一個方向跑。跑出去200來米，就看到路被水泥封死了——水已經漫到腰上了。我們用木樁子拼命撞那堵水泥墻。近一米厚的水泥墻，有人撞了幾下就哭了。撞開以后，地勢越來越高，我們連滾帶爬，大概走了四個小時，終于出來了。”和黃寶地一路的44人，加上3個自己逃出來的，山西大同左云縣新井礦難共生還47人，至少57人遇難。從礦主李付元以降到礦長再到遇難隊的包工頭都被認定對事故負有責任，資本將礦工社會劃分的幾個有序的階層，在礦難的沖擊下反而清晰起來。
黃寶地和底層
礦難發生后，蜿蜒在山溝里的新井礦工村出現大片空房。一間房10平方米左右，地上用磚頭隔出4個鋪位，墊著爛棉絮，這是最底層礦工的集體宿舍。他們一個月收入在1500元左右，但因為家庭負擔重或者工齡短，還沒掙到多少錢。事故發生兩三天后，這些礦工迅速拿到工資被遣散，回家或尋找生計去了。3000名礦工及家屬只剩下不到1000人。“走的礦工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黃寶地笑著說。
黃寶地沒有走。“現在留下的人，是因為自己的車被水困在井下，等著政府賠錢的。”車，是礦工能夠投入的最小單位的成本。礦工干一兩年以后，都會攢出1萬塊錢買一輛機動三輪車，“除了自己干活，我還雇人給我拉車，一車煤18塊錢，車工11塊，車主7塊”。礦工們像農民對待牲口一樣充滿溫情地談起自家的車。“我的車當然是換好胎，不停點的跑，比人還累。”黃寶地說,“我逃出來第一件事就是想著車在里面，要能撈上來我還要。”已經當了7年礦工的黃寶地不僅有車，還是“帶班”——手下管6個人，礦工中最小的頭目。“帶班”不需要成本，和礦工一起干活，上下井人數清點好，活計安排好，把礦工們在井下發現的問題反映給小包工頭，比礦工一個月多拿100塊錢。像黃寶地這樣生活在底層礦工之上的第二層人，在新井煤礦大概有500名左右。
黃寶地一個月的收入約3000元，10平方米的家只住著他一人。第二層礦工大多將家屬帶來礦上，因此獨門獨戶。但是和礦工村里所有的房子一樣，沒有玻璃窗戶。“房子小，要亮把門打開就行了，窗戶沒有用。”這樣的家庭賬本大致相似:“房租70塊一個月，煤180塊一噸，水1塊錢一挑（相當于飲水機一桶水），手套、工具、衣服所有的東西都是自己買的。夫妻倆帶著一個孩子要生活，還有上礦工小學的兩個孩子一個月交200塊錢生活費。機動三輪車要修要吃油。一個月能凈落1000塊錢。”沒有成家的黃寶地一個月能攢2000塊，但從來沒給父母寄過，大難不死的經歷也沒有告訴他們。“這錢我給自己養老了，以后治病也全靠它。”和被埋在700米的井下能得到一次性賠償的礦難相比，黃寶地們更懼怕未來某天降臨的肺癌，沿礦區一帶處處可見刷在土墻上的廣告——“專治肺病”。
掙扎而出的小包工頭洪強
洪強說自己真夠險的。“我帶著的人上的是白班，晚上就出事了。白天我們已經知道打出水了，但還是小水流，我和別的小包工頭都去礦上反映，有的礦工還把消息私下傳播開了，可是那個礦主的妹夫一句話讓我們下井，誰敢不聽？”
買車的愿望達成以后，礦工們再上一層的目標就是洪強這樣的小包工頭,“給中包工頭交5萬元就行”。2000年煤炭價格上漲刺激了小煤窯向更深層開采，意味著需要更多的礦工和小包工頭。干了2年礦工的洪強借了些錢，湊齊5萬塊，在第8層承包起一個30人的小組，一年能掙到七八萬元。洪強隔幾天下一次礦井，除了核算產量計工資，礦工在生產中發現的問題，比如支架不穩、炸藥不夠，都由他核實并反映給礦主雇用的管理人員。礦工們都叫他“洪強”，開玩笑時才叫“老板”,“小包和中包有協議，死了傷了，小包也賠錢，就是少賠些。但是和家屬聯系、安葬、包來回車票都是我的事”。做了幾年小包，洪強攢的錢還不夠做中包。新井礦難讓他對于未來有些猶豫，“我交的錢也拿回來了。想回家做點生意，也許再找個礦”。
“把我的本本抄去了，你們要是把舊車報成新車，我就是詐騙罪！”洪強晃著身份證對礦工們說。不僅是礦工和礦主的聯系，這次礦難發生后，礦工和政府的溝通、索賠也靠小包工頭來完成。洪強看上去只有20多歲，處理事情卻很干練。他一邊解釋著政府關于賠償的措施，強調著“要是騙人家，咱們這個隊一分錢也拿不到”，一邊替礦工鳴不平，“你家的車子也挺新，沒辦法了”。但是辦起事情來毫不含糊。在新井礦等待賠償車款的有不少小包工頭，洪強是第一個拿到錢的。他急匆匆又小心翼翼地雙手捏著厚厚一沓人民幣，走向歡呼的礦工。被圍在中間分錢的時候，洪強露出了勝利的笑容。
被通緝前的礦工楷模王老五
王老五是新井煤礦的一個中包工頭，他的地位也是一個礦工能夠達到的頂點。礦主李付元和礦長張勝勝因為瞞報被刑拘的時候，王老五還在礦工家里吃面條。一切正常。沒人能預料，記者在采訪他之后發稿時，他已經變成了在逃的重要抓捕對象。
王老五與礦工最明顯的區別有三點:一，他面色黑里透紅，眼睛發亮;二，他去過14公里外的云岡石窟;三，他每年收入在20萬～30萬元。盡管聽起來很不錯，他的真名卻很少有人知道，礦工們當面笑著叫他“王老板”，背地斜著眼睛叫“王老五”。“1992年我18歲從四川眉山來新井煤礦的時候，它就是張家場鄉辦的小煤窯。一個月能掙七八百。那時候新井還只能在第4層礦面采煤，三個人用斗拉煤，一斗一個人分一塊錢。我一天能拉二三十斗。”王老五的收入讓種植土豆為生的家鄉人羨慕,“我過年回家，不少人要跟我走。那幾年來我家說親的簡直踏破了門檻。”王老五是村里第一個礦工，也娶到了村里最漂亮的姑娘。
王老五的成功模式是所有礦工的夢想。王老五先成為“帶班”，然后慢慢積累本錢,“只有下本錢才能掙大錢。我當時的計劃是，先攢到5000塊錢買頭騾子拉煤，再攢到5萬塊錢，當個小包工頭”。1997年王老五如愿以償當上了小包工頭。2000年煤炭價格上漲，王老五也迎來了事業的春天，在新井煤礦用15萬元承包了礦井的第8層礦，成了中包工頭。“我老婆說，今年掙不夠50萬元不讓我回家過年。我看夠嗆了。”王老五笑呵呵地抽著“云煙”。
礦主是煤礦最大的資本家，而礦長則是參股的合伙人。王老五說,“李付元是從鄉上直接承包的礦。他請張勝勝來當礦長，主管生產。管理人員都是他們的親戚，鄉上領導和他們關系密切”。事故調查組5月26日的報告和王老五的說法相互印證，大約在5月19日凌晨2時至3時左右，張家場鄉黨委書記常銳、鄉長劉永鑫、鄉人大主席團主席王永祥和副主席陳喜慶等，就已經知道井下被困礦工的大概人數，但仍幫助瞞報。常銳還安排鄉武裝部部長組織轉移被困礦工家屬。5月19日6時，包工頭蘭仁伙雇用5輛面包車，常銳給了蘭仁伙5萬元現金，讓其組織轉移6戶27名礦工家屬。“而且王永祥是李付元的親哥哥。我前幾天還和他倆喝過酒。”礦工出身的王老五對于自己和老板的交情感到自豪。
“李付元手下有12個包工頭，我算是比較小的。被抓起來的蘭仁伙、郭永奇和我差不多。”王老五所謂的“小”是指資本規模，“這一層出的煤，我一年能分紅20萬。最怕礦井出事的就是我們這種中包工頭。砸死砸傷幾個人，是哪一層的就歸哪一層的中包賠償，一賠就是10萬20萬。蘭仁伙和郭永奇也和我一樣，先交錢給李付元，合同里寫的清楚‘乙方在生產過程中出現任何人員、牲畜、車輛運輸……等一切事故，傷亡全部由乙方負責承擔，甲方不擔負任何經濟責任和法律責任’。礦主壓制著我們，我們只好轉嫁給礦工。”說起這些王老五變得有點忌諱，“我處理過的死傷太多了，當然這說的都是小事故，我們包工頭也不容易，不知道什么時候出了大事就全完了”。事故調查組僅透露王老五和瞞報有關，截至發稿，王老五尚在逃。■
（三聯）
?京公網安備1101020004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