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前，《新民周刊》得到一條信息：皖北安慶市樅陽縣，個別鄉鎮的幾個村莊已經成為“賊窩”，人稱“小偷專業村”。據說，在幾個“小偷專業村”里，有浩浩蕩蕩的數千人從“拎包”走上了“致富路”。
| 孩子往往成為小偷作案的掩護 |
專業“拎包族”據說已家族化，每年元宵之后，一家老小七八口人“總動員”，包一輛車全體上陣，從樅陽直驅江浙一帶經濟較發達城市。
有人這樣對我們描述：“他們自南而北一路征戰溫州、杭州，然后直切上海、蘇州，再轉戰無錫、張家港、南京，等到再折回樅陽時，幾乎個個都是收獲豐盈。”
我們得到一組數據，自2005年3月起至11月止，僅樅陽縣橫埠鎮一地，被案發地公安機關抓獲或通緝的盜竊人員共計22起26人。案發地最遠已到黑龍江省的大興安嶺。
2003年，《新民周刊》獨家披露皖西北阜陽市太和縣“宮小村”乞討成風的現象， “職業乞丐村”曾名噪一時。樅陽與歷來貧困的皖西北大不相同。“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這是清朝乾隆年間世人對桐城文章的贊譽。但凡吃文字飯的人都知道 “桐城派”。現代行政區劃的桐城毗鄰樅陽。而在1949年前，樅陽一直隸屬舊桐城，“桐城文章”出自目前的桐城與樅陽兩個區域的文人。桐城派“三祖”方苞、劉大櫆、姚鼐均出生于樅陽。明清兩代有“滿朝進士半桐城”的說法，向來，“樅陽出人，桐城出名”。
這樣一片翰墨飄香的土地，怎么突然變成了“賊窩”？
笑貧不笑“摸”
樅陽縣位于安徽省西南部的長江北岸，西與桐城市共水，南與安慶市毗鄰，北與無為、廬江縣接壤，東南與銅陵、池州市隔江相望。
這是2006年1月的一個周日，從上海至樅陽為數不多的幾班直達長途車擠滿了返鄉過年的農民工，記者坐了7小時的長途車先至合肥再換車。在打聽至樅陽的班次時，得到的回答是：“噢，就是那個出小偷的地方啊！”
合肥當地的一個朋友建議我直接包車去樅陽，理由是：“長途車上人多眼雜，何況是去這么一個地方。”
記者聽取了他的建議。出租車司機姓張，為采訪方便，我們到合肥火車站順帶了3位剛從北京、上海返鄉的樅陽農民工。
3位農民朋友不用花錢就可以坐小轎車回家，心情當然很不錯，但他們并不愿意涉及“小偷村”的話題：“怎么，‘小偷村’連你們都知道了？！”
司機小張先打破僵局。他說，前陣子聽說幾個樅陽人在合肥租了一間房，一個多月足不出戶，觀察鄰里動靜。他們發現一個老太太的兒女都外出打工了，一天中午，一個樅陽女人換上了出家人裝束，敲開了老太太的房門。她對老太太的家事自然如數家珍，老太太信以為真，按照指示把銀行里養老的錢全取了出來，按照“指示”埋在一個地方“為兒女消災”，被騙了個一干二凈。
“你看這些樅陽人，竟然學會了臥底！”小張感慨。
在北京打工的老李笑了：“要說樅陽人聰明那是絕對的，自古以來就是，桐城派嘛。不聰明能干得了這事？！”
老李說，這些人大都出自樅陽橫埠鎮，“早些年橫埠出去的騙子還要多，跑遍了全國各地，這幾年媒體揭露多了，南方的老百姓多了防范意識，騙子都跑到北方去了，尤其是東北和西北。”
老李剛剛說完，在上海打工的老王就開始罵娘：“你都不知道，在寧波、溫州老老實實打工的樅陽人有多尷尬！一些橫埠人偷東西出了名，害得人家見到樅陽人就想到賊！”
“湖北人走江湖厲害，是大家公認的吧。可我們這里還有句話，叫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兩個湖北佬搞不過一個桐城佬，這個桐城佬就是指老桐城的樅陽人。”老王說，橫埠“盛產小偷”在樅陽盡人皆知。
“他們把偷叫做摸分。在橫埠有些村莊，有些姑娘家找女婿都要問一下男方家里有幾個摸分的，如果男方說摸分的有好幾個，那女方竟會很中意，為什么？摸分的多，說明這家肯定富裕唄。你要是回答沒有摸分的，那對不起了，拜拜！”
老王有些忿忿不平：“我們其他鎮丟了東西基本上不用猜就知道是橫埠人干的。他們不僅到城市偷，還在本縣偷。農村人出門習慣把門帶上，或者是鎖了門后把鑰匙放在門梁上或者門口的石頭下，這些溜門、推門的人都知道。”老王罵道，“兔子還不吃窩邊草呢！很多橫埠人瞧不起我們這些打工的，覺得我們笨，只有聰明人才干得了摸分的事！”
合肥到樅陽近3個小時的車程，這幾個樅陽農民朋友打開了話匣子。按照他們的說法，在樅陽，民風與道德觀以“橫埠”為分野而截然不同，許多橫埠人不以偷為恥，反以偷為榮。昔日人杰地靈，史稱“詩人之窟、文章之府、氣節之鄉”的樅陽，為何會有如此異相？
銷贓暗道
車到樅陽已是夜里9點，入住時，賓館的前臺小姐再三提醒晚上睡覺要關好門窗，“聽說這里的橫埠人溜門很有一套？”小姐一笑，“你們注意些就沒事了。”
樅陽縣城有兩多，一是洗頭房，二是賭博機。記者發現，在這里要找到俗稱“老虎機”的賭博機輕而易舉，甚至一些小賣店的門口都明目張膽地擺著“老虎機”。
樅陽是全國重點貧困縣，城內送客的只有三輪車，好不容易找到一位開桑塔納的司機。他說：“三四年前我是開長途車的，有一批橫埠人經常坐長途車周日出省，周五回樅陽，一來二去面孔都熟悉了，我沒有見過他們偷東西，不敢亂說，不過，聽說是到江浙一帶的寫字樓去拎包的。”
司機說：“不過后來就很少看到他們了，聽說都買了車子，自己開車了。”
橫埠鎮是由原先的后方鄉、老橫埠等幾個鄉鎮合并而來的，是樅陽的一個大鎮。據說在樅陽的27個鄉鎮中，橫埠鎮的街面算是相當繁華的。
| 橫埠鎮至今仍“盛產”假僧尼 |
記者在橫埠鎮兩條主要街道上同樣發現了不少“老虎機”，在橫埠鎮鎮政府大門不遠處的一家通訊設備店內，幾位老者正坐在老虎機前“拼搏”。
看到我們這些陌生面孔，老虎機玩家毫不在意，而鎮上一些手機專賣店卻是戒備重重。
此前記者已經聽說，由于橫埠鎮的“拎包族”出沒于都市的寫字樓、行政部門辦公室，收獲最多的就是手機和錢包。據說橫埠有多條“銷贓暗道”。
“好的二手機”是這里的一些人對這些來路不明的手機的代稱，但多數手機店并不接待陌生面孔。記者自稱是來樅陽縣城做生意的浙江人，找到了一家手機修理店。這家店開在交通要道邊上，記者觀察了半個小時，發現無人問津此店，用照相機的長焦鏡頭觀察，看到柜臺相當簡陋，根本沒有幾件商品。
“老板娘，有三星D508手機的電腦數據線嗎？”我走進店里。
老板娘是個不到30歲的小個子女人，正端著一個大海碗吃著飯，頭也沒抬：“沒有！”
“有好一點的二手機嗎？”我故意壓低了聲音，湊到她耳邊。
老板娘抬起頭盯了一眼，又低頭扒飯，“現在沒有！……對了，你怎么知道我們家有？！”
“我是在樅陽做生意的，快回家過年了，知道你們這里有好手機，又便宜，所以來淘一個帶回去。”
老板娘有些狐疑，我趕緊掏出三星手機，“不瞞你說，這個手機就是朋友送的，因為是摸分摸來的，所以沒有電腦數據線。你看，我們要不是誠心想買二手機，也不會打車到你這里了！”
“我知道你們是誠心的，你剛進來，我就知道你想買二手機了。”老板娘放下飯碗，“不過現在真沒有。”
她喊了一聲，一個抱著孩子的青年男子走了過來，兩個人嘀咕了幾句，還是老板娘開腔：“你說你手上這個手機是我們家朋友送給你的？是他介紹來的？他叫什么？”
“啊呀，我不是說了嘛，是樅陽城里的一個朋友！當然了，我打聽到你們家有才來的。”
“我知道，你來，肯定是懂行的。對了，你告訴我實話，你是不是專門收二手機的？”老板娘追問。
“不是，就是淘個回家，不過我可說好了，我只要城里摸來的，要高檔的！”我回答。
“這幾天真的沒貨，風聲緊。你告訴我，你準備出多少錢？我看能不能做這個生意。比如你手上這款！”老板娘眼神充滿期待。
“這款手機市場價4000多元，我覺得600元差不多了。”
“那不行，起碼要1000元，我們進價就很高，只不過賺了你幾十元！好了，我看你也是誠心想買，這樣吧，你過兩天再來看看。”
記者后來了解到，老板娘所說的“風緊”，指的是前幾天安徽省公安廳專門派了官員到橫埠調查“小偷村”的情況。“據說省領導批示要徹查，所以摸分的人都相當謹慎。”知情人士透露。
橫埠鎮上，從上海、寧波、杭州、蘇州方向開來的長途班車不斷路過，不斷有拎著大小包裹的人下車。
送我們來橫埠的司機小張說，“這里面肯定有摸分的人，不過誰也看不出來，他們的外表和普通農民完全一樣。”
| 警員不足、缺少法律依據是當地警方認為比較“頭疼”的事 |
沉默背后
時值年關，橫埠街面人頭攢動，問起“小偷村”的事，人們沉默不語。借助白酒和香煙“開道”，記者終于搜集到一些“小偷村”的基本情況。
有人透露，橫山村和原來隸屬后方鄉的育才村店上隊就是傳說中的“小偷村”。店上隊“摸分”的主要是男人，他們一般去江浙一帶的國企辦公室、大型寫字樓或機關辦公室“拎包”。而橫山村“摸分”的主要是“娘子軍”，主要是去江浙一帶的住宅區盜竊居民家中財物。
就在我們抵達橫埠前幾天，有人向媒體舉報，稱他所掌握的參與盜竊者就有上百人，叫不上名字的更有上千人。據說舉報者是一名樅陽籍的老干部，他的一個侄兒參與“摸分”被抓后他才知道了家鄉丑聞，覺得斯文掃地，羞怒之下向上級反映。
一個比較通行的說法是，橫埠鎮的盜竊問題源自1998年的長江洪災，當時，樅陽受災，一些橫埠人就以自救名義去江浙一帶推銷茶葉。“推銷茶葉最好是去機關辦公室和寫字樓，屋內有人就推銷茶葉，沒人就順手牽羊了，機關單位和寫字樓的人警惕性不高，常常把包和貴重物品隨意丟在桌上，因此很容易得手。”
一位知情者說，久而久之，有些人就索性以推銷茶葉為幌子，直接流竄盜竊了。記者了解到，橫埠的小偷根本瞧不起街面上的小扒手，認為那樣掙錢“既危險又沒多大收成”。
有人告訴我們，摸分的“訣竅”一開始還遮遮掩掩，后來逐漸在橫埠傳開，加入者越來越多。起初，摸分大軍一般包車長途奔襲，得手后很快轉戰另一個城市，往往幾天工夫就能收入數萬元。發財后他們紛紛購買了“工作用車”。
橫埠鎮派出所指導員左正好向記者證實了一些傳聞。左正好說，前不久安徽省公安廳以及樅陽縣相關領導的確到橫埠進行過“小偷村”的調研。“是有老百姓寫了舉報信，反映的內容也基本屬實，不過我們不太認同小偷村的說法。”左正好介紹，寫舉報信的有富有正義感的老百姓，也有因分贓不均導致內訌互相檢舉的“拎包族”，“但沒人直接向派出所舉報。”
“有人買車摸分的情況的確聽到反映，買的一般是十幾萬元的車，后方鄉有一個村就有七八輛小轎車。”左正好證實。
“我看可能有兩三千人呢。”一名警察透露，“千把人”在外盜竊恐怕還只是一個保守數字。左正好對這個數字則比較謹慎，但他表示，“有反映一個村莊就有好幾百人有摸分嫌疑。”
在橫埠派出所記者了解到，“摸分”大軍確實主要集中在橫山村和育才村，2005年5月，育才村一男一女在無錫市盜竊被當地警方上網追逃；3月，橫山村婦女左林榮在杭州市西城區盜竊，被警方抓獲后取保候審，后在取保候審期間逃走，目前警方仍在網上追逃。
有人反映，在這兩個村，有的家庭一年就能“摸”到10多萬元，活動很有規律。一位警察介紹：“今天出去了，可能兩三天就回來了，去的都是機關辦公室、賓館、浴場和居民區。”
摸分者一般關系非常密切，有幫派關系，有師徒關系，更多的是親友關系。左正好介紹，2004年7月杭州警方到后方鄉某村抓捕一個盜竊分子，結果遭到圍毆，樅陽縣抓捕了幾個帶頭者才將事件平息。
對于橫埠鎮的銷贓渠道，左正好表示派出所也有耳聞，但是一直沒有抓到證據，“上海市場剛出一款新型的手機，沒幾天我們這里就能發現。但是我們這里的手機店都不敢掛收購二手機的牌子，我們要去買二手機，人家也非常警惕。”
左正好無奈地說，“穿便衣也沒用，派出所就這么幾個民警，鎮上的人都認識。”他對記者暗訪到一個銷贓點很驚訝，“一般沒有熟人介紹根本說不上話的！”
有人反映橫埠鎮有人專門從事二手機收購，然后倒賣至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左正好說，在橫埠四五百元就可以買到一部相當不錯的手機。后來記者又聽說，有的摸分者將“摸”來的手提電腦和攝像機帶回橫埠，多半帶給關系戶，一部手提電腦的行價只有1000多元。
“特色”流變
“摸分”的人搞得橫埠甚至樅陽在外地聲名狼藉，左正好苦笑：“我到常熟出差，當地警察說這幾年抓的都是你們樅陽人，我們聽了無地自容，尷尬死了。以后再也不好意思出去。”“父母在外偷，孩子就在家里偷，讓人頭疼。”
左正好說派出所警員不足與經費緊缺，管不勝管。“橫埠鎮有7萬多人，派出所民警卻只有7個，一個人要對付1萬多人，你說這能行嗎？！辦案經費，已經幾年沒有下撥了，現在還虧欠10多萬元的辦案經費，警車的汽油費都是自己掏腰包。”
“我們也相信老百姓不會捏造事實瞎反映，但是那些小偷都是在省外作案，我們最多只能協調省外破案。橫埠鎮有兩萬多人在外打工，我們是不能人盯人的。”左正好說，“一些有摸分嫌疑的人建起小洋房、買來小轎車，經濟來源很可疑，可是沒有接到針對他的報案，我們也找不到一條相關法律法規來調查他的不明財產啊！”
一位警察說，派出所還要頂著人情壓力辦案，考慮到橫埠的特殊情況，所里的干警都是外地調來的，“有一名警察的女友是小偷村的，辦案他從來都不便去。”
橫埠鎮的盜竊問題與昔日十分猖獗的假和尚、假尼姑之風息息相關。據橫埠派出所干警介紹，早在1992年時橫埠就出現了假和尚、假尼姑。鎮上一名老者向記者回憶了當年“盛況”：上世紀90年代初，有個別橫埠人穿著僧服、剃個光頭冒充僧人化緣，收獲頗豐。漸漸地，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這一行列，鼎盛時期，橫埠街頭巷尾討論的話題就是“你們家有幾個化緣的？賺了多少錢？哪個城市生意好？”街上開有很多服裝店、佛像店，每天生意盈門。橫埠周邊曾出了數個假元寶村、假銀元村，左正好將記者領到派出所的倉庫，那里有好幾百公斤的假元寶、假銀元。
老者說，這些情況鎮政府都知道，但是在媒體曝光之前乏人管理。假僧尼逐漸由“化緣” 轉為詐騙，2003年，京津地區至少發現了200多名樅陽假僧尼，寧波地區發現了三四百人。這一丑聞被揭露后，樅陽開始整頓。左正好回憶，政府取締了所有的非法佛具點，并處理了一批假僧尼。據了解，正是因為開始打擊，一部分假僧尼轉行摸分——其實對他們而言，做假僧尼時就開始“順手牽羊”了。
深入“賊窩”
橫埠派出所一名警察介紹了一個家族盜竊案。
橫埠鎮最偏遠貧窮的是湛西村，總共130多人。村民孫前進找到同村的章小平商議如何掙錢，兩人嫌打工太苦又不賺錢，不約而同想到了偷。
孫前進、章小平和村里幾個年輕人出門去了，過年時一個個衣錦還鄉，村里人好不羨慕，這幾人只有小學文化程度，也沒有任何技術特長，他們靠什么掙錢？終于有一天這個秘密被戳穿：他們在外面“摸分”。
2004年9月初，孫前進、章小平帶著左林鳳、章美琴等14人離開了樅陽，他們有妯娌姑嫂，有夫妻攜手，為了掩人耳目，有人甚至還將3歲的孩子帶在身邊。
他們到了一個城市后往往先在一家小旅館里住下，然后踩點，在賓館、診所、醫院等公共場所伺機下手，得手后再轉戰另一城市。
當年9月，繁昌縣公安局抓獲了正在醫院作案的章美琴，又在一家個體旅館發現了7個房間里全部住著橫埠客，從13個人身上查到了27部手機。
橫埠鎮派出所這名警察感慨地說，這些人中最大的不過40歲，被抓獲后竟然沒有一個流露悔意。
1月17日，記者決定深入傳說中的“賊窩”——橫山村與育才村一探究竟。橫埠派出所警察再三叮囑我們注意安全，“此地民風彪悍，切記小心為妙。”我們在橫埠鎮上雇了一輛面包車。
橫山村距離橫埠鎮不遠，此地多丘陵，車行不久開始下起小雨，鄉間道路異常泥濘，面包車不斷打滑。
我們很容易找到了村支書章安維的家，兩層氣派的洋樓、碩大的院子、高高的院墻，就在村委會大樓旁邊。
章安維不在家，他的妻子正在洗衣服，我們問起村中是否有人摸分，她馬上否認：“沒有！絕對沒有！章安維也沒有說起過！都是外面瞎說的。別信！”章安維的妻子說她記不清老公的手機號碼，很客氣地送我們出了院子。
毗鄰章安維家，是另幾套同樣氣派的小洋房，這在貧困的皖北地區頗為扎眼。可惜的是，這些洋房大多鐵將軍把門。我們只得拜訪一些居住在瓦房中的百姓，一名正在家里生爐子取暖的女青年說：“我沒看見他們摸分，不能瞎說。但是大家暗地里都在傳。”
女青年26歲，一年前剛剛結婚。她說：“我和老公在無錫打工，一個月只能賺1000多元，他們出去一次就能有幾萬元收入。心里當然不平衡。人家房子建得那么好，我們都沒法抬頭，農村人在意什么？還不就是看誰的房子好？！”
她不肯告訴我們究竟誰有摸分嫌疑，“你看看房子不就知道了嘛！反正摸分那事我們不能搞，遲早要有報應的。”
在另一戶農家，一個小媳婦嗑著瓜子笑著回答：“他們忙著呢，眼下還沒回來。我一個老百姓管得了那么多嗎？他們也是打工嘛，各憑本領吃飯。”
記者此后數次致電章安維，都是她妻子接的電話，回答總是“還沒回家”。
管理黑洞
到育才村時已是傍晚，鑒于在橫山村沒有多大收獲，司機提醒我們應該“用香煙開路”，他說，我們這里的人都很實在。
育才村的兩個老者接過香煙，果然打開了話匣子：“摸分的情況的確存在，是店上隊的。一開始我們也蒙在鼓里，經常看到他們三五成群到上海、杭州去，幾天之后又回來，也不知道他們干什么的。后來他們開始家家建小洋房了，我們才知道了他們發財的門道。”
老農介紹，雖然村民沒有證據，但彼此心照不宣。“摸分的人回來可神氣了，新版的一百元剛出來時，我們還沒見過，他們從大城市回來就一疊疊地顯擺了。”
在村民的眼里，摸分的人也算不得什么道德敗壞，“能搞到錢，說明他有能耐！”老農說，那些人經常抽紅中華、玩高檔手機、掏出百元大鈔在小賣部買魚買肉，很氣派。
“也沒什么好嫉妒的。我們還干不來呢，干這一行也需要氣魄的。”老農舉例說，“比如到機關拎包，被門衛攔下來了，他能面不改色沖著門衛嚷嚷，我在里面辦公，天天來的，你不認識？怎么干活的！門衛一看他穿著光鮮就不敢多問了。”
“在寫字樓、機關辦公室溜門拎包，也要進行言行舉止的包裝的，否則走出去一身泥土氣，不被抓才怪！要穿西裝、打領帶，夾著公文包的姿勢也要有腔調，還要學會說普通話。手機要握在手里，不要別在褲腰帶上……或者，混進高檔賓館，裝成服務員進入客房……”老農告訴我們，每年春節回來，摸分的人都會交流經驗。
“我聽說公安局更好拎包，因為公安局的人不會想到有人敢在最危險的地方下手。機關的人被偷了有時候還不好意思說出口。”
老農說，與摸分者談他們的營生是一大忌諱，“鄉里鄉親的，要是你勸他不要做壞事，他會跑到你家門口大罵你詆毀名聲，鬧得鄰里不和。”他曾經勸過一個相處較好的朋友，結果被對方嗆得啞口無言。
老漢躲在面包車內帶我們去找村黨支部書記章禮正的家，途中路過了店上隊，果然一排氣派的小洋房與其他簡陋的瓦房形成了強烈對比。
這些洋房大門緊鎖，老漢說，“可能都出去了，過幾天都要回來過年了。其實干他們這一行也很危險，聽說有人在外面送了命。”不過老漢說，他們在外地作案，又很少被抓，所以鄉鄰才覺得摸分并沒有多少風險，更多的人蠢蠢欲動，“被抓后拘留幾天，數額又不大，出來后繼續干。”
臨近章禮正家時，司機不肯繼續往前開，李老漢也躲在車內不肯下車，“要是被摸分的人看到非打死我們不可！”記者只好下車在泥濘中深一腳淺一腳摸到章禮正家。看到記者，章禮正似乎有些尷尬。
記者：章書記，請你以一個黨員干部的身份接受采訪。有舉報說，店子隊至少有16人在外盜竊，其中有兄弟聯手的，有親戚套親戚的。對此你是否了解？
章禮正：我們育才村有兩千多人口，其中店上隊有70多戶，300多人，40%的年輕人都在外面打工。坦率地說，一開始我們也聽村民反映有人在外面摸分，起初我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后來才知道原來就是做小偷。不過，我作為一名黨員干部不能說瞎話，我沒有收到公安局的公函，也沒有直接證據，我不能確定他們是否就是摸分的人。
記者：打斷一下，你的言下之意，至少有人有這樣的嫌疑？
章禮正：是的，不過我估計最多只有五六個人，他們都是45歲以下，經常出去，一兩個星期之后又回來。我作為村支部書記也進行過教育，叫他們不要做壞事，但人家回答說根本沒有盜竊，我又沒有證據，只好不了了之。
記者：有人反映有一些村干部的親友也在“摸分”，你們村有沒有這個情況？
章禮正：絕對沒有！今天下午的村支部會議，我還重點強調了這一點。那些有嫌疑的人這陣子也沒有出去，都在家里。
記者：我們剛才采訪了部分村民，有人反映摸分的人吃用都比一般村民闊綽，在村中很有威風。
章禮正：吃用闊綽是存在，但他們不敢在我面前顯擺，畢竟我是村支部書記，會問他們哪來這么多錢的。
記者：村里初中畢業后的年輕人一般都干什么活？
章禮正：年輕人都不愿意種田，基本上就是出去打工了，也有人在社會上混。
記者：一些人摸分致富，對這些年輕人是否有影響？
章禮正：肯定是有影響的，會有年輕人羨慕，想跟隨。
記者：農村基層干部教育村民、整頓民風有什么壓力？
章禮正：你說到我心坎上去了。我一年拿4000元工資，其他村委委員比我還要少三四百元，就是芝麻大的官，能有多大能量？！沒有證據，管了還得罪人，都是鄉里鄉親的，搞僵了可能一個家族在下一屆選舉中就不支持你！
從章禮正家出來時雨已經越下越大，老漢在車內有些興奮。他說，“你看，我今天陪了你兩個多小時，是不是可以給點好處費？”
一名知情者告訴記者，店上隊尚未有“摸分”的人買車，與育才村隔著白蕩湖相望的少風村才是真正的“賊窩”。“少風村有一個組就有18輛小轎車，經常一排車子開過，威風極了。”
老漢給我們算了一筆賬，他說，在農村建一幢簡單的兩層樓房只需3萬元，如果是框架結構的需要10萬元，但是少風村不少房子十分豪華，每棟起碼花費18萬元，還不算家里的電器裝飾。
“一輛車子加一套房子，起碼30多萬元，如果是正常的打工，一個人一年掙2萬元已經捅破天了，需要15年不吃不喝才能積攢這樣的家業，你說正常嗎？”李老漢有些憤懣。
走在泥濘的小道上，一個年輕人發起牢騷，“一腳一個坑，滿身都是泥，瞧人家過得多好，有時候一氣之下真想去摸分。”
記者此后又去少風村暗訪，村民對此話題同樣諱莫如深。
橫埠鎮派出所指導員左正好說，“村干部最多告訴你有摸分的人，但不會說是誰，怕得罪人。”對于基層組織戰斗力不強、作用不大的問題，許道金所長曾對媒體抱怨：“現在做什么事都要錢，你不出錢，村里的治保組織就不巡邏。他們不干事，你就少了耳目，信息就不靈，基層公安派出所就唱起了獨角戲。”
一名干警透露，他也覺得“小偷村”的出現匪夷所思，“農村的道德體系怎么了？聽說其他地方還有集體出外賣淫的情況。一個女孩子出去賣淫，過年時‘榮歸故里’，臨走又帶走一批女孩子，好像沒人覺得恥辱，賺到錢就是最要緊的評價標準。”
“小偷村”整治之惑
如果是非顛倒，笑貧不笑娼、笑貧不笑“摸”，一個地區的整體風氣就會畸變，就會有人跟著走。
結束橫埠鎮“小偷村”的采訪后，記者來到樅陽縣公安局，采訪了局長曹金海。
記者：曹局長，我手頭有20多頁下載資料，都是我行前從網上看到的有關樅陽人在外盜竊、詐騙的案件。我數了一下，僅今年在全國各地發生的就至少有20起，而這只是數百個網頁中的一部分。這些樅陽人一般以推銷茶葉、找人、收廢品等幌子溜進企事業單位辦公室、賓館、醫院等地伺機盜竊，在溧陽抓獲的5人盜竊團伙主要成員竟是一家人……
曹金海：可能絕大部分都是橫埠一帶的人，樅陽人的臉都給他們丟盡了。(“小偷村”)是一個令樅陽十分尷尬的問題。在你們媒體來調查之前，我們也在關注，并且通過多方渠道了解。這種現象極不正常。但我不認同“小偷村”的說法。
記者：請您介紹一下縣公安局掌控的有關情況。
曹金海：通過調查全縣近幾年的犯罪記錄，我們發現問題比較集中在橫埠，主要體現出兩大特點：詐騙與溜門入室，后者也就是所謂的“摸分”。前幾天，我們去了橫埠，正在統計橫山與育才這兩個村究竟有多少人參與(“摸分”)，研究相應的對策。
記者：我們聽說安徽省公安廳派員深入基層調研，能否告知結果？
曹金海：調研統計，橫埠鎮2005年因盜竊和詐騙在各地被處理的差不多有100人，其中被刑事處罰的有40人左右，判刑的30多人，治安處理的30多人。這幾年每年都差不多是這個數字，基本作案地都在杭州、無錫等城市。
前幾年，樅陽假和尚、假尼姑跑遍全國，樅陽簡直成了眾矢之的，壓力很大。我們采取強有力的整頓措施后，從根本上取得了好轉，當然不否認現在還有零星的現象。對于盜竊的問題，我說了，大概占出外務工人數的1%，他們溜門入室嘗到甜頭后轉為專業盜竊，并且相互影響，夫妻結合、親戚結合、朋友聯手作案，這個情況是存在的。
記者：解決之道在哪里？
曹金海：就公安系統而言，出現這種不正常的現象，板子應該打在何處？樅陽是比較尷尬的，橫埠的人是在外地作案，我們主要還是協助外地打擊犯罪。你去過橫埠，警員不足的問題應該了解，全縣100多萬人，20萬在外打工，所有警力包括交警在內只有200人。橫埠好歹還有7個警察，我們有個別鄉鎮只有2個警察。
盡管如此，我們的態度依然是堅決的，一旦外地來了協查報告，我們將全力以赴。
記者：我們在采訪中發現，無論是基層派出所還是村委、村民，都提到沒有證據的尷尬。
曹金海：確實如此。我們常遇到這樣的難題，比如，有到機關辦公室假裝找人或者賣茶葉，看到沒人就拎包，我們抓獲一些橫埠的嫌疑人后審訊，他也承認在外地盜竊的事實，但自己也記不清在具體哪個城市、哪個賓館作的案，我們又沒有接到發案地的報案，苦于沒有證據，無法送交檢察院。
記者：小偷畢竟是從樅陽出去的，樅陽的形象也的確因此受損了。那么，對本地的民風整頓，你們是不是也該主動擔起責任？
曹金海：此事已經嚴重影響了樅陽的形象，縣委領導對此非常重視。目前，縣里決定進行一次專項整治，具體方案還在制定，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所謂的“小偷村”進行重點摸底排查，對所有橫埠鎮外出務工人員進行調查，排查出有外出盜竊嫌疑的，作為高危人群納入縣、鄉鎮、派出所的管理范疇；第二：在農村弘揚正氣教育，發揮基層黨員干部的帶頭作用來教育群眾；第三：針對當地有干部親屬涉嫌“摸分”的情況，我們決定從嚴管理農村基層干部，一旦有干部家屬參與作案，立即對干部采取組織措施，甚至是撤職；第四：建立高危人群信息檔案，對流動性大、目的不明確的人，形成一個全國共享的信息機制，我們將發布嫌疑人的特征、動向，以協助外地打擊犯罪；第五：將高危人群納入派出所的重點管轄范圍，一旦發現有重要線索就采取措施；第六：進一步加大對外協助。
基本上我們是本著打擊、教育、防范的思路展開工作的，以促進這個問題的好轉。
記者：你剛才提到基層黨員干部的問題，派出所的民警也反映，因為村委會干部發揮不了作用，導致派出所唱獨角戲。
曹金海：加強基層黨員干部的教育，這正是我們的工作重點。農村基層組織管理意識淡薄，一定要發揮起基層黨員干部的作用，如果是非顛倒，笑貧不笑娼、笑貧不笑“摸”，一個地區的整體風氣就會畸變，就會有人跟著走。
群體化道德越軌
農民能調動的資源有多少？改變命運的畸形途徑一旦被正常化，形成傳統就可怕了。在這樣一個貧瘠的子宮上，你能指望道德附著健康成長？
被削弱的道德判斷
“今天，我們在這里討論樅陽的小偷村，也是被盜者對盜者的分析，我所居住的這個小區，很多人都有被盜的經歷，因此，我們會對小偷有一種強烈的義憤，但我們發現，在小偷村是不存在義憤的，無論是盜者還是非盜的村民都沒有強烈的羞恥感，這是為什么？”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于海作了如此的開場白。
“道德分為道德認知、道德感與道德實踐三個層次，盜竊是犯法的、不道德的行為，這一點在‘小偷村’，即便是盜者也是認同的，但在‘小偷村’，人們的道德感已經發生改變。”于海分析，“盜者認為，我不過是小偷小摸而已，社會上還有更多比偷還要嚴重的犯罪，比如，那些貪官是大偷大盜。而非盜的村民則認為，偷的是上海、杭州這些大城市的財物，跟我們沒有任何利害關系，潛意識里，盜者與非盜者都認為那是另一個世界的財富。”
“目前存在一定程度的城鄉對立”，于海說，“‘小偷村’有人以這樣一種理由為盜竊辯解：反正偷的是有錢人、城里人。”
“所有做壞事的人都會試圖將自己的行為合理化、去罪化，把犯罪合理為自己的道德感所能忍受的程度。我們對小偷的義憤皆是因為小偷損害的是我們的利益，但小偷多不會把第三只手伸向鄉鄰，因此村民不會有強烈的義憤和受損感。相反，小偷要獲得鄰里的接納，還會適當給予鄉鄰好處，比如遞根好煙。”于海分析。
如果一個人所處的環境都是小偷，那他的心態也會發生改變，在‘小偷村’，道德判斷與道德實踐已經分離，當小偷變為一種群體現象時，村民會產生這樣的念頭：大家都這么去做了，我不去，只有我吃虧。因此一旦有機會，村民就會加入盜竊的隊伍， “這與腐敗是一個道理，很多情況下，你還會羨慕別人(小偷)比你做得好”。
“貪官不會恨貪官，老百姓卻恨之入骨，因為他們都是腐敗的受害者，盜竊也是這個道理。”于海說，“人的道德判斷只有對自己不認識的人才會變得嚴厲。‘小偷村’接受采訪的那個老者，多次強調偷盜是不道德的，但他也覺得自己整天青菜蘿卜，人家卻是大魚大肉，看到人家抽好煙、蓋豪宅，他的心里會羨慕，這會削弱他的道德判斷。”
對歧視的一種反抗
貧窮的確是滋生“小偷村”、“賣淫村”、“假僧尼村”的重要因素，貧窮可能導致多種形態的“并發癥”，“小偷村”只是其中之一。但于海教授認為，貧窮并非萬惡之源，貧窮只有與另一些因素結合才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畸形現象。比貧窮更可怕的是不公！于海分析，在一定的環境狀態下，即便很富裕的群體也會出現這樣那樣的畸形現象，“社會發展不公平對人們道德感的摧毀是相當厲害的，成群結隊的農民成為小偷較之成群結隊的市民成為小偷要容易理解得多，因為他們是被城市遺棄、歧視的群體。”
“問題就出在城鄉分化、邊緣化問題上。”于海分析，改革開放前，農村與城市這兩個世界是隔絕的，彼此的道德感不會被顛覆，但現在農民進城，即便拿了工資，還是被邊緣化，很多情況下都被歧視，“他們在城市產生心理落差，但當他們賣淫、盜竊回到農村，非但沒有被邊緣化，反倒有一種榮歸故里的優越感。”
“這對他們而言，也是對長期壓迫感的一個補償。”于海說，城市里的小區保安多是下崗工人，他們對業主很客氣，但對農民工卻很霸道，農民工成了讓這些保安也“爽”一下的機會。
但農民去找誰來給自己“爽”、給自己歧視呢，他們已經處于社會最底層，那么他們只能找發泄的對象，而這個對象首當其沖就是給他們形成壓迫感的人。
“人的情感力量是需要平衡的，他們的道德在農村能維持，但到了城市，在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下，就會崩潰。”
無根的1980年代
“小偷村”、“賣淫村”的主體都是18歲至30歲之間的男女青年，于海教授提到了 “路徑依賴”，“小偷村”是親友帶親友，賣淫村也是如此，“只要有一個大姐大、一個先驅者，她逢年過節回農村，衣著光鮮，她當然不會說賣淫的艱辛，只會揀風光的說，因此，會有一批女孩子羨慕，然后踏上賣淫的道路。”
于海說，對于農村青年，賺錢改變他們命運的機遇是什么？“我們發現，發廊里大多是農村的女孩子，當她們離開鄉土，試圖打工改變命運時，她們發現，那里留給她們的最便捷的路似乎只有這一條。”
很多出來打工的農村小伙子都是高中生，他們都是有理想、有文化的，但就是在城鄉二元結構下，他們到了城市會發現似乎也只有一條路，那就是賣力氣。
“這是一個對他們而言很辛酸、很無奈的現實，他們的道德感會因為社會發展機會的不公平而削弱。”于海說，“在一些不道德的社會分工下，弱勢群體選擇不道德的行為所遇到的自身的阻力是相當小的。”
于海認為，1980年代的農村青年比他們的父輩問題還要嚴重，改革開放以來，大量農民進城，這些青年即便不是在城市出生，也是在城市文化的影響下長大的，但他們身上卻是洗不去的農村胎記，城市很文明，但這些似乎都與他們無關，城市文明似乎很難接納這些孩子。
“1980年代的孩子與城市是若即若離的，城市不是他們的根，或者說根若游絲，城市文明對他們的冷漠，也不斷培養他們的失落感甚至是對城市的怨恨。”于海說。
“春節期間，一批農村孩子回鄉下時是怎樣的心情？他們的根更不在農村，甚至他們會因為農村給他們身上打下的烙印由此導致他們被城市遺棄的遭遇，而對農村產生怨恨和羞恥感。”
于海說：“這是一批無根的孩子，他們渴望回到城市，但城市的發展機遇留給他們的似乎只有那么幾條狹窄的道路，在道德感失去平衡時，很容易走上男盜女娼的道路。”
解決之道
“小偷如果很容易被抓，比如出去20個人被抓十幾個，我看還有誰敢繼續盜竊，問題就在極少有人受到懲罰，法制風險太低，因此就形成了一個盜竊的風氣，道德的集體崩潰，很多村民羨慕、蠢蠢欲動。”于海認為，在橫埠鎮，許多人已經把不正當的牟利視作正常，無非是從假和尚、假尼姑到盜竊花樣翻新而已，“用一個抽象的名詞概括，叫做基因遺傳。”
農村保留傳統性是很強的，于海擔心橫埠鎮會成為別的村的先驅，事實上，橫埠鎮周邊鄉村已經受到了這種“帶動”。“農民能調動的資源有多少？教育的成本太高，沒有幾個農民能承受，改變命運的畸形途徑一旦被正常化，形成傳統就可怕了。在這樣一個貧瘠的子宮上，你能指望道德附著健康成長？”于海反問。
“光靠道德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他們一旦到了外部繁華的世界，不平情緒就會出現。一定要讓盜竊行為受到應有的懲罰，整頓不過是一陣風，是做給外界、做給領導看的，小偷無非就是在此時收斂點，我倒要看看，搞整頓能有幾個人被真正處理？”于海說。
警力不足的確是一個大問題，一些鄉鎮的派出所只有兩個干警，盜竊行為得不到應有懲罰，小偷回到農村后不受任何阻力，甚至一些村干部也涉身其中。于海認為，最根本的還是消除城鄉二元結構，讓農民享有與城市平等的社會待遇，這并非指平等的經濟待遇，而是讓農民在城市找到合理的生存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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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被偷過很多次，但我沒有怨恨，更多的是理解與擔憂。我們不能眼睜睜看著一個個賣淫村、小偷村、詐騙村就這樣復制下去。”于海呼吁。
山西許村復歸“藥方”
某一類違法犯罪活動集中于一個地方的現象背后，即使沒有當地少數官員的參與，起碼也與他們熟視無睹、放任無為有關。
“假煙村”、“假鈔村”、“走私村”、“偷渡村”、“小偷村”、“賣淫村”、“二奶村”……近幾年各地頻頻涌現此類所謂的“另類經濟特色村”。對于這類稱謂，所在地官員面對上級追究、媒體質詢時，或歸咎于違法犯罪活動猖獗、手段隱蔽，或抱怨法制不健全、查處乏力等等，言下之意，不是他們不管，而是管不了。
樅陽的例子說明，靠違法犯罪活動牟利，獲利者只是一小部分不法之徒，當地卻要付出名聲受損、投資人文環境受破壞的沉重代價，而這些損失短期內是難以挽回的。而某一類違法犯罪活動集中于一個地方的現象背后，即使沒有當地少數官員的參與，起碼也與他們熟視無睹、放任無為有關。
并非沒有所謂的“經濟特色村”成功“進化”的范例。山西省渾源縣永安鎮許村，一個偏遠的晉北小山村，青少年犯罪曾相當嚴重，短短兩年就由亂到治，跨進了“小康村”行列。
許村曾讓美麗的恒山蒙羞，犯罪現象相當嚴重，盜竊、搶劫、傷害現象時有發生，尤其是盜搶摩托車、自行車名聲在外，作案范圍逐漸從廣靈、靈丘、大同等周邊縣市向河北、內蒙古、北京等省市蔓延。先后有60多名青少年被司法機關懲處，是公安部掛號的“小偷村”。
2002年4月，大同將許村列為重點整治對象。縣長親自包村，并派出公安、教育、民政、團委、司法等部門領導組成的工作組進駐該村。他們加大流動人員管理力度，對外出務工青年登記造冊，定期聯系，在務工人員較多的大同、張家口市建立協調機構，此外加大普法力度，用身邊人、身邊事教育青少年，為青少年提供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動豐富他們的業余生活，成立家長學校，規范家長行為，幫助失學兒童，防止新犯罪源產生。
發展經濟，提高村民生活水平，才能為預防犯罪提供物質基礎。在上級部門扶持下，許村先后投資40萬元解決了村民吃水難問題，結束了祖祖輩輩“吃水三里半”的歷史。經過兩年多的綜合治理，許村徹底洗心革面，先后被市、縣授予“小康村”和“安全文明村”。
中國有60多萬個村委會。一個個村莊能否擁有健康的“微循環”，在城鄉一體化的當代中國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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