廁所是個被談爛了的題目。外國人談，中國人也談，出國回來的中國人更要談。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出現(xiàn)了一種“比較廁所學”，廁所被當成了中西文明的一個文化表征。似乎“廁所”是民族性的最佳解讀角度。結論大致是，只有當中國文化的“總病根”被徹底挖出斬斷，中國人改變了“民族性”，中國的廁所才能徹底沒有臭味。
用“大歷史的眼光”看廁所
為了不重復別人，筆者想用“大歷史的眼光”來重新看看廁所。
近幾年來，幾乎每篇中國人的訪韓游記中都要提一提韓國的“化妝間”。2000年一位游客在游記中寫道：
漢城（現(xiàn)稱首爾）的公共設施很完備，最感慨的是公廁。不要說賓館飯店的廁所，就是小到只有幾張餐桌的小店，其廁所都十分干凈。我沒有見過有收費的廁所，但所有公廁都提供衛(wèi)生紙、洗手設備和鏡子，大單位的廁所還有供殘疾人用的專位，設計得十分周到。相比之下我們許多公眾場所的廁所簡直令人可怕。人家那把廁所稱為“化妝間”，真是名副其實，我在那總能看到韓國婦女在鏡前描眉畫目。
廁所在這里成了衡量中韓差距的一把尺子，被提升到了民族性的高度進行解讀。
讓我們把時間上溯220年去檢索歷史。1780年也就是清朝乾隆四十五年，有一位到中國旅游的韓國（當時稱朝鮮）知識分子對中國的糞堆發(fā)出過由衷的贊美。此人名叫樸趾源，是韓國的一位著名學者，他出使中國后寫了一本游記《熱河日記》。此書讀起來的感覺很像今天中國人寫的那些旅韓游記，對他所見到的每一件外國事物都充滿了好感。所到之處，處處是羨慕，處處是驚嘆，甚至對中國農村的糞堆也要贊美一番，并且上升到形而上的層次：
中國農村的院子，到處收拾得整整齊齊，沒有一處茍且對付，沒有一樣雜亂擺放。雖然牛欄豬圈，也疏直有度，即使是柴垛糞堆，也精麗如畫。中國的糞堆，堆得方方正正，或八角，或六楞，或者堆成樓臺之形。從中國的糞堆就可以知道中國人處處有制度，到處都值得我們學習。
從小小的糞堆上，他讀出了中國的“文明”和“進步”，看到了朝鮮的“臟、亂、差”。他認為，中國人事事有規(guī)矩，處處有制度。而且中國的制度無不合情合理，周密有效。他說，要改變朝鮮的落后面貌，必須從這些小事做起，一絲不茍地向中國學習。其心態(tài)和那些今天出訪歐美之后大發(fā)感慨的中國人心態(tài)何其相似！
看來，僅僅200年前，起碼在東亞，相對而言，中國還是社會文明進步的典范。中國人并不是自古以來就“臟、亂、差”，韓國人并不是一直比中國人干凈，所謂“韓國人出了名的愛干凈”，“韓國人在環(huán)境衛(wèi)生方面是中國人的模范”也不過是韓國經濟起飛之后的事。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廁所或者糞堆與“根性”、“民族性”的關系并不那么直截了當。
到了1731年，歐洲人還在隨地大小便
從歷史的角度對比一下中西廁所文化，會更讓人大跌眼鏡。
從史籍來看，到了1731年，歐洲人還在隨地大小便。那一年出版的一本《騎士風度的倫理學》中建議讀者：“從一個正在解手的人身旁走過時，應當裝沒有看見。向這個人打招呼是有悖于禮貌的。”18世紀歐洲雖然已開始工業(yè)化進程，廁所建設的腳步則沒跟上。
正像在其他方面一樣，中國的廁所也領先了歐洲起碼2000年。中國廁所落后于歐洲，不過是近200多年的事。上推200年研究“比較廁所學”，我們會得出一系列與現(xiàn)在相反的結論，也許歐洲人會猛挖自己身上的“劣根性”。歐洲人灑著香水，風度翩翩，溫文爾雅，是在他們通過工業(yè)化富了之后的事。在那之前，他們不但隨地大小便，而且還往桌子上吐痰呢！
中世紀的歐洲人在為摒棄陋習而努力著。當時的《禮儀書》中說：痰不要吐到桌子上，也不要飛過桌子。1774年，歐洲的《禮儀與基督教禮貌守則》中說：我們再也不能原諒那些把痰吐到窗外、墻上或者家具上的人。
至少那個時候，中國人比歐洲白人要文明得多。我們的老祖宗再不爭氣，也絕對不會把痰吐到桌子上。
廁所是現(xiàn)代化問題，不是“中國問題”
廣征博引，并不是要證明中國廁所臭得有理，中國人隨地吐痰光榮。我想證明的是，中式廁所、隨地吐痰，或者“缺乏公德心”、“不守交通規(guī)則”、乃至“忍耐”或者“缺乏精確性”，都不是中國人特有的根性。暫時的落后并非意味著永久的不變。我們今天關注廁所問題，恰恰表明，中國的廁所未來將會更加干凈。
事情其實一目了然，中國存在的種種問題，實際上都是前現(xiàn)代化或者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問題，而并不是因為中國根性而特有的“中國問題”。明朝后期以來基本停滯不前的中國與近幾百年迅猛發(fā)展的西方猝然相遇，自然會感到撞擊的劇痛。從后現(xiàn)代化的歐美日韓，看前現(xiàn)代化的中國，就如同把參天大樹和一顆剛剛發(fā)芽的小苗做對比，其差距自然觸目驚心。
然而，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中國并沒有落后的專利，歐美也不是注定永遠先進。誰能說，領先了世界幾千年的中國不會再次領先呢？那個時候，是不是又要挖掘中國獨具的“優(yōu)根性”呢？
跳出民族性的框框
一個民族要發(fā)展，就要有長遠眼光，有對本民族歷史文化的正確判斷和基本自信。這樣，發(fā)展才有立腳點，看問題才能看得清楚。不然的話，病急亂投醫(yī)，把潰瘍當絕癥治，恨不得換心換腎換肝換肺，把自己一切都換掉，結果只能是丟失了自我，變成一個沒有根基的民族。
人窮志短。一個民族在困難的時候容易自卑。韓國人在亡國于日本的時候，也痛思本民族落后的根性，寫了一本《民族改造論》，呼吁徹底改造國民性，再造韓國。梁啟超也在《朝鮮滅亡之原因》等文章中對韓國人的性格大加鞭撻。甚至到了上世紀60年代，韓國人還自認為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到了上世紀70年代經濟起飛之后，韓國人就開始挖掘自己身上優(yōu)于其他民族的地方，得出的結論是韓國人的國民性是世界上最好的。
同樣，日本人上世紀50年代還在臭罵自己的文化，到上世紀60年代末經濟崛起之后，一部分日本學者便開始吹噓自己的民族文化。他們強調，日本之所以經濟成功，是因為日本人的儒教文化與中國有本質上的不同。
只有跳出把一切都往民族性這個框里面裝的心理定式，才能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才能避免文化自卑或者文化自大。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性，就如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一樣，這是客觀存在的現(xiàn)實。然而，更多的現(xiàn)象是民族性解決不了的，而且民族性也是在不斷變化的。
人民網-《環(huán)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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