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牙泉，水汪汪
在遠離敦煌東北100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名聞遐邇的縣城。歷史那條西北著名的疏勒河就從城的北面靜靜流過，一直流到哈拉卓爾湖，靠著這條河水沖擊出來的河谷，唐朝歷史上名聲頗響的安西都護府得以綿綿生息到如今。從安西縣城東南行，70公里的戈壁灘上矗立著一座河西走廊上保存最為完好的古城鎖陽。從外貌看，鎖陽古城和張掖郊外的黑水國遺址大同小異，夯土為墻，掘地為池，城外遍植胡楊老柳，阻擋蒙古高原吹來的風沙。1000多年匆匆流逝，鎖陽城的輝煌在風沙里凋敝衰落，只能從那座18米高的角墩上略見一斑唐朝的萬丈光芒。我在城內廢墟里撿到幾片殘瓦，上面曾經有過字跡，卻在時間的沖激下漫漶不清。鎖陽廢墟的正東方向1600米，迎著太陽的地方是唐代著名的開元寺遺址，遠遠望去只見佛光不見殿堂，只有供奉阿育王神像的寶塔照射給后人歪斜的剪影。鎖陽城當然生產鎖陽，這種俗稱“不老藥”的草本肉質寄生植物喜歡大漠戈壁，零下20度的氣溫特別適應它生長?！侗静菥V目》載錄鎖陽的藥性是：“大補陰氣，益精血，利大便。潤燥養筋，治痿弱?！毕啾壬L于戈壁的另一種中藥肉蓯蓉，《輟耕錄》里說：“功力百倍于蓯蓉也?！蔽也恢梨i陽還在其他什么地區生長，它是一種奇怪的寄生植物，寄生于遍布戈壁和沙漠的白刺根部。每年冬季在白刺即將枯萎前侵入其根部，經過一冬的孕育，來年三月破土而出，河西走廊甘肅地段每到春天的曠野里，一叢叢尚未返青的白刺下面，沙土被頂起嬰兒小手一樣的土包，里面就是成材的鎖陽。但是我第一次見到這種西北珍貴的中藥，卻是在敦煌，鎖陽離開它的故土，成袋盈筐的擺放在鳴沙山下，心中惦記疏勒河畔的古城。
研究敦煌的學者，很少有人注意鳴沙山下這汪取之不竭的泉水。自從英國的所謂考古學家斯坦因從印度翻越喜馬拉雅來到新疆，在河西走廊里倒行逆施來到敦煌開始，法國的伯希和、俄國的奧登堡、日本的吉川小一郎以及給莫高窟帶來毀滅性災難的美國人華爾納，他們前腳接后腳來到敦煌，目的是莫高窟藏經洞里的敦煌遺書，沒有人去鳴沙山徜徉大漠里這汪不枯的甘泉。鳴沙山古稱沙角山，一條5公里長的公路從敦煌城直通這里，遠古的荒涼之地，如今人頭攢動，很多原來游客喜歡在公路上留影，歡喜無限的喜悅臉龐，背景是寂寞枯燥的沙山天空。我不知道綿延40公里的鳴沙山如今還能不能找到一條通往玉門關的路， 《三秦記》這部史籍里記載，從敦煌出發的駝隊往往把這里當作休憩的第一站。從秦至宋橫跨幾個朝代的商隊，從西安滿載江南的絲綢和茶葉，在敦煌整裝待發，往往選擇一個春和日麗的傍晚啟程，迎著西落的余暉在鳴沙山駐扎，第二天清晨，羅陀飲足月牙泉水，商人灌滿銅壺皮囊，以后不知年月的西行時光里，月牙泉成為他們唯一掛在嘴邊的話題。明朝永樂5年冬季，三寶太監第二次遠征西洋的同時，一位名叫侯芝貴的晉商帶著他的馬隊來到敦煌，他從平遙縣城的秀才那里聽說這條絲綢之路要走幾年才能往返，雖然利潤可觀，卻是最為艱難。侯芝貴把全部家當都購置成茶葉和布料，把年輕貌美的老婆放到馬車里煙塵滾滾一路西行。等他們抵達沙洲，已經是正月十五，凄涼的沙洲城見不到山西的紅燈籠，人煙稀少的敦煌沒有中原的爆竹聲。侯芝貴的妻子死在等待冰消雪化的春天，晉商的馬隊在敦煌日復一日的消瘦，整馱整托的貨物堆積在客棧的柴房。侯芝貴明白自己出不了陽關，古老的絲路早已被連年的戰火和風沙堵死，西域也許只能是他中原漢子的一個夢幻。于是，聰明的晉商把馬隊帶到鳴沙山外，以此為寨，買進賣出，河西的沙參鎖陽，中原的絲綢衣裳，米面茶糧，從這里輻射嘉峪關，南及青海，北望新疆。二十年后，侯芝貴回到平遙，沒有人知道他究竟賺了多少錢，侯氏宗祠立起一座四柱三門的大牌坊，大街上憑空多了一張古銅色的臉龐。
很少有人造訪侯家寨，事實上這里也只有泥筑的土墻和引水的溝壑。晉商是中國明清以來最能吃苦耐勞的勤勉人，他們做出什么樣的事情都不足為怪，何況鳴沙山下這座侯家寨！他們能把西周時期建成的平遙古墻外面再包裹一層夯土，來抵御兩千多年的風雨侵蝕，留給世人一座“城中之城”。2005年9月22日凌晨，平遙古城西側10多米夯土層坍塌，引來世界一片驚呼！只有侯家寨充耳不聞平遙事，在秋風里老僧參禪一樣坐對夕陽。兩周后，幾臺推土機不緊不慢開到這片土地，晝夜轟鳴把侯家寨夷為平地，隨后而來的綠化工人在這里翻土施肥澆水，據說，經過一個冬季的土地恢復，明年春天在這里栽植敦煌特產李廣棗——漢將李廣出征西域帶回來的棗樹，如今成為敦煌招徠游人的行道樹。2006年春季以后遠去敦煌的人再也無緣拜訪晉商留在絲路上的痕跡了，那平遙侯氏的后代也許根本就不知道幾千里外有座敦煌！文明的眺望必定高于古人的目光，后人的腳步遲早要覆蓋前人的踉蹌。其實，消失或正在消失的古跡豈止侯家寨一處？月牙泉也早在80年代隨地下水位的下沉而枯竭，現在的泉水是鳴沙山另一側蓄水池通過導管慢慢滲透過來造成的假象。
明知如此，我依然繞水一周?？纯春咸J葦，看看水邊飛鳥，看看盛唐駝隊飲水殘留的石槽，看看清朝敦煌知縣挖掘的渠溝——正是這位喜好古董的知縣汪宗翰，視敦煌遺書為敝履，才引起國寶的大量流失。后代的敦煌學者卻因此引發一場爭論，一派認為如果不是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發現了藏經洞的遺書，幾萬卷國寶可能永不見天日。一派認為，那些西方強盜采用種種手段騙取石窟國寶，是在是十惡不赦！
是耶非耶？化為蝴蝶！
三、藏經洞的水月洞天
1900年5月31日，具有英國國籍的猶太人斯坦因博士帶著助手，在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從印度斯利那加出發，前往中國新疆進行考古工作。這位印度拉合爾東方學院的院長壓根不知道，他出發三個星期后，在遙遠的中國敦煌莫高窟，一位叫王圓箓的道士偶然打開了藏經洞，余秋雨說：“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這天早晨，他打開了一扇轟動世界的門戶。一門永久性的學問將靠著這個洞穴建立，無數才華橫溢的學者，將為這個洞穴耗盡終生” 。
如果不是藏經洞，這個叫王圓箓的湖北麻城人將永世不為人所知。關于王道士的來歷，目前唯一能見到的是他親手寫給慈禧太后的手札《催募經款草丹》，又稱《王道士薦書》，現藏敦煌研究院。按照《薦書》的說法，參照《湖北通志》和他死后弟子趙玉明、徒孫方志福為他撰寫的《太清宮大方丈道會司王師法真墓志》等其他間接文獻，大約可知王道士祖籍湖北麻城，咸豐7年，由于當地蝗禍旱災引起地區性的饑荒，王圓箓輾轉流落甘陜一帶乞生，后來進入肅州巡防軍當兵，幾年后，王圓箓因為種種原因離開兵營。清朝晚期，正是軍餉匱乏，四處動亂的時期，偏處西北的肅州巡防軍窮困潦倒，以至于不能發給王圓箓回籍的路費，王圓箓只好繼續漂流西北，最終在酒泉出家作了道士，道號上“法”下“真”。也不知是大清的哪一年，王真人外出游方，來到莫高窟，看到只有幾名藏傳佛教的喇嘛住在里面，遂鳩占鵲巢，利用喇嘛不通漢語的缺陷取而代之，成為下寺住持，進而主理莫高窟僧道兩家。但是，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圖記》里卻記載王道士親口告訴他自己是陜西人，這應該是王圓箓因為家鄉災荒之后流落西北的第一站。
1900年6月22日是敦煌學史上一個重要的日子。這天清晨，被王道士雇傭抄寫經書的楊姓傭工，進入第16窟工作。按照此人的習慣，開工前必須吸煙提神，于是他坐靠在窟壁前，用火石打著火絨，點燃當地的芨芨草桿燃煙。煙袋點著后，楊姓傭工順手插在身后的窟壁上熄火，這本來已經成為他的習慣性動作，但是這天早晨他卻插空了，芨芨草莖竟然插入窟壁里面！楊某大吃一驚，扔掉煙袋撒腿跑到洞外去找他的雇主。現在想來，那實在是一個費解之謎，王圓箓身為道士卻熱衷于佛教，身受三清戒律卻把人生中最輝煌的年代默默奉獻在千佛洞大大小小幾百個洞窟里面。只要他不出去化緣斂財，每天清晨起床后都會沿著宕河右岸不行400多米，從屬于道教的下寺來到莫高窟，打掃石窟里堆積數百年的積沙。那個年代的莫高窟沒有修建上下往返的石階，王圓箓矮小的身子只能背著裝滿積沙的小布袋慢慢從上面爬下來，再交給下面的小沙彌把積沙傾倒在寺院前面。沒有人否認王道士為莫高窟付出的勞動和貢獻，即使他徒步驅使數十里路，向四方相鄰佛眾募捐來的善款，也都花在雇人抄寫經文和修繕石窟壁畫上。但是他對上層石窟的清掃并沒有今天這種保護性的措施，往往把石窟里掩埋的歷史遺物一起掃走?，F藏敦煌研究院的國寶遺書《張君義勛告》，是20世紀60年代文化部通過香港愛國人士花用巨資從香港私人手中購回，回到祖國之后研究人員打開閱讀才發現竟然有張大千的題跋，明確說明這件國寶是他在莫高窟前面的沙土里挖掘得來！讓人遺憾的是，與張君義這個人物相關的另外3件敦煌遺書被日本天理大學購去，現藏該校圖書館。
我站在莫高窟前，已經是山河滄田后的一個秋季。我沒有跟隨游客進入第16窟去聽講解，我探頭向門口的17窟探望，窟內很小，迎面是九世紀中葉受大唐朝廷冊封，統治整個河西走廊的“釋門河西都僧統攝沙洲僧政法律三學教主”洪籩（此字上“鞏”下“言”，電腦無法打出，音bian，去聲）塑像，左面墻壁是那幅敦煌常識書籍里見到的“仕女侍坐圖”。整個石窟寬2米7，高2米4，這樣一間只有19平米的狹小石室讓第一個踏進去的王道士茫然驚駭！從上到下堆滿了排列整齊的白布包，每卷布包里數量不等的包裹著十幾卷經義文書，墻角堆放著古版木刻，一些銅質佛器和各種法器搭放在塑像上，西面墻壁上有一窩壁龕，里面是就是明揚海內外的《洪籩告身勅牒碑》，碑身明確的鐫刻著年號——大唐大中五年，也就是公元851年。
“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瘪R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的這句話，正好用來為中國古代高僧大德蓋棺定論。當佛教東來，那鼓噪人心的佛經佛法給自耕為主的中國農民帶來思想上的啟蒙，當它自兩漢時期傳入我國，春風化雨一樣滋潤了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山山水水。李映輝在他的博士論文《唐代佛教地理研究》中說佛教進入中原后，“在中國社會歷史條件下，開始生根、發展，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他又說：“佛教的發展及其隊社會的影響具有強烈的區域差別，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事實上，關于佛教的東漸和在中土的變異是一個非常廣泛的話題，其內涵的豐富性和社會層面的交融性遠遠超越宗教史學的范疇，剝去意識形態的虛無，中國民眾耳熟能詳的是一個接一個得道高僧光降人間。在李博士的著作里，認為佛教傳至唐朝，高僧輩出，遍布中華，和經濟進步恰恰相反，高僧的分布卻是北多南少，這是宗教本身帶來的一個悖論——宗教的發展總是從經濟落后的地區開始，漸漸侵入力求擺脫貧困的民眾心田。佛教的傳播速度，反映出人類思想追求惰性的一面，而寺院的多少，實在無法反映經濟基礎的厚薄，只能標示僧侶的數目和佛教活動的興衰。所以，“唐前期寺院的分布也是北方多于南方，北方五道共470所，南方五道為364所”，洪籩正是唐朝“隴右道”的僧侶首領。
在17窟本是洪籩“影堂”這個問題上，所有敦煌學者的觀點空前一致。當年這樣一位統領僧俗兩道的人物，自然弟子眾多，信徒廣布，所以身后開鑿供奉塑像和事跡圖影的洞窟順理成章，王道士初進藏經洞也證實洪籩的真容塑像里面裝有他的骨灰袋。但是，這樣一個本該公開向后人開放的洞窟，為什么封閉起來并且用壁畫進行掩蓋呢？數萬卷遺書為什么堆放到這里呢？既然是佛教石窟，為什么里面有很大比例的文學卷子、政府公文甚至私人帳簿呢？種種疑問，一致延續到今天，敦煌成了世界上最后也是最大的考古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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