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皮雜談
鄭易生教授做夢也沒有想到，他主編的那本小書“科學發展觀和江河開發”會給華夏出版社惹來那么多的麻煩。
于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環境與發展研究中心作的一項科學研究最終還是和眼下熱門的企業改制扯上了關系；于是，鄭教授不得不為此和一批媒體的朋友坐到了一起，因為，他實在搞不懂，他究竟是不是卷入了一個是非漩渦，是他惹的馬蜂，還是馬蜂蟄的他。
全部的文字都來自于書中254頁那不足300字的敘述。作者魏沂在其“移民工作中的若干重要問題”文章中提到“目前全國各地在國有、集體企業的改制中普遍存在著資產流失的問題，三峽庫區也不例外。從某種程度上說，由于庫區企業需要進行大規模的結構調整，更使某些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機。如集體所有制企業云陽縣曲軸廠原來一直是該縣的龍頭企業，擁有1億多元的資產，其生產的摩托車產品配件在全國供不應求，經濟效益非常可觀。但廠長劉步云近年在廠區內創辦了一個前任縣長等參股的私營企業森華公司。該公司一無技術人員，二無先進設備，三無銷售渠道，卻盈利40％。曲軸廠則開始年年虧損，到2002年10月，劉步云委托一個并無適當評估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評估，評估出曲軸廠凈資產居然為8．7萬元。曲軸廠一直被云陽縣作為‘工業小巨人’在扶持，2001年剛剛完成技術改造和搬遷，新征地120畝，而現在轉眼就被宣布破產。這加劇了庫區既有的社會不安定因素。”
鄭易生沒有想到的是，文章中提的企業和當事人劉步云2005年6月14日就把出版該書的華夏出版社告到了重慶市云陽縣法院；鄭易生更沒有想到的是，云陽縣法院會判決華夏出版社敗訴，而敗訴的消息又早早的由當地的媒體作為新聞報道了出來。
云陽縣法院的判決在北京的專家看來是可笑的。云陽法院認定“重慶市云陽縣森華有限責任公司是1998年3月由五個股東出資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公司設立時的住所沒有在重慶市云陽曲軸廠內；重慶市沙壩區森華機械有限公司是1999年6月由七個股東出資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公司住所地在重慶沙坪壩區陳家橋鎮507倉庫，也沒有在重慶市云陽曲軸廠內。兩個公司的股東中沒有誰是前任縣長。2002年3月15日，重慶市云陽曲軸廠與重慶市云陽森華曲柄廠、重慶市云陽森華鍛造廠、重慶市云陽森華連桿廠簽訂的是房屋租用協議，重慶市云陽森華曲柄廠、重慶市云陽森華連桿廠是有償使用重慶市云陽曲軸廠的廠房。”因此，書中描寫“廠長劉步云近年在廠區創辦了一個前任縣長等參股的私營企業森華公司”的“基本內容失實”。
既然，法院認定關于劉步云的描寫基本失實，那么結合對于“不法分子”的描寫，法院更進一步認定，“在沒有充分證據證明和有權部門對其是否有違法行為進行確認之前，文中給原告冠以不法分子的稱謂，是對原告人格的侮辱。該書的出版發行，必然誘使公眾形成一種不利于原告名譽的認識，此公眾的認識必然導致原告的社會評價降低，客觀上存在對原告名譽的不利。被告所實施的不利原告名譽的事實的傳播，與原告社會評價的降低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所以被告侵權事實成立。
應該講，法院對于那不足300字的段落分析的還是有理的。如果說劉步云的行為不成立的話，那么聯系前后文的意思，送人家一頂不法分子的帽子的確是不成立的，換了誰都會打這個官司。于是，問題就來了，法院對于劉步云在廠區辦廠的認定站不站得住腳，是不是在玩文字游戲，是不是在混淆概念，是不是避實就虛，是不是存在邏輯問題。
同樣對于森華的描述，法院既然已經知道這是個股份制公司，甚至清楚地知道又是由幾個股東組成的，那么就不知道這些股東和劉步云的關系嗎？就不知道森華的董事長不是別人，而是何貴芳，而何貴芳又不是別人，正是劉步云的老婆嗎？森華公司的注冊地是不在曲軸廠，但是生產車間就在曲軸廠內，難道一定要工商注冊登記的辦公地址也在曲軸廠內才叫在廠內辦廠嗎？還有，法院想必更清楚，在曲軸廠租賃廠房的森華公司，生產的是與云陽曲軸廠同類的產品，使用的是同一個云川牌商標。
法院當然只有說不是什么的責任，而沒有說是什么的責任。劉步云是不是不法分子呢？法院說了，在沒有充分證據之前和有權部門確認之前不能這么說，但是，如果你要理解成法院為劉步云打包票不是不法分子，那么，你又會上當，因為法院到時候會說，我從來就沒有說過劉步云不是個不法分子。
這就是法院的判決。
云陽曲軸廠是中國集體所有制企業的一個典型縮影，他的輝煌也就是集體所有制企業的輝煌，他的沒落也就是集體所有制企業的沒落，甚至由他轉制而激化的矛盾也是我們國家在轉型時期所無法回避的矛盾。
在一個工人階級當家做主的國家，在一個工人是工廠的主人的國家，當企業的命運不可避免要發生改變的時候，工人究竟處于什么樣的地位？如果說國有企業存在出資人虛位的情況，那么具體到集體企業，實際上根本不存在虛位的問題，集體資產本來就是歸這個集體里面所有的勞動者而不是抽象的全民所擁有的，所有權的歸屬是清楚的。換句話說，集體企業根本不存在國有企業那樣的改制問題，而是明確是選擇股份合作制還是股份制的問題；不存在引進所謂外部投資者或者權益出讓的問題，而是選舉產生企業領導人的問題。
但是在所謂的“國退民進”中，集體企業不僅被人居心叵測地混同于國有企業，而且在所謂的改制中更是套用國有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改制中常用的MBO方式，將集體企業的資產或有償或無償地轉送給了企業的經營者。這樣的改制存在著法理上的先天缺陷，在改制過程中會形成員工和管理層的沖突對抗，在改制之后亦會存在后代人秋后算賬的麻煩。
位于重慶市偏遠山區的云陽曲軸廠是一個擁有50年歷史，1206名職工，年產值2個億的集體所有制企業，原來一直是該縣的龍頭企業，擁有一個多億的資產，其生產的摩托車配件在全國供不應求，經濟效益非常可觀。2001年剛剛完成技術改造和搬遷，新征地120畝，但是轉眼之間就被一個當時并不具備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評估成了凈資產只有8．7萬元的虧損企業，正是基于這么一份充滿爭議的資產評估報告，云陽縣企業改革領導小組批復同意企業上報的改制方案，而正是改制激化了曲軸廠的工人和劉步云的矛盾。
劉步云是1993年被云陽縣有關方面派到曲軸廠做廠長的，曲軸廠的經營好壞在很大程度上和劉息息相關。劉步云是不是不法分子的確不是華夏出版社說了算的，而劉步云為華夏出版社那么一本發行量不過3000冊的學術著作興師動眾把出版社告上法庭，也絕不僅僅是為了維護自己的聲譽那么簡單，歸根到底，還是改制。
在劉步云委托做的評估報告中載明：以2002年9月30日為基準的，資產總額為14988萬元，負債總額為13578萬元，凈資產為1409萬元。減、待處理流動資產損失933萬元，加固定資產盤盈82．7萬元，實際凈資產558．7萬元，減從2002年9月底經營虧損550元，截至2003年9月底實際凈資產8．7萬元。
如果這份評估報告是真的，那么，即使作為懲罰性措施，云陽縣有關部門也應該將原企業主管剔除在收購方式改制者行列之外，因為正是他們的無能導致企業舉步維艱；如果這份報告是真的，那么劉步云和其他高管就不會在這樣的企業改制過程中投入巨額資產以控制曲軸廠。在曲軸廠改制已經到位的900萬出資中，劉步云及其親屬占260萬，常務副廠長及親屬占150萬，其他主管為80萬，合計達到490萬。事實上，劉步云也明確表示，自己不是一個傻子，不會出幾百萬去買一個爛攤子。
顯而易見，云陽曲軸廠的資產是被低估的，而低估的目的只有一個，順利通過政府的改制審批并且在改制過程中有效地壓低總資產所相對應的總股本，從而達到所謂的經營者持大股的目的。
坦率地講，資產評估對于一個正常的集體企業而言是沒有什么文章可作的，評多評少，都是肉爛在鍋里，對于企業員工而言本來都是均等的，人人一份，凈資產多，大家都多，凈資產少大家都少。問題出在隨后而來的增資改制上。劉步云出資多，占的股份也就多，鐵鍋變成了鋼精鍋，工人們出資少，占的股份也就少，鐵鍋就變成了沙鍋。云陽曲軸廠的改制不僅形式上套用國有企業改制的程序，而且，目標上就是MBO。用工人的話講，改制前，劉步云擁有曲軸廠的1200分之一，改制后，劉步云擁有了曲軸廠的三分之一，憑什么？
就為一個“憑什么”，云陽曲軸廠的改制事實上就進行不下去，圍繞著這些矛盾所發生的事態引起了關注三峽移民工作的作者的注意并以此作為推動生態環境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研究入選了鄭易生教授主編的著作。
國有企業改制要防止國有資產流失，集體企業的改制要防止員工利益的侵吞。云陽曲軸廠改制所碰到的問題，實際上是一個理論問題，那就是MBO是不是一個合理的、公正的、公平的私有化的途徑，同樣是改制為什么不能選擇ESOP（雇員持股）這種方式。如果選擇ESOP，水皮相信，發生云陽縣的故事就不會引起人們如此的興趣，國有企業改制是一個缺乏理論指導的實踐過程，集體企業改制則是一個偷換概念的操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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