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耶斯洛夫斯基去世后才逐漸為中國影迷所熟悉
1996年到2006年，波蘭導演基耶斯洛夫斯基（1941－1996）離開人世已經整整10年。
1996年以前，想看到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片子很難。不過電影學院的師生是有特權的。1980年代后期，正在北京電影學院讀書的婁燁，已經看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一部作品《影迷》，婁燁對那個拿著“16mm攝影機拍片子的影迷”印象很深刻。
10年前，錄像帶和VCD交替占領著中國影迷的家庭觀影時間。在錄像廳里，香港電影一統江湖，美國電影正異軍突起，歐洲電影還是小眾的談資。當時影迷能夠接觸到的歐洲電影，除了法國片以外，就只有這位生在波蘭、工作在法國的基耶斯洛夫斯基了。
“紅白藍”、《維羅尼卡的雙重生活》，像接頭暗號一樣，聯系起一大批自主觀影的影迷。這些影迷中的不少人，用10年時間，成為了今天的電影從業者、電影研究者和電影評論人。
錄像帶翻錄了太多遍
1990年代初，戴錦華在電影學院任教期間寫出了《情誡》和《殺誡》的影片分析，至今仍是學習基耶斯洛夫斯基影片的必讀文章之一。1992年，陸紹陽第一次在北影看《情誡》的時候，還在讀研究生。他已經想不起來那天宿舍里面到底擠進來多少個人，卻對影片的顏色印象深刻。“錄像帶已經翻錄了太多遍了，本來是那種純正的有生命的綠色，變成了一種讓人覺得非常恐怖的顏色。”
婁燁于1989年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后，開始準備自己的處女作《周末情人》。1990年代初，他看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維羅尼卡的雙重生活》，“翻錄了很多遍了，看不太清楚，講波蘭語，字幕翻譯得不好，我都沒太看明白。”2000年，婁燁導演的《蘇州河》在荷蘭和日本都拿了獎，有朋友說很像《維羅尼卡的雙重生活》，為了看看到底哪里像，婁燁翻出這部電影看了第二遍。他覺得“不怎么像，除了敘事背景以外”。
現為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的劉小楓，1991年在瑞士看到《維羅尼卡的雙重生活》的首場放映，“從此，我認定基斯耶洛夫斯基是我最喜愛的當代電影藝術家。”他在1997年2月號《讀書》上，發表了《愛的碎片中的驚鴻一瞥》，文中說：“‘紅白藍’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天鵝之歌。制作三部曲時，基耶斯洛夫斯基回憶了自己的生活和創作經歷……談到好多生活倫理問題。讓人在精神深處有所感動的藝術家歷來就不多，如今更少，多的是肥皂泡的煽情……這些都不算什么，難得的是，他讓人產生莫名的感動。”這篇文章被劉小楓收入1999年出版的個人文集《沉重的肉身》，這本文集共有8章，圍繞基耶斯洛夫斯基作品展開的就有3章。從此，“深紫色的敘事思想家”成為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中國外號。
1996年3月13日，由于心臟手術失敗，自稱“來自波蘭東北部農村”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在巴黎一家醫院的手術臺上辭世。第二天，波蘭大部分報紙的頭條都在悼念這位大師，波蘭國家電視臺也在第二天播出《維羅尼卡的雙重生活》和《十誡》。
這個時候，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名字對于中國影迷來說，已經開始不那么陌生了。這一年，尚在讀大學的趙斌在央視電影頻道的《電影與電影人》看到了對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介紹，還有若干片斷鏡頭。“太美了！”他清晰地記得那是《藍》的片斷，朱莉的手輕輕滑過丈夫的樂譜遺作，隨著手指的動作，紙上的音符幻化成了可聽的樂章。這是他第一次知道“基耶斯洛夫斯基”這個拗口的名字。
1997年的春節，趙斌在家鄉山東聊城的一個小音像店里面閑逛，從一大堆正版盜版混雜的影碟中，找到了一部《藍》。就像當時有發型屋叫“港澳”一樣，無數音像店都取名叫“藝苑音像店”。2006年，趙斌以一篇《論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敘事結構》的碩士畢業論文考入北京電影學院攻讀博士學位。
以“大師”解讀“大話”
趙斌看《疾走羅拉》很納悶：為什么演了三分之一這個故事就完了，還從頭又來了一遍？他拿著碟片回音像店去換，店主告訴他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故事講三遍，每變一個關鍵結點的時間，故事就往另外一面滑過去了。
2005年，趙斌撰寫自己的碩士論文《論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敘事結構》，講到了《疾走羅拉》的直接母本———大師在1992年拍攝的《盲打誤撞》。導演湯姆·提克威在大師去世5年之際，用基耶斯洛夫斯基最后一部編劇作品《疾走天堂》拍出了《疾走羅拉》。同一母本延續下來的還有《滑動門》。經過這兩部影片的啟蒙，這種“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理念開始在影迷中打下基礎。1997年，《大話西游之月光寶盒》開始在北京高校的BBS走紅時，很快就有人用這一理論來解讀《月光寶盒》的結尾。
1996年前后，影迷自然而然地分成了這么幾種，看過“紅白藍”的，沒有看過的，看懂了的，沒有看懂的，看了沒有看懂但是不敢說看不懂的，看懂了說不出懂在什么地方的。
1997年，劉小楓的《愛的碎片的驚鴻一瞥》在剛剛興起的網絡上擁有很高的轉貼率，是每個影迷網站必備文章，文中對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歸納——“深紫色的敘事思想家”——成為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中國外號。之后，大量模仿此文風格，以“愛”、“時間”、“生命”等名詞，與“摸索”、“穿行”、“撫摸”等動詞結合出的影評，成為逐漸興起的網絡影評主流。
“痞子”戰勝了“大師”
1994年，基耶斯洛夫斯基“紅白藍”的最后一部《紅》在戛納電影節金棕櫚大獎的角逐中，敗給了昆汀·塔倫蒂諾導演的《低俗小說》。之前，《藍》捧走了威尼斯的金獅，《白》摘下了柏林電影節的最佳導演銀熊獎。基耶斯洛夫斯基說：“電影的重要性已經喪失，從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電影引領著觀眾的價值，但現在的觀眾不知道自己該看什么，我們也不知道該拍什么了。”
有人說“痞子戰勝了大師”，也有人認為“保守的老知識分子電影敗給了全新的電影理念”。在北大長年開設電影鑒賞課程的陸紹陽覺得，“評委們確實是有長遠的眼光的”。對他來說，這代表了對大師從頂禮膜拜到冷靜審視的一個必然過程。
當DVD大舉入侵，精裝的“紅白藍”被影迷們“洗”了一版又一版，最終換成了加長的珍藏版。高芾家里專門有一個裝DVD的柜子，“紅白藍”按照順序整齊地排列，左邊是劉家良的武打片全集，右邊是小津安二郎的家庭倫理片全集，再過去，就是溝口建二的全集。
這個時候，開始有更多人對大師表示懷疑。“1995年的時候，我身邊有很多喜歡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朋友，”一個影迷這樣寫道，“但是許多年過去了，那些曾經喜歡過他的影片的人，開始表達起不喜歡他的理由。他們不喜歡他的理性，不喜歡他的溫情，也不喜歡他的悖論。”
1995年，基耶斯洛夫斯基去世前一年，臺灣遠流出版社“電影館”系列出版了一本自述集《奇士勞斯基談奇士勞斯基》。隨后的幾年，這本他最完整的自敘雖然價格昂貴，但還是以各種方式在國內流傳。在書中，大師袒露隱藏在電影背后的心聲，原來他一直探索的人性課題，惟一肯定的答案是人生的不確定性。婁燁說，他也看過一部1995年的紀錄片《I am so so》，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副導演把鏡頭對準大師，大師宣布退出影壇，不再拍片。
2003年，張元作序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談基耶斯洛夫斯基》在大陸出版，影迷可以用更便宜的價格，買到一個理解大師思想的機會。
2005年，DVD影碟市場中的藝術電影相當豐富，意大利新現實主義、法國新浪潮、德國新電影應有盡有，小津安二郎和安哲羅普洛斯直至更加生僻的吉田喜重或貝拉·塔爾都有了合集。
（來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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