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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像
完成了《還吾老子》，自然生出了撰寫《還吾論語》的計劃。這不僅因為在寫作《還吾老子》時，連帶考證、糾正了《論語》舊注中的一些重大的誤讀與曲解，有的一直是歷史上糾纏難解的公案；更重要的是，我對孔子思想有了一層全新的認識。說全新，不是說前人從未道及類似的意思，但我未見有這樣聯系起來看的。而對一件事物、一個觀點、一種思想，只有你自己把它咀嚼消化，才能變為你的血肉精髓。我的全新認識，對別人來說，至多不過是一種有參考價值的意見，不像對《老子》、《莊子》、《論語》原文字句的注釋，孰對孰錯，是一定要辯個明白的；然則，我認為，若能這樣來理解老孔莊的思想、哲學，可能有助于我們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與人文精神，所以不揣淺陋，將此認識提出，以求教于方家與讀者。
據全面或部分糾正了舊注誤讀的《老子》、《莊子》、《論語》的本文來看，老孔莊的思想、哲學不僅在本質上是一致的，而且在具體論述的觀點上也是高度一致的。之所以在今天看來，三人之間、尤其是孔子與老莊之間有很大的區別，甚至道家與儒家好像是觀點對立的(至多是互補的)，除了語詞變化造成誤讀等原因外，很重要的一點，是歷來注家與發揮老孔莊思想的學者，都沒有充分注意到他們對機立言、方便說法的特點。歷來學者往往只知道對機立言、方便說法是佛家的立論方式，我通過撰寫《還吾莊子》，始知這是東方哲學立論的普遍原則，和東方哲學對本質與現象、真理與言說關系的基本觀點有關。言說真理是為了能讓受眾接受后得益，所以怎么利于、便于受者接受，是第一位的問題，而言說內容的絕對真理性，常是不予強調的。這不是說言者對自己言說的真理性不重視，無原則，機會主義(當時也有人，如縱橫家之流，與好像很有原則性的荀韓之流是機會主義者，但老孔莊絕對不是)，而是認為絕對真理是不能用某種觀點(言)來完全徹底地窮盡、表達的；這樣，表達出來的觀點一定是相對的、有針對性的同時也就是有界限的，受者應該由觀點本身的說服力與可用性來選擇接受與否，而不是憑言者宣稱的真理性或借助某種權威力量。唯有從老孔莊立言是方便說法著眼，才能看到他們在具體論述的觀點上也是不相矛盾的，是高度一致的。
分別來說，《老子》是專對侯王說的政治哲學書，盡管老子的民本立場是很明確的，但他同樣明確受者是侯王，連宰臣都不在受者范圍之內。有諸侯身兼王卿的，有大夫身兼采邑領主的，而《老子》中所言，只是針對受者諸侯、采邑領主的身份，《老子》中統稱為“上”，指在一塊領地內的最高領導，也是政權所有人。有些話，如“無為”，“不仁”，“多聞數窮，不若守于中”，“不出于戶，以知天下”，“不敢為天下先”，“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等，不從專對為“上”者而言角度看，引申為普世原則，與《老子》本意就有很大距離，甚至南轅北轍。所以，《老子》中最高標準或理想人格是“圣人”，“圣人”在《老子》時代專指有道之君，不像后來道德高尚者如孔子也被稱為圣人，《莊子》乃有“內圣外王”之說。雖然《莊子》中圣人不復專指有道之君，但從“內圣外王”的提法，還是可以看到“圣人”實際具有為王的資格，應該為王。但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就是統治者的思想，專對侯王說的觀點也就自然成為當時的主流思想。而推論出那些具體的王者政治理念的形而上的法則，如“自然”、“唯小”、“處下”、“守雌”、“不為大”、“和其光，同其塵”、“柔弱勝(任)剛強”等，對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可以說，中華民族歷經磨難與重大的變故，歷史未曾發生斷裂，文化一脈始終綿延不絕，《老子》思想在其中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如果說，《老子》所言為主流文化，那么，孔子身體力行所倡導的則是精英文化?！墩撜Z》一書，是專對要想成為宰臣、大夫、官吏的士人說的。因而，孔子提出的最高標準是“君子”，理想人格如“周公”?！熬印保凇独献印分袃H指貴族身份，到《論語》中，常與“小人”對舉，始指有德的、合格的貴族，而“小人”則指無德的、不合格的貴族，可見孔子對“君子”詞義的改造?？鬃訉陶叩钠返屡c他的資格掛起鉤來，這與《老子》將君主的品德與他的為政質量掛起鉤來思路是一樣的。如果說老子提出了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價值觀，那么，孔子則提出了有中國特色的人才價值觀。辦事的才干與道德品質比起來，是第二位的。這種人才觀，一度是口誅筆伐的對象，尤其是在“文革”中；從種種重才不重德、有才便是德的選拔干部指導思想所造成的嚴重后果看，孔子提出的人才價值觀越來越顯示出其真理性。因為是執政者，手握生殺予奪的大權，所以對其得有高于一般民眾的規范與要求，這就是“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是對士大夫的特殊的要求。所以說“禮不下庶人”，這句話歷來是孔子看不起勞動人民的一條罪狀，其實，完全可以理解為對一般民眾用不著以那么多的條條框框去規范、束縛他們的行為舉止，而對執政者的行為用“禮”來加以制約，目的正是為了“輔萬物之自然”，讓百姓依順自己的天性去生存發展。而荀韓之流搞的實際是“禮下庶人，刑上大夫”，有意將人弄得很虛偽，把人際關系搞得非常緊張，便于君王大權獨攬，在觀念上全面控制?？梢哉f兩千年皇權獨尊的政治制度的弊端，正是從修正、異化孔子思想開始的。真要打倒什么店，本應該打倒荀家店、韓字號的。十年浩劫中，孔子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腳，而荀韓則被捧到了天上。歷史開了個大玩笑，于孔子無損，當代人民卻深受其害，這反過來也能證明孔子倡導的精英文化的正確性與必要性。
在孔子倡導的“禮”中，有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定君臣(父子)的名分，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也是孔子在近代一直為世人所詬病的。其實，除了這條是由當時君權與宰權分離，恪守君臣名分與行為準則，對政局穩定、百姓安居樂業有利而提出的具體背景條件不談，即從作超時空抽象的高度而言，不把為社會作出巨大的貢獻與犧牲，付出超常的精力與心血，當作謀求最高權力、最大利益的手段，這也是對社會整體有利因而是十分高尚的行為。任何時候、任何社會、任何民族都不可或缺這樣的精英文化。沒有這樣的精英文化，社會、民族就會解體?，F今有一種“精英”文化，自命不凡，求所得斤斤計較、多多益善，講奉獻口是心非、甚至心口俱非，此類精英，乃是小人新貴，實在需要用孔子這面鏡子來照一照。
孔子“克己復禮”，以身作則，他完全靠自己的人格力量，使那些學生子弟一生追隨他，在他死后繼承、發揚他的學說與事業。這就是孔子的教化。他的教化，使一種高尚的品質代代相傳，成為中華民族血液里的文化基因。有將近百年的時間，我們將孔子倡導的禮教視為束縛人性的桎梏，雖然有歷史復雜的原因，雖然一百年的打倒比起二千五百年的傳承來還是很短暫、很表面的，但是，如不及時糾正，釀成倒洗澡水連帶把嬰兒倒掉的后果，使道德失范、價值觀顛倒，讓偽“精英”文化大行其道，使人們普遍對超功利的崇高行為發生懷疑，使貪官污吏方便地以“人性”來為自己的缺德丑行辯護，這樣，對民族精神的負面影響是不可低估的。
相對老子、孔子，莊子倡導的是一種“逍遙游”的超越文化。因此，莊子理想中最高境界是至人、真人，其次神人，其次天人，都在圣人之上，何況君子。莊子之言，是對每個自然人說的，在超越面前人人平等。莊子認為，擺脫了社會角色的名韁利繩，生命潛能就可以超升到非世俗、大自在的境界。超越文化，浪漫的詩性文化，一直是中華民族文化中的薄弱方面，所以，盡管《莊子》辭藻華美，激情洋溢，行文流暢，邏輯縝密，歷來對他的曲解還是非常嚴重，甚至到了指鹿為馬的地步。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看拙著《還吾莊子》，本文中唯指明一點，莊子的超越是“大隱在市井”、“不離世間覺”，這也是老孔莊一致之處，也是鮮明的中國人生哲學的特色。
老孔莊三人的學說合起來，構成至今為止世界上最全面最徹底的人本主義哲學，可以說把社會人與自然人都研究透了，深刻地揭示了人性本質。這不單是中華民族的寶貴遺產，也是對當今世界的濟補良方，希望能引起應有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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