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美里戈·韋斯普奇（1454－1512），美洲大陸發(fā)現者，美洲之名“亞美利加”即來自“阿美里戈”
基督救世主巨像
瓜納巴拉海灣和糖面包山
馬拉卡納足球場
紐約的自由女神像和里約的基督救世主像都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人造景觀，然而仰望它們的感覺完全不同。如果說美國的自由女神體現了自由，那么巴西的基督山則體現了信仰。
既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景觀，又有氣勢恢宏的人造景觀，里約熱內盧是世界都市之翹楚
時近黃昏，我坐在朋友玉梅家的涼臺上。這個涼臺朝南，正對著瓜納巴拉海灣。白日里，它既吸納海風之涼爽，又避免炎陽的烘烤。在常青的綠蔭之中，間或飄落的枯葉大如蒲扇，提醒著人們這是巴西的冬天。
放眼望去，海灣上長橋橫跨，糖面包山退入薄霧之中。西面的科科瓦多山尖峰聳立，山頂上的基督雕像明晰可見。夕陽下的里約市區(qū)高樓林立，所幸和遠山相比，它們都微不足道，也未波及廣達100多平方公里的契朱卡森林。如果說亞馬遜雨林是地球的肺，那么契朱卡熱帶森林就是里約的肺。
1502年1月，佛羅倫薩人阿美里戈·韋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打著葡萄牙旗幟來到巴西，他將瓜納巴拉海灣誤認為河口，里約熱內盧———“一月之河”也因之得名。有趣的是，提起里約，人們極少直呼全名，而將這座位于海濱的城市親昵地稱作Rio（河）。那曾被韋斯普奇誤認為河的一片大水其實是廣達380平方公里的海灣，至今它仍然保留著印第安語的名字“瓜納巴拉”（Guanabara）。若細究起來，印第安語中的“瓜納巴拉”就是海灣之意。照我看來，猶如現在大概沒有人會給自己起名叫作“人”一樣，名為“海灣”的海灣相當于無名。
遠處緊靠城市的海邊上，汽車似發(fā)亮的甲殼蟲，無聲地爬動著。近處的紅屋綠樹中，鳥鳴伴著狗叫，海鷗振翅而過，叫聲凄厲。鄰家屋頂上，一個男孩兒正在放一只藍色四角形的風箏。我落座的涼臺旁種著數株蝴蝶棕櫚，棕櫚葉掛住小孩的風箏。我走過去幫他摘下，他揚起黝黑的小臉，一句“Obrigado”（葡萄牙語：謝謝）隨風而至。
到達里約的當天，就承主人盛情，驅車出游。繞過椰樹綠地的火烈鳥海灣，來到糖面包山腳下。這座山的確奇特，如一只陶罐子，光禿禿、孤零零地倒扣在瓜納巴拉海灣之上，蔥蘢的林木僅及山腳，黝黑的山體直撐蒼穹。難怪人們一提里約不是基督山就是糖面包山，確實，在這個星球上，難得還有另一片海灣獨占這樣奇特的自然山峰，并配以恢宏的人造景觀。早在1823年，達爾文就寫道，瓜納巴拉海灣的壯觀是歐洲本土不可比擬的。
我們乘坐纜車首先登上烏卡山。此時已是落日熔金，暮云合碧，南半球的冬日，天黑得真早。匆匆瀏覽過山頂景觀，再借纜車攀上糖面包山。烏卡山和糖面包山極為陡峭，幾無落腳和攀援之處，而后者更勝于前者。據說一些攀巖者曾經攀登烏卡山，卻幾乎無人嘗試過糖面包山。
糖面包山頂上人聲嘈雜，間或口哨四起。巴西人熱情奔放，不像北美、歐洲人那樣輕聲細語，葡語似乎又多以元音結尾，聽起來十分響亮。當夕陽隱于科科瓦多山之后，人聲安靜下來，海風悄悄地擦去天邊最后的一抹粉紅，吹亮了山下的點點燈光。近處的海灣里，游艇帆船在燈火中搖曳，不知為什么竟令我想起槳聲燈影秦淮河。最終燈火連成一片，宛如一長串厚重的明珠，套住長長的海灣。糖面包山西南的海濱最為明亮，從科帕卡瓦納區(qū)到伊帕尼瑪區(qū)再到勒布隆區(qū)，一條條光帶在豪華賓館飯店中流動著，那窩在山坡里的燈光來自市區(qū)的貧民窟，雖比不上海濱的霓虹燈耀眼，卻也是密密麻麻的一大片，透出居家的溫馨。此地的貧民窟和美麗的山水同樣地聞名于世。
住在貧民窟里，最安全也最不安全
自上世紀70年代起，巴西經濟蓬勃發(fā)展。1973年，它的經濟增長率曾高達14％，創(chuàng)造了令世人皆驚的“巴西奇跡”。當東南部的里約－圣保羅一帶最為繁榮之際，正是巴西的北方慘遭大旱之時，災害迫使農民南下謀生。這些農民來到東南沿海，迅速成為當地建筑業(yè)的生力軍。緊貼著山坡，地無一壟房無一間的農民們開始為自己搭建起簡陋的棚屋。這些棚屋層層相迭，逐漸向上發(fā)展，最后占據整個山坡。當地人稱這些建筑為法維拉（favela），即貧民窟。目前，里約大約有500處貧民窟，800萬人口中的1／5就住在那里。
因為貧民窟的名氣，每次打那里經過，我都不由得多看幾眼。從高速道上看過去，那里面一些房子正在加高，一些則剛打地基。房子粗糙的磚縫里擠出凹凸不平的泥漿，晾曬著的衣物是簡陋中惟一的裝飾。可是貧民窟的街道卻干凈得令人吃驚，全然不像當年我在紐約的哈萊姆之所見。貧民窟占據的地勢也相當不錯，居高臨下，風光盡收。這也使我想起一位美籍巴西商人的話：“里約的窮人什么都沒有，卻有好風景可看。”
我?guī)状卧噲D訪問貧民窟，都被玉梅制止。據說那里非常危險，經常警匪交火，流彈橫飛。人們提起里約的犯罪和貧民窟的危險，竟然如數家珍。比如一個美國年輕人如何開車誤入而被擊斃，再比如某地區(qū)一夜間發(fā)生數起搶車案。然而，我聽到的另一方面的故事卻是，如果你住在貧民窟，則不必擔心安全，那里從不出事，當地的黑幫也絕不容許任何人在他們地盤上隨意動土，那或許正是警匪交火的原因之一。這令我產生一種矛盾的印象，似乎是住在貧民窟里最安全，也最不安全。
里約有一種奇怪的現象，那就是獨棟住房反比高樓里的一間公寓價錢便宜。當地中上階層大多住公寓樓房，設有24小時的保安。一路行來，我發(fā)現里約的大學、私人住宅和政府機關都是圍墻高設，門禁森嚴。巴西人天性熱情開放，里約市美麗無比，在這樣的土地上卻圍墻處處，令人不得不相信治安混亂的傳言并非沒有根據。巴西社會的不安定來源于非常嚴重的貧富懸殊，據數據顯示，巴西80％的財富掌握在20％的人的手中。我不曾到過巴西富人的家，但確曾見過扒開街頭垃圾袋尋找椰子的窮人，那些椰子是人們喝光椰子水后隨手而棄的，椰殼內所余的椰肉就成為赤貧者的正餐。
就連飛鳥也似乎顧忌神威，只圍繞著基督展開的雙臂飛翔，而不去碰觸他的頭顱
然而，上帝是厚待這片土地的，也厚待著這里的一草一木。到達里約的第三天，我們到契朱卡森林健行。在黃昏的微光里，黑色的蜂鳥對著火紅的朱錦牡丹，快速地扇動著雙翅。蜂鳥需要不斷進食，天暗下來的那一刻，蜂鳥必須最后一次進食，然后以休眠狀態(tài)度過漫漫長夜。在我生活的北美，蜂鳥要花很長時間，才能夠找到一朵能夠吸吮的花兒，所以只有在花朵繁茂的春季才能見到蜂鳥。可是冬天的契朱卡森林依舊是紅花處處，生活在這里的蜂鳥該是多么地幸運。
我們經過的火烈鳥海灣是老百姓的休閑地。每到周末，那里就成為步行區(qū)。大人孩子在綠地上踢足球，在沙灘上打排球，在人行道上騎車，在海邊戲水。然后他們在路旁的小攤上駐足，喝椰子水，吃Acarajé（一種以磨碎的干蝦、洋蔥和辣椒為餡的油炸豆粉包子），再到椰樹間的吊床上躺一躺。你道這些人是誰，他們多是里約的窮人。這些窮人也是最不怕搶劫、玩得最開心的一群。富人沒有他們這樣的福氣，因為害怕綁票搶劫，只能整日坐守家中。
是的，上帝確實厚待這片土地。此時，科科瓦多山上，一枚奶白色的十字架脫凡超俗于萬家燈火之上，那是基督救世主雕像在暗夜中發(fā)出的光輝。里約人無論白天暗夜，無論身在城市的哪個角落，也不論心境如何，都能看見這座高達38米的巨型花崗巖雕像。
科科瓦多山從海上飛升710米，濃密的植被嚴實地遮掩住登山的小火車。軌道非常陡峭，在極短的瞬間，我望見山外的樓房綠地完全傾斜，似乎那一灣海水會即刻傾倒，潑灑而出。火車行進的速度很慢，有時還得開上岔道，避讓對面來車。
到達山頂，再乘電梯，一出電梯門，幾個臺階之上就是白色的基督救世主雕像。雖然在心理上我已對雕像的宏偉有幾分準備，可是它的巨大仍然令我震驚。基督身披長袍，頭部略微傾斜，雙臂平伸，掌心向上。整個雕像造型極為簡潔有力，難怪從遠處或在夜晚瞻仰時，人們所看到的只是一尊十字架。雕像于1931年由法國雕塑家保羅·蘭朵斯基領導的藝術小組完成，從此科科瓦多山就和糖面包山一起競爭著里約最佳景觀的頭銜。因為從基督雕像旁能夠觀賞面包山的全景，它也就略勝一籌。
幾只海鳥在雕像周圍飛翔，只有翅膀堅硬的大鳥才能飛得那么高。但是它們似乎也顧忌神威，只圍繞著基督展開的雙臂飛翔著，而不去碰觸基督的頭顱。陽光從基督身后射出，恰似他的神性光輝。從基督像的腳下抬首仰望，他平視前方，展開雙臂迎接著喧攘的人群。當我走下擁擠的臺階，來到高臺盡頭，回首望去，基督斂眉低首，無比慈悲寬容地望著每一個人。
生活即狂歡，即使對生活在貧民窟里的窮人們也是如此
基督救世主俯瞰著他腳下這座充滿活力與欲望、也充滿了恐懼和暴力的城市。每年的2月底，他望著里約人以無數羽毛和亮片裝點起狂歌歡舞，縱情聲色。里約的狂歡節(jié)大游行從1855年開始，延續(xù)至今，它以狂熱的街道活動、傳統(tǒng)的樂隊以及當地最知名的桑巴舞為主體，在大約5天的狂歡日里，人們大吃大喝，穿戴面具將自己打扮成小丑、動物和影視角色，最具特色的是水虎魚街區(qū)（Bloco dasPiranhas）的一隊男士，男扮女裝，極為風騷。
世界上的狂歡節(jié)本源于歐洲，在古羅馬，一年中的歡樂節(jié)日多達100次以上，其中最有名的是12月的農神節(jié)。在那個節(jié)日里，奴隸和主人平起平坐，在一張桌子上喝酒吃肉，和同樣的女人睡覺。歐洲黑暗的中世紀令狂歡節(jié)消亡。黑暗過后，狂歡節(jié)又卷土重來，意大利的威尼斯和西班牙的安達盧西亞均以此聞名，并且遠及北美的新奧爾良、南美的里約和薩爾瓦多市。
為了狂歡節(jié)，住在法維拉貧民窟的窮人們也帶著長久的期盼，忘我地投入，他們不惜舉債置辦服裝，去桑巴舞學校上課。此時法維拉社區(qū)充滿了桑巴舞的活力，狂歡的亮色到處閃耀。里約人經常說生活即是狂歡，然而，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那不過是長期生活在絕望困境中的窮人一廂情愿的期待，人們在不惜花費數百萬雷亞爾（巴西貨幣）舉辦狂歡節(jié)的同時，聽憑數十萬孩子無家可歸，流落街頭。
每個白日，基督像面對著糖面包山和無數的小山島嶼，觀賞著那云水間的奇特山峰和美景處處的海灣。他也望得見城市里涂著“饑餓之處無法律可言”的墻壁，那里可能正有一對姐弟在為多吃一勺白糖而爭吵不休。某個夜晚，他能看見對抗毒犯的警察部隊正準備進攻，警員們手持來福槍，頭戴皮面罩，而他腳下的游客招妓卻如購買啤酒一樣地隨意。經年累月，科科瓦多山上的耶穌展開雙臂，充滿悲憫地環(huán)抱著這座城市，環(huán)抱著蕓蕓眾生。
雖然紐約自由女神和里約的基督救世主都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人造景觀，仰望它們的感覺卻完全不同。自由女神賦予我激動和希望，而基督雕像予我以安寧平和。如果說美國的自由女神體現了自由，那么巴西的基督山則體現了信仰。如果將來中國要建一座巨像，那該體現什么呢？
對天主教的信仰和對足球的激情，將既不同種又不同文的巴西人凝聚在一起
基督救世主展開的右手延伸出一串海灘，其中以勒布隆最為優(yōu)雅。兩兄弟山、拉貢湖盡在眼底。海面靜止如綢，這片波紋綢布一直攤到天邊。基督的左手指向橢圓形的馬拉卡納足球場，那是巴西人的又一座圣殿。
應玉梅的強力推薦，我們前往馬拉卡納足球場。這個足球場從外觀看就大得嚇人，館外碎石路上印著足球巨星的腳印。一進足球館就見題為“歷史的一腳”的巨幅照片及各代球星的單人照與合影，當然少不了球王貝利。我跟著一群人乘電梯上樓，一進看臺門，所有的人都不約而同地“哇”的一聲，其宏偉遠遠地超出想象。足球場能夠容納20萬人，分為黃白藍綠四區(qū)，我的腳下是黑色的貴賓席。
我隨意揀了個座位，想著那個來自米納斯·吉拉斯州（Minas Gerais）貧民窟的小男孩兒貝利，那個從未穿過一雙鞋的貝利和后來成為足球王的貝利，靜寂無聲的巨大球場仿佛不再是空無一人，歡呼聲如海濤般地噴涌而來。貝利以15歲的年齡加入巴西桑托斯足球俱樂部，一年之后也就是1958年，他所在的巴西國家隊贏得了第一個世界杯。4年之后，巴西隊又蟬聯冠軍。1970年，受傷恢復后的貝利為巴西國家隊第三次奪得世界杯。從此多少追夢的貧窮少年踏著貝利的足跡，建立起巴西的夢幻足球隊，為世人癡迷，又令多少球迷欣喜若狂或絕望心碎。
巴西人的種族混合已達400多年，是世界上種族混合最多的國家之一。巴西人的祖先來自當地的印第安人、不同國家的歐洲人、西非的黑人和日本人。那些不同種族混合的后代各有其名，比如非洲人和歐洲人的后代稱為穆拉托（Mulatto），歐洲人和印第安人混血的人稱為卡波克羅（Caboclo），而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后裔為卡佛索（Cafuso）。在里約，不同色調的皮膚呈現出連續(xù)的變化，鮮少斷然的黑白黃色。我看見過黑發(fā)碧眼的美女，也見過金發(fā)黑眼的少年。所以若細究起來，這里的人不同種，在某種意義上也不同文，葡語應該算是外來語，西班牙語、德語、意大利語、法語和日語也是許多巴西人的母語，而當地的印第安語言卻從未有過文字書寫。
在這個豐富多彩的國家里，當東北部薩爾瓦多的黑人少女以船載燭，祭拜女神的時候，熱帶雨林深處的印第安少年正用弓箭射殺大蜥蜴。在遙遠的南方，德國、意大利后裔的高卓牧人正揚鞭催馬，而傍海的里約市內，馬拉卡納足球場歡聲雷動。巴西的1.7億人口中，90％以上信奉天主教。教皇保羅二世曾多次到巴西訪問，他在里約布道的場所也是這座足球場。當年教皇在布道時所受到的歡迎絕不亞于巴西人對足球的狂熱。正是對天主教的信仰和對足球的激情，將這些既不同種又不同文的巴西人凝聚在一起。
寫到這里，這間屋子所有的人都已經睡去。我靜坐在涼臺，望著對岸的燈火漸次熄滅。沒了燈火的誘惑，飛蛾不再撲來。然而里約之夜并不安寧，我傾聽著黑暗中的各種聲音。夜鳥如泣如訴，兩長一短地叫喚著，無法分辨是什么鳥的叫聲，卻完全可以肯定那絕不是溫帶的鳥兒。幾聲唿哨劃過夜空，似乎是作案人得逞后的暗號，不知夜幕之后又上演著什么戲碼。鄰居家“嘩啦”的一下，緊隨著聽不懂的叫罵。對面海灣上，那片燦爛的燈光熄滅了，天黑如墨。本無燈火的科科瓦多山更與暗夜渾然一體，奶白色的十字架高懸在南天，嵌入星穹，與南十字星交相輝映，徹夜長明。
（來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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