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修（圖左）與張伯苓
盧木齋捐款修建的南開大學圖書館。1937年后毀于日軍炮火
嚴修
嚴修，字范孫，津籍，光緒十年（1884年）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貴州學政、學部侍郎，清末憲政失敗后，辭官，不再從政。
他以為，新政難以治國，不妨先做“齊家”實驗，南開新私學由此一念誕生。
經“庚子事變”，新政又起，袁世凱受其影響，聯絡張之洞等，請廢科舉制，而終于成功，遂請他督學直隸，適逢袁、張二人入閣，欲行君主立憲于中國，故請嚴修署理學部。嚴修借鑒日本經驗，立學制，建學校，編教科書，定教育方針，為我國近代教育開山。
辛亥革命后，袁世凱幾番請其襄助國事，尤以教育部長一職相請，以取代蔡元培，為嚴修婉拒。五四運動起，北洋政府欲以他取代蔡氏任北大校長，又拒。
嚴家南北兩支，北支在京東行鹽，南支在寧波、上海開錢莊。嚴家錢莊崩潰后，波及鹽業，嚴修整頓家族產業，使之向近代工業轉型，此后嚴家投資，多轉向實業。故其辦學之宗旨，倡導實業化之實學。
張伯苓
張伯苓，名壽春，以字行，津籍，基督徒。
曾學于北洋水師學堂。肄業后，被派往北洋水師實習，適逢甲午海戰，親歷戰敗，屈辱之余，決定退役。
很多年以后，他還在慶幸：真萬幸遇到嚴（范孫）先生，……嚴先生可以說是今之圣人。他決定追隨范孫先生，創辦新私學。畢其一生，先后創辦了私立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南開女子中學和南開小學等，任南開中學、大學校長44年。
為籌辦南開大學，伯苓先生親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教育學，同胡適一樣，他有幸成為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大師杜威先生的弟子，胡適把實用主義用于學術研究，他把實用主義用于辦學。
實用主義的精髓，其實就是胡適的那句話：少談主義，多研究問題。這是針對做學問而言的，而對于做事的人來說，多研究問題是不夠的，還要能解決問題，張伯苓就是解決問題的人。
解決問題談何容易？所以，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教育。
張伯苓，是我國教育界的阿基米德。
他以為，給他一個支點——教育，就能救國：“我認定救國在教育”，“解決世界大難題，要在教育”。
當思想界高舉主義大旗，使民主與科學政治化時，他卻在社會化與實業化的教育中將它們坐實，他說：“教育事業，（乃）強國之最善股票。”
股票是產業化的，要向社會發行，以實業支撐。向社會發行，使教育社會化；以實業支撐，使教育實業化。社會化，使教育獨立；實業化，使教育自立。
教育的獨立和自立，就是張伯苓救國的“阿基米德”點。民主與科學，在此“支點”上，方能啟動。南開新私學，便是一次“啟動”的實驗。
“我不是乞丐”
為了使教育獨立，張伯苓放下一切，去“行乞”。
建校之始（1904年），有邑紳嚴修（字范孫）、津商王益孫，每月助銀200兩啟動。加以范孫先生的聲望支持，伯苓募捐，較為順利。
邑紳鄭菊如先生，捐（天津）城西南之洼地十余畝，作建校用，津人稱洼地為“開”，故名“南開”。新校建設費，得前大總統徐世昌等人捐助，共計銀2.6萬兩（徐世昌與嚴范孫為同科舉人）。袁世凱捐助1萬元建禮堂，故以其字命名，曰“慰亭堂”。
學校擴大，開支增加，徐世昌增捐每月銀200兩，嚴修兒女親家、直隸提學使盧木齋撥公款助經常費月銀百兩。
不久，徐世昌、王益孫因戰亂停捐。嚴家產業亦受上海“橡膠股票”牽連，停了捐款。
提學使傅沅叔（編者注：傅增湘字沅叔）先生，將兩所中學，歸并南開，兩校經費，年銀8000兩，亦撥給南開使用，可學校卻要改稱公立南開中學，不過，仍歸私人經營。
當時，公私之分，以“集資公款名為公立中學，一人出資名為私立中學”。
伯苓致信范孫先生，言南開中學，因私捐一時斷源，只得暫蔽公款之下。范孫獲悉，遂挪借各種款項，維持南開學校日常費用，留下私學一脈。
新私學，雖時有困窘，人多助之，而終歸無恙。
自設南開大學動議一出（1918年底－1919年初），徐世昌、黎元洪等，就特予贊助。
又擬募集基金130萬元，按月利五厘計，以維持大學每年經常費。嚴、張二人，旋即南下，至南京，晤津籍江蘇督軍李純（字秀山），以籌款事奉托。此次南下，遍訪各省軍民長官及教育當局，集大洋8.5萬余元，聊敷開辦之用，可大學之經常費用，仍無著落。
于是，伯苓二次南行，代范孫先生，重訪李純。因李純病重，未能謀面。他使人轉告，前所囑籌集基金一事，毋慮，盡可寬心離去，他自有辦法。伯苓返津，不及兩周，李純因病魔自戕。
其遺囑，以家產四分之一50萬元，捐給南開大學作永久基金。以民國元年公債280萬元兌付，經由財政部抵換六厘公債，實收入87萬元。
合計，可得月息6500元，與開辦之初經常費之預算吻合。
基金依議啟動，可伯苓未稍懈，又引來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該基金會欲捐助我國兩所私立大學，經考察，確定捐資對象為東南大學和南開大學，捐資數目各25萬元，要以本國配捐一半為條件。
伯苓方為難時，袁世凱的嬸嬸袁太夫人聞之甚急，即命其子袁述之認捐。當年，嚴修為袁世凱抗辯未果，憤而辭官。袁感銘于心，東山再起時，即贈一筆款與嚴修，盛情難卻，嚴修即以此款入股他的造胰公司。后來袁家敗落，其子女生計多賴此款維持。袁家感激嚴修，大凡南開之事，都積極參與。
“思源堂”，為南開實驗樓，樓下為物理實驗室，中為生物實驗室，上為化學實驗室，也是袁太夫人捐銀10萬元建筑的。故“思源”亦有“思袁”之意。
1923年12月，在袁太夫人的追悼會上，伯苓慨言：“袁太夫人所受教育，本無一般新女子之多，然其教育子女服務社會之精神，則或為一般婦女所不及。現代女子其所受教育之機會，既遠多于袁太夫人，茍能獲得袁太夫人之精神，則中國將來何患不強？”（《南開周刊》，第79期）
袁述之稟慈命，捐了7萬元。此數，雖不及一半，但伯苓終于敢應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條件。自洛克菲勒基金進校，校園內，一派建設氣象，各項設施，多于此時興建。
中華教育基金董事會派員來調查，以南開中學成績優異，給予補助1.5萬元，又議決，3年內撥助大學10.5萬元，擴充理科，后又加撥6萬元。
盧木齋個人捐資10萬元，建南開大學圖書館。
張學良亦認捐南開大學基金20萬元。
原大學公助經費，由河北財政特派員公署按月付洋2萬元，公署取消后，改由財政部自中央銀行按月撥付，此項經費，亦為學校經常費主要來源。
至此，南開系列學校，各部經費來源，基本趨于穩定。
值得注意的是，民國時期北洋政府對于新私學的支持。教育要獨立，除了爭取國內外各種社會資金的支持，還要政府支持，尤其是政府從專制向民主過渡，或以民主的名義執政時，可以因勢利導之。
學校發展了，經費問題仍令人忐忑，伯苓依然如老僧托缽。他說：“余為學校籌款，常因不成而不豫”。談到“不豫”的尷尬，嘆曰：我不是乞丐。
“糞水”與鮮花
南開，這朵新私學的鮮花，總算綻開了。
開在“寓公”文化集散地、北京的政治后花園———天津。所謂“寓公”，是指北洋政府時期，那些來自北京的下野軍閥政客和清朝皇室宗親以及各式各樣的遺老遺少。他們隱居在天津租界，看似賦閑在家，過著富有而閑淡的生活，暗中卻依舊操縱北京政局，影響天津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他們的屁股坐在天津，眼睛盯著北京。
“寓公”們，與范孫先生人脈很深。伯苓在他們之中募捐，如魚得水。
南開大學成立時，江蘇督軍李純的祝詞，就提到了他們：“自兩先生計劃書出，黎前總統、馮前總統、徐大總統、曹督軍、閻督軍、孟督軍、陳督軍、曹省長莫不起而贊成。純亦勉趨其后。”（李純：《南開大學正式成立祝詞》，《校風》第131期，1919年11月27日。）
對南開，他們沒有介入政治情感，不以個人傾向，作為交換條件。
伯苓先生以南開這片凈土，喚醒了他們的人格尊嚴和社會責任感。
據初步統計，以大洋計，軍閥對南開的捐助，前后有150多萬元。
當許多國立大學和政府機構，都由于缺乏地方和國庫的正常資助出現財政困難的時候，南開卻能通過捐款收入、基金捐贈和私人資助維持局面。
可青年學子卻不以為然，他們勸張校長“不要軍閥的臭錢”。
每遇此，他都坦然一笑，說：美好的鮮花，不妨由糞水培育出來。這比喻，有失公道，卻亦無奈。軍閥的名字，似乎總與戰亂相系，被我們的歷史觀封存起來。今天，我們不妨揭開封條，回顧一下歷史，然后回答：為什么在北洋政府的治下，興起了民主與科學的新文化？
北洋惟有軍政，軍政沒文化，反而能兼收。南京有黨治，黨治有黨文化，必然要兼并，使文化意識形態化。因此，黨治之下，文化退化。試以蔡元培為例，他在北洋政府治下的北大，是教育家和思想家；在南京政府治下，官當得很大，堪稱黨治要員，可還算個教育家和思想家嗎？
放在這樣的視野里來看北洋時期的文化，就能看到另一面。
例如，同樣對南開新私學的支持，北洋政府讓南開中學暫蔽于公款之下，條件一成熟，就讓它私有化，而蔣介石卻要將南開大學收歸國有。一是不自覺地支持了教育獨立，而另一卻有意取締之。就像當年請蔡元培任大學院院長一樣，蔣介石請張伯苓出任考試院院長；正如當年用黨化手段廢了蔡元培的自由思想，他想用官本位廢了張伯苓。
可伯苓先生卻“厭談政治”，他的政治理想，是先辦實業，后談政治。從實業中拿錢出來，去辦政治，不是從政治中拿錢出來，去買議員。
這種先實業而后政治，就是他的政治夢。
他拿軍閥的錢，獨立自主為國家培養人才，難道不是政治？
南開的“天之道”
南開學校經費來源，共有10項，其中5項，為自營收入。募捐與自營相結合，造就了教育獨立的實體及其實業化辦學模式。這一模式，代表了近代教育向現代教育轉化的趨勢。
1925年，教育部特派員劉百昭到南開視察，結論云：“就中國公私立學校而論，該校整齊劃一，可算第一。”
伯苓走四方，乞天下財，求教育獨立，更以自營，謀教育自立。
南開第20年度經費收支狀況表，將學校收入款項分為5大項，其中3大項為自營收入，這一年的租息及雜項收入，竟然超過學費收入的三分之一。
自南開中學成立之日起，學費就是學校的主要收入。由于生源充足，學費居高不下，伯苓先生坦言：“吾嘗聞人謂本校為貴胄學校，此語誠非過當。”但南開兼容貧困學生，以“試讀生”養免費生。
“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
“試讀生”可以不經考試入學，但學宿費要加倍。試讀一年，考試及格，轉為正式生，不及格者，要重新交費，才能續讀。學費雖高，但南開卻沒有靠學費來贏利，而是使學費收支平衡。
其時，國內許多私立大學，都是靠學生的學費來維持的。如北平民國大學，生源多為投考國立大學的落榜生，人數頗大。還有一些大學，則別有用心，被伯苓先生一語道破：“大多數乃專為欲分潤各國將退還我國之庚子賠款。”這樣一哄而起辦私學，想發國難財，當然好景不長。
教育獨立，此為近代化理想，教育自立，則為現代化要求。南開新私學，從追求近代化理想，到適應現代化要求，走了一條實業化的路。
“大工廠”之定位
論中國近現代教育，有兩人并世而立：蔡元培完成了中國傳統教育近代化的轉換，張伯苓則開了中國近代教育現代化的先河；蔡元培使中國近代教育超越了傳統政治文化，張伯苓則為中國現代教育探索了實業化道路。
他們留下了兩筆寶貴遺產：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傳統和張伯苓的實業化的教育路線。
何謂實業化教育路線？伯苓說：外國學校如大工廠，學生如工廠之出品。學校視社會需要而定教育方針。也就是教育為體，實業為用。
學校管理，采用企業通行的董事會制，九名董事，統管大學、中學兩部，校長由董事會聘任，大學部、中學部各設主任一人，由校長推薦，董事會批準。董事會職權，為籌募經費，議決預算，審查決算。學校章程制定及變更，由董事會決議通過，發給學生畢業證書及授予學位，也由董事會決定。
以此為模式，南開大學下屬各院、系、所，亦自籌經費，自設董事會。捐資創辦南開者，如嚴范孫、徐世昌、王益孫、范靜生、李秀山等，都做過校董，李組紳、范旭東等大商家，也曾為院系所之董事。此外，還有一部分學界和社會名流，以其名望和經驗，任南開校董，如蔣夢麟、胡適之、丁文江、陶孟和、吳達詮等，如企業之獨立董事。
以實學培育國家“財力”
南開大學的學科建設，是實學化的。
南開的“土貨化”思想，除了洋為中用，還有就是實用。實用之學，當然就是“實學”了。伯苓先生道：“文以治國，理以強國，商以富國”。這就是他的“實用主義”的救國抱負。
大學擴充后，改文、理、商三科為三院，分設歷史、政治、經濟、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商學、會計、統計、銀行等11系。
不久，原來文學院的經濟系發展為經濟學院。而文學院下，又增設了英文系、政治學系、哲學教育系；經濟學院，則開了農業經濟系、工業管理系、運輸學系、經濟史學系、統計學系、經濟研究所等。理學院也增加了醫學系、電機工程系、化學工程系。
這樣的學科設置，偏于實用，培養的人才也趨于實用。
伯苓在美國發現：他們最大的發達，就是財力。因此，他認為，教育的目的，就是為國家培養“財力”。而他的每一個學生，都理應是國家的一份“財力”。
從理學院到工學院，理科教育越來越“財力”化。從文學院到經濟學院，文科教育也趨于“財力”化。
那時，我國教育仍在近代化中，對于實業化教育路線，批評者多。有人說，“南開大學有文科而無中文系”，是因為“張伯苓自己文筆不通”，南開“不注重中文”，使得“整個學校鄙俗不堪”，沒有文化。有人說，“張伯苓以實用為科學的重點，是把科學從崇高的地位拖到塵埃。張伯苓只配做一個職業中學的校長，不配做一個大學的校長。”
果真如此嗎？顯然有誤解。南開欲立“東方文化研究所”，梁啟超要牽頭，惜未辦成。范孫先生曾訪李叔同，請他主講國學，亦終未出山。至于所言“科學”者，就更是“不見泰山了”。
我國私立大學，辦理科者本不多，因為理科“不經濟”。可伯苓先生卻認為，理科是基礎，不僅科學思想的興起，對傳統文化的改造，要靠理科，而且將科學思想轉化為“財力”，也要靠理科。
正是在培育“財力”這一點上，民主與科學思想被他坐實了。
南開“貨”
南開最大的“財力”，還是學生。
伯苓戲稱學生為“貨”，對南開“貨”，他有信心：南開“工廠”造人才，在社會上有用，前途就很大了。“塘沽永利（永利制堿公司）、久大（久大鹽業公司）已經承認我們的貨了。”“我們南開工廠造人才，本地銷路少，別處多銷也好。”“充實我們的工廠，造就學生到各處去。”
為此，他親自推銷，為他的“貨”開拓市場。華西公司聘他為董事，他欣然同意，“為的是銷銷大學、中學的貨”。
他的“貨”有成長性：“若干年后長起來，我們的貨更容易銷。”他呼吁：“造就學生到各處去，特別是西南！”
在一次開學典禮上，他說：新來的學生很多，為什么來？不是要點什么嘛。
要什么？要職業，南開“貨”，十成里有九成以上都就業了。化工系學生，畢業時，“每人皆有選擇兩三個職業的機會”。而商科畢業生，因南開對“工商以及銀行界之貢獻，可謂非常之大”，所以，“每年南大畢業生，特別是商科的，在畢業前，即已應聘一空”。
這樣緊俏的南開“貨”，質量究竟如何呢？
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說，中央研究院六任院長，有兩位是受南開教育的。
民國中央研究院選舉中國第一屆院士，81人中就有南開9人：姜立夫、陳省身（數學），吳大猷、饒毓泰（物理學），殷宏章（經濟學），湯用彤（哲學），李濟（考古學），蕭公權（歷史學），陶孟和（社會學）。
后來在臺灣被選為院士的又有梅貽琦等人。
這樣的“貨”，豈止是“財力”？簡直就是國寶。
民主化的“不倒翁”
伯苓自喻為“不倒翁”。“非不倒也，倒后能復起也”。
“復起”靠什么？靠民主。訪美時，他發現教育的第一要義，是民主。遂與范孫先生一起，于南開內部，行股東民主制。
南開以私立興學，投資者為股東，而有南開“人民”資格。伯苓曰：“徐菊人先生雖為總統，終為本校舊校董，亦系一人民資格。”
“人民”，在這里，是有限性的，不再“無窮大”了。
南開新私學，即從股東民主制入手，行漸進之民主。先行股東議事之民主，次行教授治校之民主，繼而行學生自治之民主，待學校民主制建設完成，再從學校擴大到社會各界，推進至國家政府。此為我國政治民主化的實用主義的實驗方法。
而伯苓先生倡導的股東制的“民”，首先是投資者。他歡迎這樣的“人民”，成為南開的“民主”———“東家”。
那時，私立學校紛紛落馬，而南開不倒，就在于民主化。他希望南開的“人民”越多越好，“人民”多了，才能不倒。
伯苓先生高舉“私立民有”的旗幟，每遇危機，都以民主化險為夷。
當范孫先生以一人之財力私立南開時，就從未將南開據為私有，當伯苓先生恭稱范孫為“南開校父”時，不僅以創始者言之，更以民主化言之。
伯苓言：“私立學校不是私有學校。”此語，不僅發自他們內心，而且立為南開新私學的宗旨。
（附注：據陳明遠先生研究：1900年1銀元的購買力，約合今人民幣70元；1911年1銀元約合今人民幣50元；1926年1銀元約合今人民幣40元；1936年1銀元約合今人民幣30元。）
(來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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