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怎么會有這種家
記者：聽說你出生在云南開遠市一個干部家庭，云南是一個山清水秀的地方，但當你看到今后要生活的地方如此荒涼時，你最直接的反應是什么？
余：當丈夫指著遠處一個個小土堆似的地方告訴我“到家了”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好像到了另一個世界。當時的我根本不相信咱們中國還有這么一個地方，更不相信我的丈夫就是在這樣一個地方長大的。我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說著“不可能、不可能！世界上怎么會有這種家呢……”
記者：什么使你最終留了下來？
余：應該說是愛情的力量吧。我的丈夫對我非常好，而“愛他，就要跟他一輩子”的信念，使年輕的我對未來充滿了遐想和希望，于是我自我安慰地想：這里的土地這么寬廣，肯定有發展的空間。
■把家鄉的綠色帶到山西
記者：怎么就想起植樹造林了呢？
余：我喜歡家鄉的綠色，于是冒出了“把家鄉的綠色帶到山西來”的想法。就在我為這種想法寢食不安的時候，政府出臺了一系列鼓勵開墾荒山的優惠政策，一下子就堅定了我的信心和勇氣。
記者：一個小女子，竟然想把南方的綠色帶到山西來，有氣魄！可理想和實現之間往往有一段距離，十余年的時間里，在向理想邁進的過程中，你遇到的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余：說到困難，真是太多太多了。首先是語言和生活習慣的不同，從小在南方長大的我喜歡吃大米，但上世紀90年代，在右玉縣，這個國家級貧困縣最偏僻的南崔家窯村，能夠吃一碗大米飯對我來說是一種奢侈。
其次是氣候上的不適應，右玉這個地方，漫天的風沙常常一吹就是一年半載。可是我想，既然丈夫能夠在這里生存下來，山西人能夠在這里生存下來，我也一定能夠在這里生存下來。這樣一想，就更加堅定了我植樹造林，改變這里的決心和信念。
記者：十余年的時間里，你總共植了60多萬棵樹，開墾了5000余畝的荒山，你是怎么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余：自從來到山西后，我就沒有帶過表，從來都是天不亮就上山干活，天黑了才下山回家。餓了，在山上烤幾個山藥蛋吃；渴了，到溝里喝幾口山泉水；累了，就躺在山梁上歇一會兒。很長一段時間里，一鍬一鎬一雙手幾乎是我們改造荒山的所有工具。開山取石圍堰，拉土墊地種樹，挑水上山澆灌，所有這一切都是從前的我根本沒有想像過的。
記者：一個享受過南國風光和都市生活的女子，對這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近乎原始的生活，你后悔和委屈嗎？
余：有過孤獨和寂寞，但從來沒有后悔過。我父親是開遠市政府秘書長，來山西前，父親告訴我說，他去過山西的大寨，知道山西很窮。可以說，我是抱著吃苦的態度跟著丈夫來到山西的。
■人心齊，泰山移
記者：全國現有荒漠化土地267．4萬平方公里，并且仍以年均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擴展。到目前為止，你一共承包了一萬畝的荒山，但你和丈夫花費了十余年的時間，才改造了5000畝，面對大自然，有沒有感覺到人的渺小？
余：一個人的力量也許是渺小的，但“團結就是力量”，“人心齊，泰山移”的愚公精神并沒有完全過時。就說我現在開懇的這5000畝荒山吧，說起來是我和丈夫開墾的，其實也離不開群眾和政府支持。記得剛開始的時候，我把蘋果樹栽到山上了，靠每天五六十擔的人工擔水，卻遠遠滿足不了那么多果樹的需水量。就在這個時候，縣政府、縣水利局、縣扶貧辦給我送來了一個“兩相流水泵”。可以說，這個水泵在幫助我解決果樹灌溉的同時，也增加了我改造荒山的信心。
記者：在治理荒山這件事情上，你覺得自己是理想主義者呢，還是現實主義者？
余：我覺得我是“理想主義＋現實主義”。我很現實地接受了這里的荒山和野嶺，但同時又在這片黃土地上做起了“綠色夢”。
記者：看過梁曉聲寫的《這是一篇神奇的土地》嗎？
余：沒有。
記者：那是一部關于拓荒者的書。你雖然沒有看過他們的故事，但從你的身上，我卻看到了30年前北大荒人身上的品格。
■種樹使我的人生有了價值
記者：十余年了，除了那60多萬棵樹，5000畝荒地，你覺得你還改變了什么？
余：我覺得我改變了許多。從小的方面說，我改變了當地人的生活觀念。我剛來南崔家窯村的時候，這里的女人是不去地里干活的，我去山上種樹，她們都以為我在云南是搞林業的，后來在我的影響下，村里的女人都開始下地干活了；十年前，這里大部分的人都認為荒山是不可以改造的，現在村里家家戶戶都開始承包荒山：想種樹，也敢種樹了。大的方面，我覺得我在創造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同時，也在一點一滴地改變著這里的生態環境。
記者：那么，這十多年來，生活對你最大的改變是什么？
余：十年的生活把我變成了一個偉大的人、高尚的人。
記者：你對自己的評價這么高？為什么？
余：十年前，作為女人，也許我只為丈夫而活，為兒女而活。可現在不一樣了，我要為5000畝、一萬畝、甚至更多的荒山而活。想起自己的勞動可以使子孫后代們受益，我覺得自己的人生真的非常有意義。
記者：前人栽樹，后人乘涼。因為種樹，你和這個世界息息相關了。
余：是啊，原來只有丈夫和孩子認識我，現在不一樣了，不但右玉的人知道我，山西的人知道我，全中國的人都知道我了。我只是一個普通的農民，可自從當了黨的十六大代表以后，中央辦公廳就經常給我寄文件。每每想到這些，我就非常有勁，都會在心里給自己說：一定要用更大的努力，回報社會對自己的信任和尊重。
記者：除了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以外，種樹對你個人的經濟收入有改變嗎？
余：種樹是一個投資大、見效慢的長期投資，目前對我個人的經濟還沒有什么改變，但有人替我算過一筆賬，按每棵樹每年增值1元來計算，30年后，60多萬棵將是個什么概念？于是，大家把開發的這一座座荒山戲稱為“綠色銀行”。
本報記者劉劍文／圖
人物檔案
余曉蘭，1966年出生于云南開遠市一個干部家庭。1989年隨參軍復員的丈夫回到右玉。為響應政府治理“四荒”政策，1992年走上了植樹造林治理荒山的道路，十多年的時間在寸草不生的荒山上植下了60多萬棵樹木，其中果樹10萬株，杏樹20萬株，不但將5000畝的不毛之地變成了綠洲，而且使曾經的荒山成了遠近聞名的“花果山”。自1996年以來，余曉蘭先后榮獲全國“三八綠色獎章”、全國“三八紅旗手”；2002年當選為中共十六大代表；2003年被評為“全國十大綠化女狀元”；今年被評為“全國勞模”。
記者手記
十余年了，余曉蘭用每天都種下一些樹，丈量著現實和理想之間的距離。當林立的樹木覆蓋了光禿禿的山嶺，徜徉在百鳥歡鳴之中，這對于她該是一種多么大的滿足，這樣的一片綠色，對于防治荒漠化的號召彌足珍貴。可一個人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全國有13億人，如果每人每年都種一棵樹、綠一塊土，10年以后、100年以后，這將是怎樣的一個數字，怎樣的一種情形？
也許每個人都是渺小的，但當你的付出和這個世界息息相關時，平凡的你便不再渺小，無數的平凡付出積累在一起，成就的就是偉大。
(來源：山西新聞網 山西晚報 網絡編輯：徐舜)
?京公網安備1101020004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