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質文化遺產開始從田野間，學者挽救的小眾圈，面向大眾，走進國家博物館。國家領導人觀看展覽，國務院宣布“文化遺產日”，文化部牽頭征集國家級保護名單。領導者們保護文化遺產的意識加強了，地方政府申報積極性提高了，老百姓的文化見識增長了。但是從意識到行動，還有一段令人困擾的路途——應該保護，但怎樣保護？
“小”藝術登上“大”舞臺
“活文化歷經時間洗滌，依然像剛摘下的瓜果，還帶著露珠。”
帶上耳機，聽民間藝人阿炳親自演奏的原版《二泉映月》，熟悉的旋律讓人心中頓然生出一種蒼涼。
兩人高的云錦大花樓木織機，是元、明、清三朝專為皇家織錦的工具，南京云錦所的工作人員現場表演當年紡織的情景，過去的工匠用它一天能織出5公分錦，4年才能織出一件龍袍。
還有，唐代古琴“枯木龍吟”和宋代古琴“鳳鳴”，優美的琴身依然保存完好。用“鳳鳴”古琴演奏的古曲《流水》，至今仍陪著美國探索者號探測器遨游在太空。
時空流轉，歷史文化在同一空間上演，讓人恍若隔世。
老式商業招幌、高山族木雕、仿宋針灸銅人、江永女書、貝葉經、少數民族典籍和各種抄本等2000多件珍貴文物，集體亮相中國國家博物館。這是中國大陸第一次舉辦全面反映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成果的大規模展覽。
除了能看到珍貴的實物，還有民間藝術傳人現場表演制瓷、染織、刺繡、泥塑、剪紙、年畫刻印、唐卡繪制、風箏扎制、提線木偶等絕活。
“小”藝術登上了國家級“大”舞臺。展覽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就前往參觀。國務院近日已下發《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通知》，決定從今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個星期六為中國的“文化遺產日”。
所謂非物質文化遺產，指明末清初至今百年間活態的文化傳統，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民族民間文化。現有物品共分三類：已經消失的，如鋦鍋鋦碗手藝；還有一點市場但隨時退出歷史舞臺的，如皮影；具有相當活力但會產生變異的，如同仁堂的中藥。
展覽籌備了一年時間，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保護國家中心主任田青介紹，在全國各地送來6000多件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相關的文物中，他們精選出2000多件參展。
展廳分為綜合館和地方館，國家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自從2月12日開始，至22日地方館展覽結束前，總參觀人數已超過10萬，平均每天有1萬人左右。展品中價值最高、年代最久的是唐代古琴。綜合館展出將持續到3月16日。
展出期間，民族文化宮大劇院連續上演了三場晚會，內容包括入選聯合國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名錄的中國項目—昆曲、古琴、新疆維吾爾木卡姆藝術和蒙古族長調民歌，以及少林功夫、泉州南音等部分入選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推薦名錄的節目。作為晚會的主持人，田青說：“這些活文化，歷經時間洗滌，卻依然像地里剛摘下來的瓜果，還帶著露珠。”
就職于出版社的小袁，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萬人簽名的橫幅上留下自己的名字。“看到展覽上的各種實物，看到布滿一面墻壁的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才明白，原來那些不曾留心過，就在我們身邊和生活息息相關的東西就是非物質文化遺產。”
每分鐘都在消亡
“中國特有的民族文化在消失，甚至就消失在眼前，這一代！”
“孩子，這是古人的小人書吧，多棒啊！快來看看。”
“哎呀，不想看了，走吧。”10歲左右的小女孩站在離父親1米遠的地方不耐煩地說。這是記者在展覽現場親見的一幕。
“現在的孩子生長環境受西方文化影響很深，對我們本民族的傳統文化越來越陌生，缺乏了解，自然也難喜愛。”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研究員王海霞無奈地分析：“一方面，年輕一代不感興趣，其中有教育的缺失；另一面，民族文化自身消失的速度也是驚人的。”
文化遺產以“分鐘”為計量在逐步消亡。這是讓學者們最為憂慮之處。
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宋兆麟先生立足民族文化調查搜集45年。1961年，他來到了大興安嶺深處，這里生活著鄂倫春和鄂溫克兩個古老的少數民族，素有高山“獵族”美稱。宋在那里生活了半年，與當地人同吃同住同打獵，收集了1000多件實物帶回北京，包括鄂倫春人使用的船、打獵工具、服裝等，非常豐富。
1991年正值自治旗成立30周年之際，他故地重游，早已物是人非。當地人從服裝到生活習慣完全克隆了漢人。以至于自治旗想舉辦一個慶祝大會，都無法找到展品。只好曲線“救急”，又從國家博物館借走了宋當年帶回去的那些寶貝。
這樣的記憶頻頻再現。1962年，宋兆麟去往西雙版納的傣族地區，收集了1萬多件實物，包括這次展覽中的貝葉經，裝了整整一節火車廂運回北京。1992年，他欣然前往，驟變讓他吃驚。“最具傣族特色的潑水節已經慘不忍睹，當年那么真摯自然的傳統節日，如今變成商業表演！”惹得同行的美國學者連問宋兆麟，這是不是假的？
云南對這位學者來說，有著難以割舍的情結。瀘沽湖的女兒國，他就前后去了8次，最長一次住了10個月。當年交通條件異常惡劣，宋兆麟收集的實物是用40頭騾子馱出來的。近年再去，被譽為“世外桃源”的瀘沽湖，卻連以前家家都有的紡車和織布機都難覓蹤影。
“中國少數民族特有的文化在消失，甚至就消失在我的眼前，我這一代！” 宋兆麟痛心疾首。
對漢族而言，消亡速度也是同步的。曾經聞名全國的江西弋陽腔，解放前，一直是當地最重要的娛樂活動，現在已經失傳。后人們無法想象他們的先輩怎樣在同一片土地上，聽弋陽腔的生活。而山西省的地方戲，上個世紀80年代尚有52個劇種，現在卻只剩下28個。
田青把傳統文化比喻成一張薄紙，把飛速發展的社會喻為一列高速飛馳的列車。“薄紙飄在窗邊，只要一開窗，一把抓不住，它就會‘唰’地一聲飛得無影無蹤，再也無法尋覓。”
“除了自身的消亡，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流失也很嚴重。”王海霞說。
曾經有一個法國女人到中國貴陽，她花錢雇人去附近收集當地的“老東西”，有民族服飾、繡片、傳統手工藝品等，隔一段時間就成箱打包運回法國。她這么做持續了6年。
由于沒有《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西方人可以隨意到中國民間收集寶貝，他們就像搜刮地皮一樣，一批批地運走。
文化“基因”如何遺傳？
“等全社會達成共識，方法就有了，多了。”
與故宮、長城這些物質文化遺產最大的不同是，口頭、無形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它的載體是人，必須要由人來傳承。人脈連接不上，文化就失了魂靈。
作家馮驥才，10多年來一直致力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他曾經去調查甘肅地區的民歌“花兒”，發現當地一位老太太，會唱的歌曲很多，特別棒。他遺憾當時缺少好的錄音設備，等回到北京買了設備再折返時，老太太的女兒悲傷地說：“你們來晚了，母親剛剛過世，臨終前一直念叨，怎么還不來啊。”
中國著名的年畫產地楊柳青基本上只剩下一霍姓人家在做。貴州黔東南地區，聚居了32個少數民族，現在平均每年就有一個村落不再說苗語。
時代變遷，沒有土壤的文化是否具備保護的含義？學界存在爭議。盡管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有著“民族身份的基因”、“民族身份證”等美喻，其價值毋庸置疑，但是如何保證“基因”優良地遺傳，專家們也面臨著困惑。
北京的廠甸廟會和妙峰山廟會當初都申報了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但沒有通過，理由是與迷信活動有關。在中國民間文化中，有相當一部分，與民間信仰有關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否該受到保護呢？
“這是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中，面臨的很重要問題。”田青說。問題的異議，主要來自政府官員。大部分專家認為民間祭祀活動本身就是文化載體，與祭祀相關的民間文化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表現，應該受到保護。而且隨著變化發展，很多節日的“迷信”色彩淡了很多，更多的是文化傳承。
但是傳承的魅力在于精神，而非表狀。
有學者在苗族村子做試驗，讓村民仍然住傳統的寨子，每天背水，沿襲以前的生活習慣。很快苗民們不樂意了，為什么要讓我們過這種“不舒服”的日子？
“其實，平日生活穿不穿民族服裝只是表現，關鍵要對本民族的民俗文化有自豪感和自我保護意識。”馮驥才到瑞士阿爾卑斯山地區，經常去周圍山民家中走走。凡是知道他來的人家，一定會穿上民族服裝相迎。因為這代表了尊貴和體面，而非我們在飯店或旅游景區，看到的那些受利益驅動，穿民族服裝的服務員。
目前文化主管部門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方針是：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多數專家都認為，應當慎談發展，因為沒有經驗容易走偏，現階段應以搶救為主。但是，搶救什么？究竟哪種文化狀態才算“原生態”？爭論又擺在眼前。
無論是對待已消失，還是處于發展變異的文化遺產，學者們認為都應開展記憶回憶的工作，做相關調查報告，讓后人有案可尋。對于已經消失的文化，應收集實物進入博物館；行當沒了手藝人還健在的，做口述史的工作；至于無論是瀕臨消失，或還有活力的文化，都要注重扶植傳承人。
“我們也是趟著石頭過河，慢慢摸索。”田青坦言：“目前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想讓更多人了解非物質文化遺產，提高全社會的保護意識。如果全社會都達成共識，我想那時候方法就有了，就多了。”
（鳳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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