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12日訊 據瞭望新聞周刊報道 3月29日上午，國內四十多位文物界、建筑界學者步入四川李莊一處普通的農舍——中國營造學社舊址，開始重走六十多年前梁思成四川古建筑調查之路時，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正在北京中南海宣讀他的報告。
在溫家寶總理主持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單霽翔報請通過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以下簡稱“‘國保’單位”）名單。消息迅速傳來：1081個推薦名單全部順利通過，規模之大前所未有，接近前五批“國保”單位的總數。被通過的名單中，包括了編號為1047號的中國營造學社舊址。
“這太了不起啦，”趕赴李莊參加這次“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活動的中國文物學會會長羅哲文欣喜不已，“可以告慰梁思成先生了！”
建筑學家梁思成在抗日戰爭時期，與他領導的古建筑研究民間機構——中國營造學社的同仁，在李莊忍饑挨餓支撐了6年學術生涯，以抱病之軀完成中國的第一部建筑史稿——《中國建筑史》。
在此后很長一段時間里，梁思成以一位悲劇人物的形象被人提起。上世紀50年代，他提出整體保護北京古城，保存北京城墻、牌樓等古建筑的建議均未能成功。
1972年梁思成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34年后的今天，對他的紀念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被國家文物局列為迎接6月10日中國首個“文化遺產日”的第一個大型活動。
“當年梁思成先生曾說，50年后歷史將證明他是正確的。現在50年已經過去了，我們已能給出肯定的回答。”4月1日，單霽翔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專訪時作出明確的表示。
國難之日的文化堅守
由國家文物局和四川省人民政府支持，中國文物研究所、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北京市建筑設計研究院主辦的這次活動，五日內行程1000多公里，以四川宜賓的李莊為起點，先后到達夾江、峨眉山、樂山、新津、梓潼、成都，對梁思成及其中國營造學社同仁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在西南地區調查的部分文化遺產作了考察。
抵達李莊的前夜，一行人在宜賓聆聽了梁思成的學生、清華大學教授樓慶西作的梁思成學術思想報告。
樓慶西講述了梁思成1937年北平淪陷后拒作亡國奴、舉家南遷的往事。在長沙，梁思成全家在日寇大轟炸中險些喪命；在湘西新晃，夫人林徽因肺病復發一臥不起；1939年抵昆明后，在吃飯都很困難的情況下，他與營造學社同仁重整旗鼓長途奔波，調查了云南16個縣、川康37個縣的建筑古跡。
“林徽因病成那樣，梁先生自己脊椎間軟組織硬化，也病得不輕，有多所美國大學請他去，同時帶上林徽因，可以治病。可梁先生當時說，我的祖國正在災難中，我不能離開她，假使我必須死在刺刀或炸彈下，我也要死在祖國的土地上。”
“這個選擇當然付出了代價”，樓慶西說，“后來梁思成對他的家人講，‘我當然知道這個決定付出的代價，我不能不感謝徽因，她以偉大的自我犧牲來支持我的這個選擇。不，她并不是支持我，這也是她自己的選擇。后來有朋友責備我，說我的選擇，使徽因過早地去世了，我無言以答，但是我們都沒有后悔’。”
在李莊的這處農舍緊臨東逝的長江，1944年日寇攻占貴州獨山，戰時陪都重慶危在旦夕。兒子梁從誡問母親林徽因日寇要是打進四川來怎么辦，林徽因說，真要到那一步，恐怕就顧不上你了，中國念書人還有一條后路，我們家門口不就是揚子江嗎？
“當時他們年紀都不大，就累得一身的病。”率隊前往李莊的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張柏感嘆道，“從事文化遺產保護，光搞理論不去實踐是不行的。梁思成一身的病是累出來的，林徽因的病也是累出來的。他們在李莊整理出來的都是不朽的著作啊，那正是我們國家最艱難的時候，他們也沒有停止工作。”
來到李莊時，梁思成、林徽因都不到40歲。與中國營造學社同時從昆明遷來的，還有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社會科學研究所、體質人類學研究所和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同濟大學、金陵大學文學研究院等學術和教育機構。
國難當頭之日在這里守衛著中國學術命脈的，還有傅斯年、陶孟和、李濟、董作賓、童第周、梁思永（考古學家、梁思成之弟）、夏鼐等一大批各門學科的學者。
“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卻能完全安于過這種農民的原始生活，堅持從事他們的工作”，1942年11月，美國漢學家費正清訪問李莊時深受觸動，“倘若是美國人，我相信他們早已丟開書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
炮火聲中的遺產清單
83歲的羅哲文是中國營造學社目前在世的兩位成員之一，另一位是以明代家具研究聞名于世的文物學家王世襄，他年逾九旬未能前來。
羅哲文手捧一卷《中國營造學社匯刊》走進李莊農舍內的梁思成工作間。1944年10月印出的這卷匯刊，是那段歲月里學社同仁的心血結晶，用的是當地的土紙，采用的是原始的石印技術。
匯刊卷首印有梁思成的一篇文章《為什么研究中國建筑》，有言曰，“研究中國建筑可以說是逆時代的工作。近年來中國生活在劇烈的變化中趨向西化，社會對于中國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藝多加以普遍的摧殘”，“主要城市今日已拆改逾半，蕪雜可哂，充滿非藝術之建筑。純中國式之秀美或壯偉的舊市容，或破壞無遺，或僅余大略，市民毫不覺可惜。雄峙已數百年的古建筑，充沛藝術特殊趣味的街市，為一民族文化之顯著表現者，亦常在‘改善’的旗幟之下完全犧牲”，“蓋這種破壞，三十余年來已成為習慣也”。
那段時間，更令梁思成擔憂的是戰爭對文化遺產的破壞。1945年春他從李莊來到重慶，為美國第十四航空隊編制中國華北及沿海各省文物建筑目錄，并在軍用地圖上標明地點，以防止在戰略反攻中被毀。梁思成同時建議美軍在反攻日本時，保護日本古城京都和奈良。
中國營造學社1929年由熱心文物保護的前北洋政府高官朱啟鈐創辦，梁思成1931年加入后，與學社同仁踏訪了中國華北、東南、西南等地15個省、200多個縣，測量、攝影、分析、研究了2000多個漢、唐以來的建筑文物，這使得中國人在抗日戰爭時期能夠準確開出一份文化遺產保護清單。
1948年12月北平圍城之際，根據毛澤東指示，解放軍邀請時任清華大學建筑系主任的梁思成繪制北平古建筑地圖，以備被迫攻城時保護文物之用。北平和平解放后，梁思成再度應邀為解放軍編制《全國重要建筑文物簡目》，以為南下作戰時文物保護之用。
《簡目》中的大部分文物，成為了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如果沒有梁思成先生當年的工作，我們國家的文化遺產保存狀況就不可能是今天這樣的局面，好多地方可能早就不明不白地給毀掉了”，羅哲文評價道，“更難得的是，在國恨家仇之時，他還提出保護日本的京都和奈良。”
1940年12月，在宜賓讀高中的羅哲文考上了營造學社的練習生，成為了梁思成的小徒弟。1985年羅哲文訪問日本奈良，得知二戰時日本大多數城市遭到美軍慘烈轟炸，惟京都和奈良一彈未落，當地學者傳說這受惠于中國學者梁思成的建議。
羅哲文證實了這一說法。“我記得梁先生當年帶我去重慶繪圖，他先用鉛筆標出需要避免轟炸的地點，我再用墨筆上色，其中就有一張日本的地圖，”他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追憶道，“梁先生在那張圖上標出了兩個地點，當時我不知道它們就是京都和奈良，后來我訪問奈良，一下子就對上了。”
在營造學社舊址前，羅哲文向眾人打開了一張日本報紙，內中顯要位置刊出一則報道——“古都的恩人是中國學者”。
“這太不容易了，”樓慶西感嘆道，“林徽因的弟弟在對日空戰中犧牲，后事還是梁先生自己去辦的，他何嘗不痛恨日本帝國主義強盜？他保護京都和奈良，是認為它們是全人類的遺產，我想這就是當今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理念。”
發掘文化競爭力的尋根之旅
走完這次活動全程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級建筑設計大師馬國馨，認為這是“富有價值的一次尋根活動”，“當前國際競爭激烈的大環境中，必須充分利用中華文化的寶貴資源，發揚我國文化的優勢”。
北京市建筑設計研究院院長朱小地則直抒心中的緊迫，“我國加入WTO之后，國外優秀設計公司搶灘國內設計市場的現實，給我們很大的壓力。我們深刻地認識到，缺乏文化底蘊的競爭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最后的競爭是文化競爭。”
2003年朱小地領導的設計院與北京奧運會主體育場失之交臂。在方案競賽中,他們以獨特的“浮空開啟屋面”設計贏得評委青睞,可最終以第二名惜敗,勝出者為普利茨克獎得主、瑞士建筑師赫爾佐格和德梅隆,他們的“鳥巢”方案,靈感正來自中國傳統的菱花隔斷和冰花紋瓷器。
包括奧運會主體育場在內，近年來在北京興建的幾乎所有的地標性建筑——國家大劇院、中央電視臺新址大廈、首都機場擴建工程等，均被外國建筑師“斬獲”，這在中國建筑界引起很大震動。
朱小地以復雜的心情帶領設計院一班人馬來到李莊“朝圣”。“我們備感梁思成先生治學精神的偉大”，他對《瞭望新聞周刊》說，“他早已為我們指明了中國建筑現代化發展的方向。”
在羅哲文手捧的那卷《中國營造學社匯刊》里，印有梁思成這樣的話語：“以我國藝術背景的豐富，當然有更多可以發展的方面。新中國建筑及城市設計不但可能產生，且當有驚人的成績。”
梁思成在研究中發現，中國古代建筑與現代主義建筑在本質上有諸多相同之處，比如都是骨架結構、因功能而產生形式、結構坦率表現、按模數法預制構件以適應大規模快速生產。
他認為，參考“我們自己藝術藏庫中的遺寶”并“加以聰明的應用”，即可創造出中國的現代主義建筑。可這種探索在1955年遭到批判,被扣以“復古主義”的帽子。
“總的來講，我們今天還沒有解決梁思成先生當年提出的創造中國的現代主義建筑這個問題”，朱小地說，“重走梁思成之路，意義在于，我們只有真正地對中國傳統建筑加以深入研究，真正體會建筑背后的文化價值，反過來才能找到中國建筑的現代化發展道路。”
朱小地回憶起十多年前北京在“奪回古都風貌”時的一些做法,“把什么房子都扣一個屋頂,而建筑師實際上對這個毫無研究。中國傳統建筑是變化多端、因地制宜的,并不是只去做一個屋頂,而我們對這些沒有把握。”
“梁先生的任務我們還沒有完成”
“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一塊肉，剝去了外城的城磚像剝去我一層皮。”1957年梁思成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85歲的國家文物局前顧問謝辰生至今仍在“分享”梁思成的痛苦。在奔赴李莊的前一天，他為保護北京前門一帶的古城區奮筆疾書至深夜。
今年3月召開的全國兩會上，萬選蓉、張文康、馮驥才、葉廷芳等8名全國政協委員，聯合向大會提交了一份調查性提案：“北京前門歷史文化保護區內的古建筑及街景布局，正在遭受著一場比拆城墻還要嚴重的浩劫，如果再不引起有關部門重視并加以保護，北京將會痛失古都的歷史風貌”。
謝辰生為此寢食難安。他不顧年邁，數度去前門拆遷區調查，就存在的問題提出意見。
持續至今的大規模改造，已使北京古城這個被梁思成譽為的“都市計劃的無比杰作”走到最后關頭。“留下來的已經不多了，再拆下去就沒了，”謝辰生對《瞭望新聞周刊》說，“過去只是拆城墻，扒了一層皮，可五臟六腑還在，而現在總不能把五臟六腑也給毀了吧？”
方圓62.5平方公里的北京古城，占目前北京市1085平方公里規劃市區面積的5.76%。2004年清華大學的調查數據顯示，古城內保留較完整的歷史風貌空間，包括公園和水面在內，已不足15平方公里。
“在保護北京古城這個問題上，我永不言晚，因為古城的心臟還在跳動。”謝辰生倔強地認為，“只要故宮還在，皇城還在，不管還有多少胡同、四合院，我都要盡最大的努力去搶救。只要古城的心臟還在跳動，我就給她打強心針！”
近年來，謝辰生就歷史文化名城與文化遺產保護數次上書中央得到重視。他與十多位學者去年聯名上書吁請設立中國“文化遺產日”，經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批示獲得成功。
去年12月22日，國務院為“文化遺產日”的設立下發通知指出，“我國的文化生態正在發生巨大變化，文化遺產及其生存環境受到嚴重威脅”，“要從對國家和歷史負責的高度，從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充分認識保護文化遺產的重要性”。
“我從梁思成的身上獲得了力量。”謝辰生說，“我為什么參加這個活動？是因為我們國家的‘文化遺產日’是從紀念梁思成開始的，而現在危機最大的就是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梁先生的任務我們還沒有完成。”
“我也欣喜地看到，國務院批復北京城市總體規劃時，明確提出整體保護北京舊城，這正是當年梁思成的觀點。而紀念節日最好的辦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還沒有完成的任務上，這是列寧說的話！”
來源：瞭望新聞周刊/中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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