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創刊號
范用
2005年12月初的一天，《讀書》雜志編輯部為丁聰祝賀90大壽。老少幾代《讀書》人齊聚一堂，歡聲笑語不斷。90朵鮮紅的玫瑰襯托著“小丁”年輕的笑容，大家都為剛生過一場大病的丁伯伯恢復得如此之好而由衷高興。除了與丁聰同時代的范用，編輯部上上下下都稱呼丁聰為“丁伯伯”，稱呼他的老伴沈峻為“沈阿姨”，丁伯伯和沈阿姨平時經常要到編輯部坐坐，一是交接畫的版式，二是喝杯咖啡，聊聊天，順便到樓下的三聯韜奮圖書中心買幾本書。丁聰是《讀書》創刊時參與策劃的幾個老人之一，并且承擔了畫版式的任務，一畫就到今天，27年從未間斷。這個敦厚的長者，就像一根綿延的絲線，串起了《讀書》從創刊至今的歲月。
編輯部為丁聰祝壽，前排左起為：沈峻、丁聰、范用；后排左起為：李學軍（左一）、賈寶蘭（左五）、吳彬（左六）、孟暉（左七）、李學平（左八）、葉彤（左九）。
很多人談到《讀書》的成功，都會羨慕地說，《讀書》是得天獨厚的，是無法復制的。說她得天獨厚也許并不屬實，因為她也曾有過非常艱難的日子，歷經風雨，幾次危機都僥幸度過。不過，要說《讀書》占盡了天時地利人和，可能也不為過，尤其是她起步那幾年，一批大出版家和老知識分子塑造了其體型和品格，使得《讀書》有了一個很高的起點和堅實的基礎，這大概是其他同類刊物難望其項背的。
在今天看來，作為一個雜志的創辦者隊伍，《讀書》的陣容真可謂空前絕后。《讀書》是由陳翰伯發起創辦并一手扶持起來的，陳翰伯時任國家出版事業局局長。主編由主持商務印書館的陳原擔任，范用、倪子明、馮亦代、史枚任副主編，于光遠、夏衍、黎澍等十四人組成編委會。雜志籌辦和最初出版的過程中，這些編委經常聚在一起，商討辦刊方向、定位、選題、文風等大大小小的事情。這些有過豐富辦刊經驗的老知識分子，有的編輯過30年代的《讀書生活》，有的主持過40年代的《讀書月刊》，現在由他們親自操持，《讀書》自然是一出手就不同凡響。這對《讀書》一下子找準定位和風格，迅速建立起品牌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這些老人中，陳翰伯、史枚、陳原、馮亦代、呂叔湘、夏衍等幾位已相繼離世，那個年代也逐漸變得遙遠，但是在《讀書》的歷史上，將永遠銘刻著他們的名字。
在《讀書》創刊的1979年4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還只是人民出版社的一個編輯部，不是獨立的出版機構。《讀書》創刊時的組織安排最后就成了這樣一個格局：由國家出版局政策研究室領導，用三聯書店的名義在人民出版社出版。這種似乎有點“亂”的安排，對于日后《讀書》的運作有較大的自由度，可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過，責任還得有人負，范用是當時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長，雜志辦在他的手下，他向黨委作了擔保，如果有問題，他來承擔。
范用是老三聯人，1938年15歲時就進讀書生活出版社當練習生，耳濡目染那時的出版人風范，后來也把這種風氣和風格帶進了三聯。1948年，生活書店、新知書店和讀書生活出版社三家合并成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1年后，三聯書店曾一度與人民出版社合并。1985年，范用兼任三聯書店總經理。1986年1月起，三聯書店恢復獨立建制。范用領導三聯的時候，出了不少具有開創意義的好書，比如《傅雷家書》、巴金的《隨想錄》、陳白塵的《牛棚日記》、楊絳的《干校六記》、房龍的《寬容》等，他不僅看書稿，而且自己設計版式，畫封面，并為此津津樂道。范用性格倔強，說話直率，自認沒有太多政治頭腦，只是擅長干事，并且敢于承擔責任。但他對于作者和讀者，是真心實意地交朋友。《讀書》創辦的初衷在他看來，很重要的就是建立一個聯系廣大讀者的橋梁。
編輯部起初只有史枚和董秀玉兩個人，史枚主持，董秀玉做助手。當時的小字輩董秀玉，現在已經從三聯書店總經理的位置上退休。回憶起創刊最初的那幾年，董秀玉抑制不住地興奮：那時我們到處去約稿，知識界聽說要辦一個思想文化評論的刊物，那種積極性把我們也都感染了，大家都說，那是我們自己的雜志呀。如果說，陳原等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的執掌使《讀書》奠定了自己的基礎和風格，那么，一大批知識界精英的共同扶持，則是《讀書》保持長盛不衰的秘訣。在二十多年的《讀書》雜志上，我們可以看到知識界的一長串名單，那里面有許多耳熟能詳的名字，有各個時期的學術文化中堅，那樣的作者陣容一直是《讀書》最寶貴的資源。
《讀書》從范用時期起就每期由他親自審閱清樣，簽字復印，到后來沈昌文、董秀玉任三聯總編輯，也都是親自讀清樣，可見對《讀書》的偏愛。說到《讀書》的發展，這兩位領導也可謂舉足輕重。
沈昌文做《讀書》的那些年，《讀書》變得有聲有色起來。沈昌文不僅繼承了范用與作者交朋友的編輯方針，還發展出一套理論，說做編輯就是與作者“談情說愛”，因此他經常滿口“情”字，令人莞爾。另外，沈昌文好吃也會吃，以食會友，這是他與作者“談情說愛”的重要方式，他能讓不同口味的人都吃得滿意，吃有所獲。一些海外的作者回國探親，都慕名找老沈推薦館子，他也正好把四面八方的朋友聚攏在一起，組織一次次的飯局，等于開了一次次的約稿會。即使是現在，沈昌文還會經常回到《讀書》編輯部，向大家傳授最新的美食心得和信息，不過這已經是退而求其次了，曾幾何時，他還常在辦公室里做紅燒肉給大伙兒吃呢。
董秀玉則屬于另外一種類型。她是一個理想主義色彩很濃的人。做事能拼命，追求完美。在人多的場合，她總是微笑著在一旁聽大家高談闊論，但是真做起事來，她有點子，有想法，并且有堅持到底的毅力。離開《讀書》之后，80年代后期她去了香港三聯主持工作，短短幾年把一個虧損的書店辦成了盈利企業。在當三聯老總的歲月里，她極少大張旗鼓地請客吃飯，也不搞轟轟烈烈的宣傳，但是她結交了知識界、文化界的眾多重量級人物，在學界有很強的號召力。學者們感到，她是真正從心里尊重學術，愿意為學術文化服務的出版人。
二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思想界，是與同步進行的中國現代化變革緊密相關的。《讀書》不可能成為一本風花雪月的名士雜志。再者，進入90年代以后，“學術凸現，思想淡出”，談問題不能只停留在激情和宏觀的層面上，社會的問題越來越細化，對問題的解讀也必須要有專業知識背景和學術的積累。到90年代中葉，一大批中青年學者已經成為《讀書》的核心作者，他們開始影響《讀書》的風格和視角。1996年，在確定繼65歲退休的沈昌文擔任主編的人選時，當時的三聯書店總經理董秀玉想到了起用學者，最后選定各方面都比較全面的汪暉，后來又加入了黃平，他們當時都是中國社科院的學者。這種思路其實延續了《讀書》創辦時的辦刊形式，《讀書》的崛起靠的是一大批學養豐厚的老知識分子的把握，在學術凸顯的90年代，讓學者來繼續決定《讀書》的未來走向，似乎是一個順其自然的選擇。
汪暉和黃平，一為思想史學者，一為社會學學者，一人文，一社科，都對當代問題傾注了極大的關注，對一個面臨新時代的雜志而言，他們是一個理想的組合。《讀書》在其執掌下，對現實更為貼近，對問題的關注和討論也更直接和具體。《讀書》似乎不再是旁觀者，而成了參與者。這種變化，有些人喜歡，也有許多人不喜歡。
汪暉是唐弢的學生，80年代即在魯迅研究的圈子里小有名聲。他的博士論文《反抗絕望》至今被認為是魯迅研究界的力作。這樣的研究經驗，或許使他更關注思想的深度和社會的進程，更有憂國憂民的使命感。進入90年代，他的一系列思考，集中在梳理現代中國的思想體系是如何形成的，并試圖在此基礎上尋找重新理解中國的視野。他說：“我們要找到一條適合中國的發展道路，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
三聯書店的四層白樓坐落在美術館旁邊，那是一個黃金地段，但是書店的占地多少有些局促。自從1986年三聯書店從人民出版社獨立出來恢復建制以后，一窮二白的家底使三聯人打了多年的游擊，辦公地點一再搬遷，甚至還在地下室上過班。所以董秀玉1993年上任總經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張羅蓋辦公樓。《讀書》在十年間也先后在芳草地、東四六條、朝內大街人民出版社內辦過公，那時每次開會或者搞活動，沒有會議室，只好到外面找一些安靜優雅的場所，比如咖啡館、西餐廳，既開了會，也滿足了來客的雅興。直到1996年底三聯書店蓋起自己的大樓，《讀書》才有了一個穩定的辦公場所。在四樓的《讀書》編輯部，初次到訪的作者讀者總是驚訝編輯部之擁擠。編輯部與三聯的其他部門共處一個大廳，沒有自己獨立的辦公室，每人一個轉角桌，桌子之間用半人高的書柜隔開，桌前的位置只夠放進一張椅子，如果來了客人，只能站著說話。不過，《讀書》人早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環境，大家都樂呵呵的，聚在一起氣氛很融洽。在《讀書》編輯們到齊的日子，總是顯得很熱鬧，編輯部里有幾個是大嗓門，討論起問題來，整個大廳里的人都跟著聽；雖然寸土如金，還是要擠出煮咖啡的地方，每每飄出沁人的醇香；最熱鬧的是在飯桌上，大家你來我往，經常辯論不休，大到知識界的新聞和觀點，小到最新上映的影片，共同的話題很多，常常把工作午餐變成神仙會。
《讀書》的作者們多年來有一個共識，就是到《讀書》去有飯吃，有咖啡喝。從創刊起，一有作者來訪，范用就喜歡拉到他辦公室喝杯咖啡。后來到了喜歡吃的沈昌文手里，請客吃飯就形成了傳統。《讀書》不習慣請豪宴，但是哪里有新開的特色餐館、西點屋，他們準會去試一試。他們的許多作者也是美食家，除了到編輯部交流書刊稿件、知識信息，吃的經驗也是一大交流內容。現在編輯部的樓下就是三聯韜奮圖書中心，二樓的咖啡廳就成了《讀書》招待作者的會客室。凡是到《讀書》編輯部的作者，大概都會對那個像潛水艇一樣的咖啡廳印象深刻。
一本成功的雜志，一定擁有出色的編輯記者隊伍。《讀書》也不例外。二十多年來，《讀書》上的許多膾炙人口的文章，都是經由幾位編輯組稿發稿。在董秀玉之后，編輯部又曾經陸續加入過吳彬、王焱、賈寶蘭、倪樂、楊麗華、趙麗雅等編輯，現在吳彬和賈寶蘭兩位還依然堅持在自己的崗位上。在創刊最初的十幾年里，編輯部成員基本上沒有高學歷，且以女性為主。以至于五朵金花、由高中生辦給研究生看的雜志等等一時傳為佳話。其實不僅是《讀書》雜志，當時活躍在文化界的許多人都是自學成材，成長在六七十年代的讀書人，也不可能談什么學歷。但是這些傳說，增加了《讀書》的親切感，表達了人們對《讀書》的熱愛之情。
如今的編輯部多少有了些變化，除了兩位老編輯，后來加入的李學軍、葉彤都是研究生畢業，算是改變了編輯部的學歷結構。最年輕的孟暉則是留過學，出版了幾部書的才女。與原來有一點相似的是，除了賈寶蘭有學經濟學的背景，其他幾位編輯都是學人文學科的，多少反映了《讀書》仍然有著自己的偏重。
《讀書》編輯的一個基本功是要善于與學者和文化人交朋友。陳平原曾經描述過《讀書》的幾位女將，“不冷不熱，不卑不亢，一見面就單刀直入，叮囑‘以后多為我們寫稿’”，像“自家人一樣”，反而讓他很受用。陳教授由此就成為《讀書》的老作者和老朋友。80年代的編輯部主任王焱，曾經結交了一批學者朋友。那時甘陽組織“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意在編輯出版西方學術名著，就是由王焱牽線，最后在三聯作為《現代西方學術文庫》出版，是當時知識界的一件大事。整個80年代，《讀書》積極介紹西方學術名著和新思潮，團結了一大批中西研究的學者，王焱可謂功不可沒。至于趙麗雅，那更是許多人非常熟悉的老編輯了，她在《讀書》將近十年，讓很多作者感嘆《讀書》編輯之內秀。王焱和趙麗雅現在都進入中國社科院專做研究去了，編輯最后做成了學者，可以想見他們與作者的相通之處。
每個時代有自己的精神和生活方式，也因此而有文化和人的各具特色。《讀書》在80年代，90年代，以及在今天新世紀里的面貌，或許是有變化的。但是，《讀書》有幸出生和成長在一個波瀾壯闊的社會轉型時代，她經歷的風雨和起伏，承擔的期待和責任，都會使她變得更加健壯。這是《讀書》和《讀書》人的幸運。
來源：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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