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唐代詩人杜甫《戲為六絕句》中的一首。后兩句在文革期間，常被造反派的才子，用來批判對手。第一，解氣；第二，順口；第三，顯得有學問，所以，很流行。可杜甫的原意，卻沒有什么政治，倒是很文學的，目的在于探討詩歌的創作理論。
因此，后人也稱這六首詩為《論詩詩》。
杜甫認為，這四位初唐詩人的作品，是那個特定的文學環境下的產物，也是只能在那樣一個社會轉型的初期出現。后人在研究這些方興未艾的作品時，切不可以背離時代背景，罔顧客觀條件，而“輕薄為文”，來哂笑前人的。
王楊盧駱這四個字，誰前誰后，不是杜甫排的，估計他對此不感什么興趣。只有那些沒出息的，沒起子的，很無聊的，很委瑣的，已經混出什么名堂，但又不安于位的三流或四流文人，才掂斤播兩于名次前后，座位高低，才偷偷摸摸于暗箱操作，塞進私貨。杜甫論李白，“白也詩無敵”，一句話就完了。要放在這班貨色手里，肯定還要加上一句，“稍稍遜色我”。所以，凡文學排行榜，都是一種小人行為。
因為，好與壞，不用比，好與好，無法比。李白和杜甫，誰更好些？《蜀道難》、《將進酒》和《三吏》、《三別》，孰分高低？宋人嚴羽在其《滄浪詩話》一書中，說得再透徹不過。“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郁。太白《夢游天姥吟》、《遠別離》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所以，那些企圖在排行榜上來月旦，來雌黃者，無不懷一己之私，有不可告人之目的。
王楊盧駱，大概是中國最早的文學排行榜。
文人是敏感的，而文人又是小心眼的，當過盈川令的楊炯，便酸不溜丟的。據《舊唐書·楊炯傳》：“炯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稱為‘王楊盧駱’，亦號為‘四杰’。炯聞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后。’當時議者，亦以為然。其后崔融、李嶠、張說俱重四杰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絕塵之跡，固非常流所及。炯與照鄰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說曰：‘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于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后，信然；愧在盧前，謙也。’”
那時的文壇，和今天也差不多，面臨著整個社會由亂而治，由衰而興的轉型期。宋祁著《新唐書·文藝列傳·序論》中說：“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余風，句繪章，揣合低卬，故王（勃）楊（炯）為之伯。”隋陳的綺麗風格，已經過時了，盛唐的雄大氣象，還沒有開始，在這青黃不接之際，初領潮流，唱出先聲，蛻變文風，一新耳目的王楊盧駱，便成了風靡朝野，上下追捧的明星。
人，紅得太快，名，來得太易，錢，來得太多，電視、報紙、網絡、媒體，露得太多，其淺薄的方面，其負面的因素，其陽暗的心理，其卑劣的本質，也就加快突現出來。
嫉妒，是一種能夠煽動起仇恨的情緒，而文學上的嫉妒，更是一把雙刃劍，害人之外，還害自己。因為一個詩人、一個作家，開始感到別人比自己強了，感到受到威脅了，感到中氣不足了，感到好日子無多了，感到要退出歷史舞臺了，那一把嫉妒之火，就會在心中燃燒起來。中外古今，凡文學家的妒火出現之時，也是他創作衰弱之時，這是一個鐵的定律。
會咬人的狗，不叫，汪汪不已的狗，倒是咬不了人的。作家，也是如此。
如果此人還算明智，尚屬清醒，不老朽，不混賬，或急起直追，或面壁磨劍，或埋頭奮斗，或充電加油，來日再在文學的競技場上一賽短長，這才是正道。然而，一患上這種文學紅眼病，通常很難理智。抓耳撓腮，心癢難禁，既坐不下來寫詩，也定不下心來做小說，于是就求諸于文學以外的手段，來達到張揚于文學的目的。
前些年拍攝的獲奧斯卡獎的《莫扎特傳》，就有許多這樣驚心動魄的，因嫉妒而變態，而下刀子，而不共戴天的描寫。但結果呢？莫扎特是永遠的，而那位宮廷樂師呢？誰還記得？
據《舊唐書》，這個楊炯11歲就舉神童了。看來神童不好當，十個神童有九個要被美譽所捧殺，被聲名所扼殺。過早的成功，過度的吹噓，和過分的自我感覺良好，其實是一劑毒藥，把他坑了。于是這位神童醉心于虛名的追求，甚于藝術的完善。只知道終日眼紅他人的才能，而不明了自己的每況愈下。
楊炯嫌當時文壇對他不夠熱烈，排名在王勃的后面，是對他的冷落。神童當慣了，當出一身毛病，沒有人簇擁著他，沒有人給他唱贊歌，一天也過不去。在這種病態心理的支配下，這位先生居然自己動手，抬愛自己，如時下有人總愛在報章上，在網絡上，在博客上，自吹自擂，自憐自戀一樣。《舊唐書》說他：“又所居府舍多進士，亭臺皆書榜額為之美名，大為遠近所笑。”那時候，要是有各類媒體為之炒作的話，就省得楊炯這么費事了。
所以，他特別恨那個姓王的，放在他的名字前面，壓得他喘不過氣來。老實講，此公詩的造詣，在四杰中最缺乏創見的了。詞藻雖然華麗，內容卻很貧乏，由于貧乏，不得不令人討厭地重復自己。沈德潛的《唐詩別裁》里選了他兩首五言，很遺憾，意旨、手法都差不離。論者評他跳不出陳、隋遺風，拿今天的話說，也就是老一套，沒有什么新鮮氣息吧？
我想，他大概被這種嫉妒心折磨得夠痛苦的。
他在《從軍行》里寫到：“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那意思是說，哪怕到部隊去當個連長，也不再寫作了。這大概是在文學的競爭中，屢屢敗北的感慨吧？寫不出東西，尤其寫不出好東西，硬要人家承認你是詩人，是作家，是大詩人，是大作家，那是枉費心機的事。即使當時主持文學事務的上官婉兒，給武則天奏上一本，封他一個種子作家的名號，難道讀者就會買賬了嗎？
后來，求名成疾的楊炯，還真有一點變態，一寫文章，來不及地拉名人陪綁。唐人張鷟在《朝野僉載》里，說“楊之為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為‘點鬼簿’”。
現在已無法找到他這種熱求名位的性格，如何鬧到為人所詬病的地步。但有一條是可以肯定，凡執著于成就的大小長短者，凡計較于名聲的高低前后者，而又寫不出什么東西，或雖還不停炮制，卻再也寫不出什么令人眼睛一亮的東西，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者，這樣的文人，必折騰，必生事，必裹亂，必鬧笑話。
過去如此，現在也不能不如此。
因此，杜甫筆下“王楊盧駱當時體”的其中“當時”二字，這種角色定位，再明確不過地告訴我們，一位作家，一位詩人，在你或長或短的一生之中，能做的，做了，該做的，做了，做得好，還是差？做得多，還是少？做得有價值，還是做得無意義？就留給時光去判斷，留給后人去評價吧！
閣下已經做了應該做的和可能做的一切，盡到“當時體”的責任，也就夠了。然后，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豁然，看長江后浪推前浪，豈非一大快事乎？
來源：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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