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夏暢游珠江的目標下，保衛珠江的號角正吹得分外響亮。廣東省環保部門的“綠劍行動”，直指非法排污企業，并在上周曝光了7家違規企業名單，更向其中兩家開出了高達20萬元的罰單。數日過去了，部分被罰企業仍然如故，甚至有企業說，要讓我不排污，只能把我關掉。（《南方都市報》4月25日）
污染——罰款——再污染——再罰款，在這套邏輯混亂的循環鏈條中，你已經無法辨別，究竟是污染引發的罰款威力不夠，還是“罰款主義”成為污染橫行的間接誘因？
不獨是廣東，全國許多地區，都陷入類似“治污靠罰款，罰款不治污”的環保怪圈中。也不僅僅是環保領域，在城市管理、食品安全管理等一系列公共領域，相似的“非重罰不能解決問題”的思維，非常普遍。
經濟學上著名的“公地悲劇”，已經被闡釋得過多過濫。污染似乎是由公地無產權導致的后果，其實細究起來，公地本身是有產權的，只不過這產權被耗散在“全民所有”的使用權虛置中。民眾將公共環境的產權轉移給了政府，由政府來行使對環境的監護權力。
與其他國家普遍采取的“庇古稅”不同，目前我們對破壞環境現象的懲罰，更多停留在行政罰款層面。經濟學家早已指出，僅僅把經濟發展引起的環境退化，當作一種特殊的福利經濟問題，責令生產者償付損害環境的費用；或者把環境當作一種商品，同任何其他商品一樣，消費者應該付出代價，都沒有真正抓住環境問題的本質。為了防止污染，環保部門通常可以采用的方法有：征收資源稅、排污收費、事故性排污罰款、實行廢棄物綜合利用的獎勵、提供優惠貸款等等，遏止排污者“以一己之利污天下”沖動的行政罰款，恰恰是其中效果最差的一種。
由于行政罰款相較于“庇古稅”，具有更多彈性和人為操作空間，容易產生有令不行、執法松懈乃至權力尋租現象。同一性質的排污行為，可能面臨不同程度的行政罰款；同一范圍內的肇事者，可能因為執法人員力未所逮，出現有人落網、有人安然的現象。
對于排污者的行政罰款，看上去是要懲罰排污者引導其向善，其實卻起到了“導惡”作用——排污者的罪惡感消失了：因為“我”已經為自己的污染行為付出了成本，所以“我”大可不必自責。為了彌補被重罰帶來的損失，排污者會變本加厲地排污，于是就出現了上述“交完罰款后加緊排污”現象。
行政罰款補償社會損失的邊際效應在實際中是遞減的。如果環保部門的目標定為基本杜絕排污，則罰款效率應接近于100％，即所有排污者都會無一例外地受到懲罰，即每次排污行為都被火眼金睛的執法者當場抓獲。顯然，環保部門要實現以上目標，需要無窮多的人力、物力資源，這是不可能完成的夢想。隨著環保部門在泛濫的排污行為前的手忙腳亂，罰款的有效性是日益遞減的。
經濟學家列維特曾指出，許多讓人們自以為是的“常識”，可能并不是真正的答案?！傲P款主義”并不能消除排污，只會誘導污染橫行，這是亟需回歸的常識。
中國青年報 畢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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