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06年4月17日
●天氣：沙塵暴
●地點：北京國際俱樂部
●人物：蔣小涵 主持人
斯皮爾伯格 導演
張藝謀 導演
“給你看看我的靴子，我的靴子上沾上了戈壁沙粒。”史蒂芬·斯皮爾伯格對張藝謀說。
4月17日上午，張藝謀召開了自己新片《滿城盡帶黃金甲》的開機新聞發布會，斯皮爾伯格則在沙塵暴中完成了一次為時1個半小時的故宮之旅。“我們按照導游路線看了一圈，參觀了皇帝的龍椅，嘆為觀止；還參觀了鐘表博物館，很多時鐘，很棒。”斯皮爾伯格說，“這是我這輩子頭一次。”1987年，他曾來過北京，但那次旅程幾乎所有時間都耗費在申請程序上———為了讓《太陽帝國》能到上海實地拍攝，必須在北京提交申請并獲得通過。
4月16日，張藝謀獲聘為2008年奧運會開閉幕式總導演，斯皮爾伯格受聘為文化藝術顧問。
4月17日，兩人忙完自己的事，聚到一起，在央視電影頻道的主持下，進行了一次對話。
兩小時的對話結束，主持人請斯皮爾伯格在“印第安納·瓊斯”系列的海報上簽名。“我得想辦法再拍一部。”簽到第二部的海報時，他指著女主角說：“這是我太太，我孩子的媽媽，我是在拍這部電影時認識她的，我們結婚差不多14年了……”
（圖片由央視電影頻道提供）
“我還記得開學的那天，放了兩個內部參考片，一部美國電影，一部法國電影。那部法國片中有美女穿著比基尼，還有槍，我都看傻了———那個時候的我只有看革命題材電影的經歷，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這樣的電影”———張藝謀
主持人：兩位世界影壇巔峰級的人物將和我們在一起談論電影，我們期待的是一場思想的盛宴，希望見證兩位電影大師之間的碰撞與交流，感受他們各自的夢想與堅持。我想中國觀眾都非常想知道，你們是什么時候第一次看對方的哪部電影的？
斯皮爾伯格：中國電影進入美國市場還是近期的事情，所以我們以前對中國電影并不了解。《大紅燈籠高高掛》是我看的第一部中國電影，印象深極了，使我對一個原本一無所知的文化、時代、歷史有了正面的反應。我突然覺得自己身臨其境，處于這幅人物畫卷的中心。感受很強烈。
主持人：你看過張藝謀的《英雄》？
斯皮爾伯格：當然看過，我們剛才聊到《英雄》，我有一個關于顏色的問題問他。許多導演用不同的鏡頭來表達意思和講故事。有時他們還通過攝影機來設置機關。《英雄》的奇妙之處是用色彩來講故事，就像是一種手語。聽力有障礙的人用國際通行的手語來交流，而色彩也是一種國際溝通工具，是你發明的一種語言。我不需要翻譯字幕，因為色彩傳遞了故事，這非常特別。
張藝謀：謝謝夸獎。斯皮爾伯格的作品我都看過，他一直是我最喜愛的導演。他的第一部作品《印第安納·瓊斯與約柜》像夢一樣，很好看，不知道他是怎么拍的？后來還看了《外星人》和《大白鯊》。再到后來我看他的《辛德勒名單》和《拯救大兵瑞恩》，非常感動，在這些電影中，我看到了他對人類苦難的反省。我一直是他的影迷，從上大學讀電影學院的時候就是他的影迷。
他的電影都好，不管是有娛樂元素的《侏羅紀公園》，還是很有思想的《慕尼黑》。
我一直對他充滿了好奇，上次到美國看他拍《世界大戰》，回來就給同行講他在那里怎么導戲，湯姆·克魯斯怎么演戲。他們也都很好奇，而且都很羨慕。那天我真不想走，想多呆會兒，那是第一次看他工作。以后如果有時間，我還會到美國看他拍電影。
斯皮爾伯格：（笑）歡迎你隨時來。
主持人：請你們回憶一下，是什么契機使你們第一次產生了對電影的興趣？是什么契機使你們第一次覺得自己也能拍出好電影？
斯皮爾伯格：我的第一次？我看的第一部電影是西席·地密爾執導的《戲王之王》，講的是玲玲馬戲團的故事。
那是我第一次看電影，在1950年代初，那之前我從沒進過影院。父親說要帶我去看馬戲團，當我來到一座大建筑里，里面沒有動物，沒有馬戲表演，只有椅子。大幕拉開后，一束光影投射到銀幕上，很粗，我非常失望，覺得被父親耍了——他答應帶我看馬戲，但食言了。大約半小時后，我的感覺從失望變為喜歡，因為父親把我帶到一個全新的電影世界，而那正是我以后的世界。那是我第一次對電影感興趣。
張藝謀：我跟斯皮爾伯格的經歷當然完全不同，我最早看電影是在“文化大革命”，看的都是些革命題材的電影。
那是我接觸電影最多的時候，其實都是在反復地看那幾部影片，大家都學電影里的臺詞。那時我在工廠和農村，完全不能預想自己跟這個行業有任何的關系。我覺得電影是很遙遠的事情，跟我自己毫無關系，就像是另外一個世界。
斯皮爾伯格：我深有同感。我當時想象不出自己會做那些電影人所做的工作。我看完電影，覺得他們一定是很特殊的人，來自特殊的家庭，有著特殊的訓練和教育。所以我從未想象自己拍電影。
12歲時當我自己買了一臺8毫米攝影機，我才意識到可以拍自己的電影，很業余的電影，小規模的（做拍攝狀）。我拍自己家庭成員，在家里為我三個妹妹拍了一些喜劇和正劇。
主持人：那時你們想到自己以后能成為世界上杰出的電影導演嗎？
斯皮爾伯格：不，當時只是嗜好而已。以后有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就是看了《阿拉伯的勞倫斯》。當時我大約十幾歲，在亞歷桑納州念書。《阿拉伯的勞倫斯》對我而言是一次啟蒙。電影放完，我就意識到，我會奮不顧身地投身電影，我愿意舍棄一切進入電影界，成為拍出這樣影片的導演。那是我第一次在心底里有了一種被激蕩的感受。我告訴父母親，“我以后要做這樣的導演。”但他們不相信我。
張藝謀：我在工廠上了7年班，想改變自己的命運。“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中國恢復了高考招生，我就準備考大學，完全是為了找出路。我想過考體育學院、考美術學院，也想過考我們當地的西北農學院，因為錄取分數低，也許有希望能考上。我很喜歡照相，朋友就給我出主意說，有一個電影學院，你可以考。我當時還以為那是放電影的。就這樣，為了改變出路，改變命運，我考上了電影學院。
我還記得開學的那天，放了兩個內部參考片，一部美國電影，一部法國電影。那部法國片中有美女穿著比基尼，還有槍，我都看傻了——那個時候的我只有看革命題材電影的經歷，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這樣的電影。
不過，我當時只覺得電影特別好看，完全沒有想到自己未來也可以做這一行，只是覺得拿一個畢業證，有一個大學文憑，以后就好找工作了。
“隨著年歲增大，我開始更多為自己著想，承認這點似乎是宣布背叛觀眾，但的確人老了，多了一點自私，更多為自己講故事，跟我事業的前半部分相比，為觀眾講故事的成分少了。”———斯皮爾伯格
主持人：你們會有意識地去挑戰公眾的口味嗎？
張藝謀：我覺得中國現在還不具備這個可能性，而對我來說，也還沒有那么大的勇氣來挑戰中國觀眾的審美情趣，因為中國電影市場剛剛形成，我們還需要有觀眾認為好看的作品，吸引他們進電影院。所以，你還不能完全逆反大眾心理，如果那樣的話，可能電影就沒有人看了。
我想，以后等我們市場規范了，可能會做些逆反的故事，也許會有個新鮮的感受。但現在，通常我都會考慮觀眾看故事的節奏和心理，盡量讓他們明白你講的是什么。
斯皮爾伯格：很有意思，美國剛好相反。美國電影的題材很多，觀眾會不時改變興趣。美國觀眾朝三暮四。比如戀愛電影，20來歲的姑娘小伙子談戀愛，這類喜劇片有一部成功，好萊塢馬上拍出16部同類影片，直到這個類型筋疲力盡。然后，一位敢于創新的電影人開創一種全新的類型，一種沒人看好，但大受歡迎的電影，好萊塢便模仿這位開拓者，確立這個新類型，拍一大堆大同小異的片子，直到該類型氣數殆盡。這是長期的規律。我感興趣的是那些勇于創新的電影人，他們拍攝沒有先例或有成功先例的影片。當他們成功時，就會有強烈的成就感。
《拯救大兵瑞恩》呈現的是集體為拯救個體生命而做出的努力
《英雄》講的是個體為了集體的利益而犧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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