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紀文 目前，我國動物福利立法的緊迫性已經得到了廣泛的認可。但是，在動物福利保護的范圍和水平上還存在不同意見。國外動物福利立法的實踐證明，動物福利立法在社會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取決于經濟、科技與社會各項因素之間復雜的互動關系，如民眾對動物的態度、動物保護主義者的政治力量、科學研究的需要、科技發展的現狀、環境與食物安全的考慮、國家的經濟能力以及都市與鄉村區域的結構等。這些因素屬于基本國情的范疇。 一、發達國家的動物福利立法與基本國情 動物福利反映了國家的整體經濟實力和社會發展水平。發達國家具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和良好的社會發展狀況，公民普遍接受良好的教育，公眾的動物福利保護意識明顯高于發展中國家。體現在立法上，動物福利保護的措施和標準也整體高于發展中國家。但至于高到什么程度，和其他立法一樣，也涉及到一個復雜的綜合性政治博弈過程。 逐步提高動物福利保護的標準，是人類倫理發展的需要，如必須保證小豬吃夠多少天的母乳，保證農場小雞的飼養密度不超過法律規定的標準，寵物動物和農場動物生病時必須送交獸醫診治或者處理；對長途運輸中的動物，要求運輸者或者護理者按照法律規定的間隔供應水和膳食，并且讓動物得到合理的休息等，已經被發達國家廣泛采用。但一旦動物福利保護標準和要求脫離了社會實際情況，不僅會明顯增加經營者或者動物擁有者的支出，減少經營者的收入，還會影響本國動物及其制品進入他國市場的競爭力。因此，在個人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和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無疑會遭到部分利益選民政治上的強烈抵制。利益選民抵制的辦法之一，就是和他們的利益代言人在選舉中放棄支持那些提倡實施超越國情的動物福利保護標準的候選人。如在德國，盡管農民只占總勞動人口的2.9%，但和農業有關的人口卻占總勞動人口的13%。另外，歐盟國家與農業有關的非政府組織還經常搞跨地區甚至跨國的“串聯”。由于這些組織的成員很復雜，既有自然科學家、經濟學家、環保主義者、宗教界人士，還有律師和政治家，加上它們能夠得到民間的資金支持，因此影響非常大，能夠影響歐盟的農業和經濟政策。 發達國家過高的動物福利標準必然導致過高的動物及其產品價格。為了防止發展中國家低福利集約化飼養的廉價動物及其產品占領本國市場，保護本國農場主的利益，絕大多數發達國家還建立了嚴格的進口標準制度和境內銷售的分類標簽制度。在發展中國家中，我國每年因遭受動物福利貿易條件標準和貿易壁壘措施而蒙受的損失最大。 二、發展中國家的動物福利立法與基本國情 由于經濟基礎、文化背景和動物福利標準存在大的差距，加上每個國家都想保護本國的動物、動物產品和相關的服務市場，并不斷開拓動物、動物產品和相關的服務出口市場，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動物福利保護的標準問題上難免會出現不一致的看法甚至嚴重的糾紛。為了獲得更多的出口份額，避免成為南北國際貿易的犧牲品，發展中國家，特別是農場動物、寵物動物和實驗動物在世界占有相當比重的發展中國家，一些外向型的出口企業會在壓力之下自愿提高自己的動物福利保護水平，這種保護動物福利的自發性企業行為會對發展中國家的立法產生一些影響。但是，這種影響，在不同的發展中國家，程度又有所不同。如果某個發展中國家的動物、動物制品出口貿易及相關的服務貿易比較強大，那么基于迎合發達國家標準、不斷促進出口的需要，它改革本國動物福利保護立法的步伐會比較快。如巴西和泰國每年都向歐盟國家輸入大量集約化養殖的雞胸肉，直接威脅到散養雞的小農戶的生存。但由于歐盟遲早要禁止集約化飼養的雞肉，因此，這兩個國家目前正在考慮制定限制集約化飼養的雞產品出口到發達國家的法令。如果這項限制措施得以通過，本地小農戶的利益會得以保護，或許還可以為他們帶來更好的出口發展機會。如果某個發展中國家所飼養、繁殖和經營的動物、動物制品主要是內銷的，其出口貿易在整個出口市場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少，那么，該國就很少甚至不會遇到發達國家動物福利貿易條件標準或者貿易壁壘措施的強大狙擊。缺乏外部壓力或者外部壓力不大，這個發展中國家在短期內是很難大幅度改善動物福利保護的立法。但不管怎么改善，由于發展中國家不可能超越自己的國情，投入很多的財力、物力來大幅度地改善動物的福利，因此，從總體上講，發展中國家的動物福利保護立法還是處于發展而非發達的水平上。 三、我國的動物福利立法與基本國情 我國加強動物福利保護立法，必然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之中，揭露虐待和殘殺動物的社會丑惡現象是必需的。但作為立法，它們的關注點不能僅限于此。單純地替動物“鳴冤訴苦”不應是立法者的思維。作為立法者，應以現實的社會和現實社會中人的價值和利益為基礎，綜合平衡國內外政治、經濟、社會、倫理、文化等方面的矛盾與沖突，找出一個既有利于動物福利保護，又利于社會、經濟、倫理、文化健康、穩定發展的動物福利法治之路。對此，應遵循兩個原則，一是堅持人與動物在法律地位上不能平等的原則，即人是法律關系的主體，動物只能是客體，是特殊的物。二是堅持分類處理的原則，即對于出口型的動物和動物產品營銷企業以及為這些企業提供飼料、醫藥、醫療等服務的企業，應該讓其充分了解國外的動物福利保護標準，鼓勵其參照執行進口國嚴格的動物福利保護標準；對于我國強勢的動物產業和容易受到國際市場沖擊的動物產業，國家應該建立“綠箱政策”給予適當的補貼，以加強其國際競爭能力。對于與出口無關的其他動物福利保護法律制度，可以結合我國的國情，綜合地考慮中國現實的文化傳統、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和外在的改革壓力，有選擇性地借鑒和吸收國外一些區域化甚至全球化的立法經驗，循序漸進地予以豐富和發展。只有結合我國的基本國情進行動物福利立法，在弱肉強食的國際生態里，才能做到既有利于人民群眾經濟、就業等基本人權的保護和利益保障，也有利于動物福利得到全面和全過程的切實保護。 | |
| 文章出處：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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