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老”字，把北京的歷史、北京的風韻、北京的長久突現了出來。在生活中，我們常常把在北京的人叫“小北京”為多，小說《高山下的花環》中那個干部子弟就叫“小北京”，雖然在部隊里、乃至在戰爭中“小北京”故事不斷，但最終還是沒有辜負“北京” 這個符號的意義。為什么把活著的人叫“小北京”為多？我的理解，是因為“老北京”雖然可以用作稱呼人，但是實際的意義不大。因為“老北京”的內涵太深，用作個體不合適。“老北京”是指北京的整體建筑、北京的整體風骨乃至北京的整體精神。這種精神，可以超出北京所具備的地域含義、甚至超出北京的物理指標，她讓我們和元明清帝王朝代、和中華民族發展生息緊緊地相連，你說，哪一個個人能夠承載這種符號所指向的責任呢？
既然“老北京”這么重要，為什么又會出現“生與死”的問題呢？道理很簡單，因為老北京的空間正在消失，而一旦老北京所依賴的物理區域不復存在，那么，你這個“老”字號還有什么意義呢？讓北京“新”起來，新得和紐約、巴黎、東京的摩天大廈一樣“爭艷斗奇”，一樣“光怪陸離”，是不是有點像老農民穿西裝“不倫不類”？反過來，保持老北京的原樣，院還是“四合院”，街還是“胡同街”，甚至溝還是“龍須溝”，那么生活在舊區里的百姓生活怎么改善？于是，老北京的“生”竟然要以生活在舊城區人生活質量的下降、即“死守舊區”為代價，是否有些不“以人為本”？于是，舊區改造、舊區開發、舊區批租的重任必然放在了北京現任各級政府的面前，而改造、開發和批租的結果能不能讓“老北京”生和老北京的百姓“不死”相得益彰，就更是一個難題考驗著北京市各級政府的能力。
與老北京的生與死相比，上海灘的新與舊似乎要顯得輕松些，因為生死是性命攸關的大事；而新舊好像是數量和程度差異的小事。在這樣的思維定勢下，上海日新月異，上海越長越高，上海連前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時也不無驚嘆地站在東方明珠眺望浦江兩岸新的美景說這里“就是中國的曼哈頓”。新固然是好，“喜新厭舊”是人的天性，在倫理學上要反對，在認識論上卻值得提倡。但是，新并不是永遠是正確的，新在時間上可能是最近發生的，但在本質上卻未必是最符合事物發展規律、具有遠大前途和旺盛生命力。
舊固然不好聽，破舊、陳舊讓人滋生落日的滄桑感。但是，舊里面有文化和歷史底蘊在。你到歐洲旅游，去看什么？還不是看200年、300年乃至更長時間以前造的建筑。像雅典的神廟、巴黎圣母院、維也納的城堡、威尼斯的水城以及歌德的故居和莎士比亞的小鎮等等，不都是舊里面淘出了金子。上海建城的歷史雖然無法和歐洲的一些城市比，更無法和北京比，但在中國近代發展史上卻占據了相當重要的一頁：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罪證、中國人民崛起和中國近代文化藝術繁榮的象征、中國共產黨誕生、壯大以及社會主義時期國家和民族跌宕起伏、波瀾壯闊的見證，都需要“舊”建筑、“舊”馬路、“舊”氛圍來支撐和烘托。可惜的是，隨著上海城市的發展，新建筑把舊建筑推掉了；新馬路把舊馬路蓋掉了，新上海把舊上海打掉了。
大世界到現在還靜靜地躺著休息；多倫路文化名人街初創時虎虎有生氣現在卻自生自滅茍延殘喘；石庫門成批地倒下，走街串巷叫賣的小販銷聲匿跡；作為散發歷史綿延芬芳的有軌電車，在香港、在倫敦、在日內瓦都有，為什么唯獨不在上海有一席之地？過去怕“復辟”、“回潮”、“崇洋媚外”，現在沒有怕了，卻連發展的新舊之別、之同也糊涂了。
由此看來，北京的生與死雖然比較悲壯，但只要解決好舊城與新城的關系，還不至于那么駭人聽聞；上海的新與舊雖然比較輕松，但如果讓“新”一路高歌、“舊”東逃西躲，那么結果也是觸目驚心的。在北京城區發展的關鍵時刻敲響危險的警鐘，或許能止住死亡的步履、重新邁開新生的年輪；在上海城區發展的關鍵時刻也拉響緊急的警報，或許也能夠留住“舊”的光芒、展現“新”的嫵媚，讓舊和新對立統一、把上海建設得更加符合國際性特大型城市的典雅、莊重，這是我們的期待，更是我們的使命！
來源：東方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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