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羅馬人有一句諺語說“人距離的越遠越受敬重”，用它來描寫意大利與中國之間的關系似乎最合適不過了。“任何文明都似乎傾向于把自己對黃金時代的思念或者烏托邦的渴望寄托在遙遠的民族身上。”意大利著名漢學家白佐良以這樣的論斷來描述2200年前中國與意大利的初次接觸，這是兩個同樣生機勃勃的帝國，公元前207年，西漢企圖將它的影響力擴展到中亞，而羅馬則在此之前6年取得了第二次布匿戰爭的勝利，開始征服地中海沿岸，將自己的影響力伸出亞平寧半島。在東漢于公元220年滅亡時，羅馬帝國也陷入了長期內亂之中，最終在公元286年分裂為東西兩部分，似乎這種在興衰起落之間都保持著某種默契的格局已經奠定了兩個國家注定的密切關系。
“絲綢之國”的魅力
羅馬人首次在中國的官方文獻中露面，是在《后漢書》卷八十八的“西域傳”里。公元166年，也就是漢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派遣使者前來，帶來了包括象牙、犀角與玳瑁在內的禮物，“安敦”無疑就是著名的哲學國王馬可斯·奧萊歐斯·安東尼諾，而在任何拉丁語的文獻內找不到此事的相應記載。這些“使者”很可能是地中海東部沿岸的狡猾安息商人冒充的，安息即帕爾特人，是波斯化了的游牧民族斯基泰人。在公元前64年攻占敘利亞后，羅馬人和帕爾特人合作，與來自中亞的沙漠商隊進行貿易。由于特產絲綢，中國起初被羅馬人冠以“絲綢之國”的名稱。哈德良皇帝時期的雄辯家，歷史學家弗羅盧斯也在他的《羅馬史摘抄》第二卷中，記載一個來自“塞爾國”（意為絲綢之國）的使團在經歷4年的長途跋涉后來到了羅馬，為奧古斯都送來了珍珠、寶石與大象。在其他文獻中，公元1世紀時著名的哲學家、政治家塞內加也提到過在一個出產絲綢的神秘國家“契內”（Chine）。4世紀時羅馬詩人，歷史學家馬賽林納斯認為絲綢的來源是中國境內一種樹木，它能生產類似毛絨的東西;這種東西經過水浸，抽出了細縷，再加紡織，就成為絲。
為了打探這個遙遠神秘的國度，中國曾經在公元97年試圖與羅馬建立直接的聯系。班超的副將甘英到達了條支，也就是今天的波斯灣，但似乎帕爾特人不希望兩個東西方最強大的國家建立直接的貿易外交聯系，從而傷害自己的利益，所以講出了一系列聳人聽聞的危險來勸阻甘英:“海洋遼闊無邊，渡海一次順風要3個月，頂風就要兩年，因此出海要帶夠3年的食物。人在旅途中常常會思鄉成疾，甚至死亡。”于是甘英就放棄了前行，失去了提前實踐馬可·波羅壯舉的一次機會。在《后漢書》“西域傳”中，范曄充滿敬意地稱“大秦國”疆域廣達數千里，盛產夜光璧、月明珠、珊瑚、琥珀等珍寶。大秦的居民與其他蠻夷不同，身材高大，五官端正，與開化的中國人很相像，而且品德優良，買賣交易時無二價，道路上沒有匪徒盜賊，秩序良好，商旅攜帶武器是為了防備老虎、獅子和其他異獸，而且每隔30里就有客棧招待。大秦國的君主在國都中擁有5座宮殿，柱石器皿都用水晶制成，君主是由賢良德高的君子輪流擔任。同樣，在羅馬人的想象中，中國人的形象也一樣美好，政治家兼博物學家大普林尼在他的《自然史》中描述，中國人的身高一般都高于中等人，他們性情溫和，愛平靜且守秩序，為人公道，并認為中國人通常長壽，能夠活到140歲。這與中國7世紀時的道家經典《道藏》中關于“大秦人溫睦皆多壽”的記載倒是相映成趣。唯一遺憾的是他將中國人說成是一個紅頭發，藍眼睛的民族。公元2世紀時的拉丁文學家蓋烏斯·朱利葉斯·索里諾斯也在他編輯的游記大全《世界奇觀》中，也把中國描寫為一個“沒有偶像崇拜、娼妓、盜賊、殺人犯的遼闊國度”。
不過，這兩個強大的國家之間并不總是互相欽佩，羅馬為了進口絲綢，損失了大量的資金;普林尼甚至計算出，每年為了絲綢，羅馬至少要向中國、印度、阿拉伯半島支付至少1億銀幣，“奢侈和虛榮的女人讓我們付出了昂貴的代價”，激情的詩人賀拉斯甚至在“頌歌”中極力頌揚奧古斯都以及羅馬帝國征服世界的野心，希望把帝國的疆域擴展到遙遠的東方:“有那一個年輕的伙伴……已經學會了拉開祖傳的弓，把箭射到中國去?”盡管有這些敵意情緒，羅馬軍團和漢朝健兒始終沒有機會在戰場上正面一較高下。而1942年，英國著名漢學家德效騫在《通報》上發表了一篇充滿想象力的論文，名為《一次中國與羅馬之間的軍事沖突》。這位《漢書》的翻譯者根據《漢書》卷70“傅常鄭甘陳段傳”中，關于公元前36年，西漢西域都護甘延壽和副校尉陳湯，帶領4萬將士討伐郅支單于，戰于郅支城(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城)時，見到一支“土城外有重木城”拱衛，其“步兵百余人，夾門魚鱗陣，講習用兵”的奇特軍隊的描述，推斷他們就是16年前，卡爾萊戰役中突圍失蹤的羅馬軍隊殘部。這種構筑“重木城”防御工事和用圓形盾牌連成魚鱗形狀的防御陣式，似乎是羅馬軍隊慣常使用的戰術。根據德效騫的說法，漢元帝曾下詔將這次戰斗中俘獲的士兵和居民遷往今日的甘肅省，安置在番禾縣南的照面山下(今永昌縣)，并置縣驪，然而根據當代學者解讀漢代簡牘檔案后的研究結果表明，驪縣的設置時間要早于郅支城之戰，并且當地居民偏向印歐人種的體貌特征也很可能是河西走廊長期民族融合的結果。
到了西羅馬帝國滅亡時，中國已經不再以“大秦”來稱呼羅馬帝國，而代之以拂，這個詞或許來自希臘文“polin”。《舊唐書》中多次提到拜占庭帝國的使節來到長安，貿易往來日益增加，然而絲綢已經不是交易中的主要商品，因為西方終于獲得了造絲的秘密，5世紀初拜占庭著名歷史學家普羅科匹厄斯在其著作《秘史》中記載說，幾位來自印度的僧人接受了查士丁尼大帝的要求，從遙遠的制絲之國“賽林達”偷偷地將寶貴的蠶卵帶了出來。這個結果促使羅馬人終于能夠大規模生產這種昔日的奢侈品，《道藏》中曾記載一位因海難而被大秦人救起的中國商人企圖用貨物中的彩絹答謝大秦國的君主，然而仁慈的異邦君主卻向他展示了自己“白則如雪，青過翠羽，黑似飛烏，光精耀輝”的“八彩之綺”。隨著絲綢神話的破滅，羅馬對于中國的興趣暫時黯淡了下去，這一點從4到10世紀雙方的典籍文獻中可以看出，他們對于對方的記載仍然都是些老生常談，中國人性格溫和，善于制作絲綢，住在遙遠的地方，不善交往;而羅馬則盛產珠寶，異獸與香料，他們作風奢侈，生活愉快;而最終促使雙方鼓起勇氣，親自到達對方的國度里窺探究竟的因素，居然是兩場曠日持久的擴張戰爭:蒙古帝國的崛起以及十字軍東征。
奧德賽與地理大發現
雖然1095年11月，教皇烏爾班二世在法國克萊蒙宗教會議上才公開呼吁發動拯救圣地耶路撒冷的遠征，然而歐洲商人卻早就希望在遙遠的東方有所作為:由于連續的轉手交易，中國的絲綢，印度的香料在到達最后一個中轉站——意大利各城邦時價格昂貴，歐洲能夠提供的交換商品如羊毛、呢絨則無法彌補這一巨大的貿易逆差。而蒙古人的統一，使得以吐魯番為起點，北線經和碩、庫車、喀什，南線經和田、葉爾羌，最終延伸到撒馬爾罕與河中地區的絲綢之路重新繁榮起來。是否可以與蒙古人結盟對抗伊斯蘭世界？是教皇和歐洲國家關心的頭等大事，法國修道士威廉·魯布魯克受法國國王路易九世之托，于1253年再次前往哈刺和林，以求蒙古大汗出兵援助，以挽救進展不順的第7次十字軍東征。盡管這次外交活動均告無疾而終，嗅覺敏銳的意大利城邦商人卻很快從中獲得了有價值的情報:這些蒙古人所提供的商品價格大大低于他們貪婪的馬木魯克伙伴。而十字軍沿地中海的進軍路線則讓威尼斯、熱那亞、比薩等意大利城邦國家受益匪淺，為了從軍事行動的物資補給、運輸和金融貸款中獲利，他們在科孚、薩洛尼基、埃貝等希臘港口開設了一系列港口與商行，并將商團路線逐漸深入到中亞腹地。1204年，第4次十字軍與威尼斯達成協議，占領了它近東貿易最大對手拜占庭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大批威尼斯商人隨即涌入，幾乎獨霸了東地中海的貿易權，其中就有馬可·波羅的伯父瑪菲奧·波羅。
絲綢之路的重新繁榮，終于使中國獲悉了一些關于他們遙遠的西方貿易伙伴的真實資料，盡管是間接的。在13世紀初，南宋理宗朝時代擔任泉州舶司提舉的趙汝適，根據阿拉伯商人的經歷與敘述撰寫了一部描述西洋地理風情的筆記《諸蕃志》，其中描述了一個擁有“四季出火，流轉至海邊復回”石穴的斯加里野國，毫無疑問，這個怪異的國度正是西西里島和它著名的埃特納火山與斯特隆博利島火山。在對意大利人的稱呼上，中國也接受了阿拉伯人對于歐洲的統稱“法蘭克”，而變通為“弗郎”或“發郎”。終于，蒙古大汗蒙哥在13世紀初，接待了首批來自歐洲的商團:“發郎國遣人來易卉服諸物，其國在回紇極西徼，婦人頗妍美，男子例碧眼黃發。”而在距離這段記述所發生的時間不久后的1261年，瑪菲奧·波羅與他的兄弟尼柯羅因經商隨伊利汗國使團到達了上都。他們向忽必烈介紹了歐洲的種種風情與基督教信仰，開明的忽必烈委托他們將自己的回信轉交給教皇，并希望教皇能夠派100位德高望重的學者與僧侶來為宮廷講解基督教的奧妙。當他們經過3年的旅行回到威尼斯，并帶著新任教皇格里高利十世的回信從十字軍在中東的重要據點阿克重新啟程向忽必烈復命時，尼柯羅14歲的兒子馬可也成為了使團的一員。
馬可·波羅到底有沒有抵達過中國？從《東方見聞錄》誕生之日起，這個問題就成為學者爭辯不休的話題。的確，許多疏漏看起來是致命的，比如他從來沒有提到過長城，沒有提到過中國人每天必需的飲料、茶，也沒有提到過纏足的婦女。然而如果考慮到他是在1298年，即回到威尼斯后的第三年，在熱那亞一間陰暗潮濕的牢房里向魯斯提謙口授這一歐洲探險史上最偉大的歷程的話，那么馬可本人的遺漏，以讀者興趣做出的取舍和記錄者本身的編輯，都可能是這些疏忽出現的原因。從現有的記述看，馬可的旅程路線大約是經過霍爾木茲海峽，經里海東南部地區，然后穿越撒馬爾罕與整個帕米爾高原到達絲路的著名中間站喀什，再沿著塔克拉瑪干沙漠南部的道路，經和闐、羅布泊、敦煌，最終抵達大都，即今日的北京。在馬可看來大都的大汗宮殿是他所見過的“最壯觀，最宏偉的建筑，它總共包括400多間華麗的房間，在宮殿附近矗立著一座人造的土山，山坡上種滿了移植自全中國各地而來的珍奇樹木，有些甚至來自遙遠的西南，借助大象的力量才把它們從深山中拖出”。在今天看來，這種奢侈行為與他最終滅亡的趙宋王朝有些相似，不過享樂的要求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忽必烈需要在中原新君主和蒙古人的領袖這兩個截然不同的角色之間做出某種平衡”，即在采取了許多漢人的習俗以便安撫這些新征服的民眾同時，他又不得不采取措施，艱難地保持他草原游牧民族的特性。在上朝時身穿漢式袍服的忽必烈必須在每年夏天前往位于今日錫林郭勒盟正藍旗東部金蓮川草原的上都避暑狩獵，主持祭典，向蒙古部落傳統信奉的最高神“長生天”企求保佑，并灑下馬奶酒，以求與可敬的祖父成吉思汗取得心靈上的溝通。在上都的狩獵禁苑中，大汗仍舊要住在傳統的蒙古包里，頂棚是用鍍金并上過生漆的竹藤精心建造，繪以草原上常見的鳥獸和追逐射獵的蒙古勇士。這頂著名的金帳在被焚毀幾百年后，還給了英國著名詩人塞繆爾·泰勒·柯勒律治以靈感;他根據馬可·波羅對于這座“香都”的記載，把這所“堂皇的安樂殿堂”寫進了他的長詩《忽必烈汗》。
在向他的同胞描述這些壯麗的景觀時，馬可杰出的語言天賦反而使讀者產生了許多不信任感，他將自己的親身經歷和道聽途說的怪誕離奇傳聞混合在了一起，并敘述得同樣繪聲繪色:比如亞美尼亞存在單足怪物，在俄羅斯和印度洋的一些島嶼上生活著長著狗頭的人種，以及海中巨大，如同一個島嶼一樣的魚類。有了這樣荒誕的記錄，馬可本人關于他受到大汗賞識和眷顧，在朝廷中充當了17年客卿，擔任過包括揚州總督這樣顯赫職位的敘述就顯得像自我吹噓。在馬可筆下，被稱為“行在”的杭州是一座擁有150萬戶居民和12000座橋梁的繁榮水上城市，每種手工業都擁有上千個作坊，僅僅是大型的交易市場就有10座，商品包括香料、藥材、小裝飾品、珠寶和土產。當然，馬可在記述中也不忘記自己朝廷客卿的身份，對元代地方政府的財政管理的高效時刻贊嘆不已。忽必烈任用出生于花剌子模的回回人阿合馬與吐蕃人桑哥理財，提高了稅額，將有利可圖的茶葉、酒類、食鹽貿易改為政府壟斷，并大量印制紙鈔，雖然這在元代末期將引起巨額通貨膨脹，并最終導致蒙古統治的終結，然而馬可在游記中還專門寫了一章，贊揚這種奇妙的“點金術”:“在桑樹皮制作的紙頁上加蓋大汗的印璽，這些紙頁就有了金銀一樣的價值，不可思議。”在意大利乃至歐洲人看來，這些異想天開的描述可以比肩《奧德賽》。與馬可同時代的但丁就堅決不相信他書中的任何描述，而晚些時候的薄伽丘也在《十日談》第六天的故事中，描繪了一個信口開河，謊稱到過東方的契波拉修士，仿佛是與民間對于“馬可百萬君”的嘲笑相呼應。
除了馬可·波羅外，其他當時到過中國的意大利人都未能留下足夠大的影響，其中曾擔任汗八里（即北京）總主教的約翰·孟德高維諾固然受到了忽必烈的繼承人元成宗鐵穆爾的禮遇，然而始終未能使大汗本人皈依天主教。孟德高維諾雖然把《新約》和《圣詠集》翻譯成了蒙古文，但由于信徒人數有限，他的傳教活動始終沒有順利擴展，50年后，另一位佛羅倫薩方濟各會士若望·馬黎諾里再次率領使團來到北京，然而此時的元順帝正被境內此起彼伏的反元武裝起義攪得心煩意亂。除了客套的互贈禮品和宴請，這次會面似乎別無意義。在1370年，由宋濂等一批明代士大夫編纂的元史中，對于這次外交事件只有如下描述:“秋七月庚午，是日拂郎國貢異馬，長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純黑，后兩蹄皆白。”與這種冷漠相對應的是，外來宗教的寺院被拆毀，墓地被夷平，刺桐、杭州等港口被關閉，這些措施無一不在體現仇視蒙古統治的明朝對于其國際開放政策的厭惡。無論是馬可·波羅，還是馬黎諾里，他們似乎從來沒有在中國的歷史上存在過，意大利這個遙遠國度能夠值得中國人記住的，只有一匹那不勒斯駿馬。
然而在意大利和歐洲，情況恰好相反，隨著商人、僧侶帶回的奇珍異寶、香料和見聞錄，他們意識到在遙遠的東方確實存在一個神秘、強大、富饒的國家，一股東方熱潮悄然興起。20世紀初的意大利藝術史名家埃米利奧·塞克西，甚至論斷是蒙古與中國南方的藝術促進了錫耶納的文藝復興:喬托是在效法南宋山水花鳥人物畫名家梁楷，而皮埃特洛·洛倫采蒂則從吳道子的作品中獲取靈感。這種興趣也激發了歐洲人探索世界的好奇心，當威廉·魯布魯克于1256年前往牛津進行東方見聞講演時，觀眾席上就坐著歐洲啟蒙時代的先驅羅杰·培根，他正認真地坐著筆記，以便啟發200年后那位開啟地理大發現時代的海軍上將克里斯托福羅·哥倫布。
從“西來孔子”到自強運動
明代奉行的閉關政策，使得儒家士大夫對于歐洲的了解迅速倒退，而隨后來到東南亞和中國福建廣東沿海的葡萄牙殖民者貪婪傲慢，使得先前受人尊敬的歐洲人變成了“剽劫行旅，掠小兒為食”的“番鬼”與“紅毛”。作為殖民據點與繁榮的港口城市的澳門，也成了歐洲傳教士們力圖進入中國的跳板。1578年，耶穌會士范禮安來到澳門，他察覺到，要進入這個擁有上千年文明且自視甚高的國度，傳教士們必須對中國的文化語言有所了解，并以尊重寬容的態度對待那里的居民。在他的要求下，1582年，一名年輕、性情平和的年輕神父利瑪竇被派往澳門，一年后，他以自己的才干、圓滑進入中國，沿肇慶、韶州、南昌、南京這一路線，終于在1601年來到了北京，并一直居住至1610年他去世為止。在中國儒家知識分子面前，精明而恭謙的利瑪竇以一個異邦士人和科學家的面目出現，他不僅通過中文版《天主實義》，將歐洲經院哲學的邏輯常識介紹給中國，還與徐光啟將歐幾里得的六卷《幾何原本》翻譯成中文。當然，他對中國人認識西方做出的最大貢獻，就是《萬國輿地全圖》，為了不過分刺激中國朝野唯我獨尊的天下觀，利瑪竇將中國的面積適當縮小，而將其放在地圖的中央。雖然這位中國通在宗教上的理想從未實現，但他至少在學問和品德上獲得了與他同時代的中國士大夫的承認，著名詩人李日華在《紫桃軒雜綴》中稱他，“居廣二十余年，盡通中國文字……見人膜拜如禮，人亦愛之，蓋遠夷之得道者”。而緊隨其后的艾儒略則贏得了“西來孔子”的美譽，他用中文撰寫的《職方外紀》，成為明清兩朝中國朝廷上下認識歐洲的范本，對于意大利，中國士大夫終于在荒唐不經的傳說之外有了真實的了解:“拂郎察東南為意大里亞，周圍一萬五千里，三面環地中海，地產豐厚，物力十全，舊有一千一百六十六郡，其最大者曰羅瑪，古為總王之都，歐邏巴諸國皆臣服焉。”
隨著傳教士著述在歐洲的傳播和啟蒙運動中百科全書派的研究，1735年，第一部系統介紹中國的著作《中華帝國全志》誕生了，其中第三卷的編輯人耶穌會士馬若瑟精心翻譯了元代劇作家紀君祥的《趙氏孤兒》，這個具備強烈悲劇色彩和異國情調的故事立刻引起了歐洲文學藝術界的青睞，從意大利歌劇作家梅塔斯塔西奧到伏爾泰與歌德，都以《中國的孤兒》為題目，創作了音樂劇或話劇劇本。
然而了解與交流帶來的并不總是尊敬，意大利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漸漸發現中國并非像傳說中的那么值得尊敬，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吉貝蒂斯塔·維科和G·巴雷特。維科研究的目的在于重新評價中國古老歷史的重要性，他宣稱，中國由于對外界長期封閉，它在文化上不可避免地將逐漸落后于歐洲，它自我吹噓的4萬年古老歷史如果按照歷史地理方法推算，也只不過4000年左右。相對于歐洲的拼音文字，中國文字幾乎停滯在“象形狀態”，儒家經典也不值得大肆推崇，甚至不能算哲學，因為“除了少數關于自然事物的粗糙拙劣的論調，其他幾乎是一些通俗的倫理”。與維科的冷靜推理分析相反，巴雷特則激烈、沖動得多，當代學者認為他之所以刻意對中國文化大加攻擊，是因為他與伏爾泰實在是一對冤家，從而絕對不能容忍伏爾泰對中國的贊揚:“總是聽伏爾泰喋喋不休地談論哪個連他本人都知之甚少的民族，誰不生氣？誰說孔子設計了最完美的政治體系？它怎么會被幾萬韃靼人輕易摧毀？中國藝術中那些造型拙劣的佛塔，就像我們煙囪上的裝飾……那些在瓷器和紙上丑陋的畫，與米開朗琪羅、拉斐爾的差距，如同月亮和井底那么遠。”在這一段文字的最后，巴雷特說出了一段100年后歐洲列強將對中國奉行的炮艦外交的預言:“事實上，歐洲任何一座港口上沒有一艘戰艦不能摧毀中國和日本的所有船隊。他們所有的軍隊可以由一個普魯士步兵團掃蕩干凈。”
具諷刺意味的是，將近100年后，被迫開放的中國人對意大利的評價也隨著了解的增進而降低，魏源在《海國圖志》中，稱“意大里裂為數國，教雖存而富強不競，其居民纖身，好詩歌，畫像，刻雕各務。好逸憚勞，有怨敵皆不明攻，而但暗報”。而徐繼在《瀛寰志略》中，也說意大利人“吏多苛政，教主擅權，故夙稱沃土而民恒貧乏”。當洋務運動的推廣者決心向西方學習“自強”，“求富”的科學技術，謀求平等關系時，他們也尷尬地發現自己不得不從利瑪竇和艾儒略的時代從頭學起，在徐繼為美國傳教士丁韙良翻譯的《格物入門》作序時，他承認“泰西之學始于利瑪竇之東來”;清廷第三任意大利公使薛福成于1891年來到羅馬時，最常攜帶閱讀的著作就是艾儒略的《職方外紀》。而19世紀中葉，馬志尼、加富爾、加里波第使意大利迅速統一，進而變成一個現代化工業國家的功績在急于使中國擺脫列強附屬地位的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看來，無疑是值得效仿的對象。1901年，因戊戌變法失敗而流亡到日本的梁啟超就寫下了一篇歷史散文《意大利建國三杰傳》。在文章中，梁啟超破天荒地將這場統一運動的勝利歸功于文藝復興乃至羅馬時代意大利人的精神中去。終于，在相識2000年后，兩個相隔千里的古老文明擺脫了一廂情愿的美化，漠不關心與傲慢自大，互相找到了一個重新以理性、平等方式評價對方的空間。
（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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