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而言,貝克特走得越遠越好。什么哲學、宣傳冊、教條、信念、出路、真理、答案，我統統不想要，沒什么可討價還價的。貝克特是有史以來最勇敢、也最冷酷的作者，他越是使勁揉我的鼻子，我越是對他充滿感激。
——哈羅德·品特
人到得不是很多，7點半開始的戲，7點鐘時候，門口才排了幾個觀眾。7點15分時候，人多起來，但也沒有一直排到馬路對面去，路邊也沒有票販子。
安福路288號，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所在地。荒誕派戲劇大師貝克特的《莫洛伊》+《獨白》就這樣安靜地上演。觀眾們走進一幢居民樓式建筑，坐電梯上去，拐一個彎就是劇場，座位不太多，全是年輕人，1/3是老外。然后一盞燈在呼吸和黑暗中亮了起來，一個身形高大的男演員走上來，穿著睡衣，站得像死人一樣筆直僵硬，喃喃地背誦臺詞。整整20分鐘，他不走動，也不坐下，就那么一直喃喃自語。觀眾都很乖很安靜地聽著，幾乎沒有人打瞌睡。
安靜、淡漠、守規矩。總之，和北京很不一樣。《莫洛伊》+《獨白》的演出方是愛爾蘭的“門”劇團。去年，他們在北京首都劇場演出《等待戈多》的時候，許多研究了一輩子貝克特的人都吃驚了，在這之前，大家熟悉的《等待戈多》，只是孟京輝和林兆華。2006年，是貝克特誕辰100周年，包括這個劇團的導演沃爾特·阿斯姆斯為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執導的《終局》在內，上海話劇藝術中心還請來了臺灣當代傳奇劇團的京劇版《等待果陀》，以及上海外國語大學飛那兒劇社的《等到戈多》。四臺戲從4月15日上演到4月22日。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的說法是，6天看懂貝克特。
6天能看懂貝克特么？沒有人會故意較真這個問題，包括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沒有誰會反復提這個說法，這個說法的誕生似乎只是為了在宣傳前期給媒體提供方便，帶點漫不經心。就像當你向這個戲的策劃人，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市場部經理愉榮軍問起，為什么不像北京的戲劇活動一樣，宣傳做得更大一點，場面鋪排得更熱鬧一點？他會說:“我們已經比國外虛張聲勢很多了。現在全世界都在紀念貝克特，倫敦也在做，都柏林也在做，但其實都是在小范圍里，都很安靜。我會讓觀眾因為喜歡，感興趣才到現場。太商業的話，我覺得可能會變質了。”
貝克特本人應該會喜歡這種方式。70歲之后，他發覺自己已經時日無多，絕望和對世界的厭倦越來越濃烈地抓住了他。1981年，他大發感慨，說為他舉辦的75歲生日慶典，不僅占用了他的時間，而且也侵犯了他的隱私。他在寫給自己的朋友、英國舞臺設計師喬斯林·赫伯特的信中稱:“我擔心生命已經走到了盡頭……在巴黎，人們小題大做，把我的生日慶典搞得像我的百年誕辰一樣轟轟烈烈。我要在生日慶典隆重舉行的那一天悄然離去。去哪里，我自己也不清楚。也許會去中國的長城吧！我要躲在長城背后，直到大浪淘盡為止。”
像所有人知道的那樣，貝克特天生敏感。他出生在1906年4月13日星期五，這一天是基督受難日。成年后，他一直認為，這個日子對他來說特別合適，因為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和生存的純然不幸后來一直困擾著他的心靈。貝克特聲稱他記得他在母親子宮里的日子，這種記憶帶給他一種神經系統的疾患。他很難與人交流，只有酒精刺激才可能激發他的談興。他早年崇拜《尤利西斯》的作者喬伊斯，自愿擔任他的助手。但根據阿爾瓦雷斯的《貝克特》一書中的描述，兩人交往時大多數時間相對無言，神情黯然。喬伊斯是貝克特悲觀主義世界觀的直接來源，在那時寫下的論文《論普魯斯特》中，貝克特已經認為:“個人毫無內容，僅僅是盛放未來的液體從一個容器傾注到盛放過去時間的液體的容器中的過程而已。”他的早期小說《莫洛伊》和《獨白》正是這一思想的產物。
這次貝克特百年紀念活動中，《莫洛伊》+《獨白》是第一次在中國上演。導演沃爾特·阿斯姆斯年過六旬，是貝克特生前密友，擔任他的導演助理達15年之久。戲劇分上下兩部，上半部是20分鐘的《獨白》:“《獨白》就像一個人在看著另一個人，在不斷地描述他。只有35分鐘長，是貝克特最短的戲劇。你聽到一個人在高聲說話，然后傳來嬰兒的哭聲，然后你聽見呼吸聲，呼吸聲止住，燈光關閉，這就是生命。”在沃爾特看來，《獨白》是貝克特對人類個體問題的總結和陳述:“人們總在問生命的意義，每件事都在離去，離去，沒有什么留下來，人們對黑暗望眼欲穿，想找到一些‘意義’，最終人們只能說‘我找到的唯一意義是萬物留不住，生命歸黃土’。”據說，當年貝克特排演《獨白》的時候，演員到演出結束的時候，往往會進入一種精神崩潰，伏在地板上大哭。《莫洛伊》改編自貝克特的小說，講述一個人騎著自行車尋找母親和故鄉的故事，但卻終于陷入無聊和絕望之中。沃爾特對這部作品的闡述是:“我們在社會中接受的教育是我們的工作、我們的生活是有意義的，但沒有人告訴我們意義是什么。”這或許來自貝克特早年在都柏林圣三一學院時期的“邊緣生活”。年輕時他沉迷在都柏林的小酒館，嘗試過相當長一段時間醒來時不知身邊姑娘是誰的生活，甚至被男妓糾纏。事實上，這種生活一直持續到近40歲。1938年1月，他在巴黎街頭被一個男妓捅了一刀，刀鋒離心臟只差了那么一丁點兒。這次九死一生的經歷使他徹底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態度。
關于《莫洛伊》+《獨白》，西方戲劇研究學者、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榮廣潤的評價是，“這部劇不但有著深刻的哲學內涵，而且語言也寫得很美，并且也有戲劇性，在詩化和戲劇性之間找到了微妙的平衡”。榮廣潤認為，這是原汁原味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認同這種原汁原味。臺灣著名戲劇人金士杰和當代傳奇劇場的創始人吳興國帶來的是京劇版的《等待果陀》。金士杰和吳興國顯然都不太喜歡在他們之前演出的《莫洛伊》+《獨白》，在他們看來一個人站在舞臺上念臺詞，顯然不夠好看。金士杰是《等待果陀》的藝術指導，他這樣描述他心目中的《貝克特》:“我們在做劇場的時候，相聲啊、小丑啊、喜劇的東西常常出現。這次我發現，這些因素在貝克特里面是經常具備的，我發現他其實很懂得劇場，我很想把《等待戈多》做成是很好玩的小丑戲。”
《等待果陀》進行的是一種很艱險的嘗試。在內地，吳興國被人所知，是因為他剛剛出演過電視劇《長恨歌》里的李主任，靠了“李主任”的余溫，他成為這次戲劇活動中上海傳媒追訪的對象。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臺灣最具實驗性的京劇演員，早在1986年，就曾經將莎士比亞的《麥克白》改編為京劇《欲望城國》。從《等待戈多》到《等待果陀》，對于吳興國來說，最大的困難是:“京劇存在的基礎和核心價值觀是忠孝節義，而貝克特的戲劇講的是存在的荒誕和虛無。”此外，正如榮廣潤對貝克特戲劇特點的分析，“貝克特的戲是難排的，難排在它是反戲劇的，和傳統的方式對著做，要的是內在的邏輯性而不是表面的邏輯性”。但京劇這么多年，一直都在講故事。最終呈現在舞臺上的《等待果陀》其實并沒有根本解決這個問題，但吳興國和金士杰把它做得很好看:大量的唱念做打、亦中亦西的服裝和臉譜營造出的視覺和聽覺的沖擊掩蓋了戲劇核心的生硬。《等待果陀》的笑聲非常多，在幾場演出里，這是氣氛最輕松的一次。
《等待果陀》其實并不是中國戲劇人第一次嘗試將京劇元素引入貝克特。某種意義上，中國戲劇人第一次排演貝克特的戲就這么做了。榮廣潤認為，中國第一次排演貝克特的戲劇是在1987年，上海戲劇學院的老師讓進修班的同學導演和演出了《等待戈多》。回憶起那次排演，曾經在國外看過這出戲的榮廣潤覺得，那不是本來意義上的貝克特。而在同時期，臺灣戲劇人對貝克特已經相當熟悉了。金士杰說，他從20歲起就是貝克特的“小粉絲”。1986年，賴聲川在臺灣搞過一次聲勢浩大的“貝克特之夜”:“一個大院弄里，做一個特別大的貝克特之夜，院子里是流水席，有七八站，每一站都是不同的貝克特的戲。不同的導游領著人去看。”
事實上，內地對貝克特作品的翻譯并不晚，早在1979年，已故英美文學專家施咸榮先生就翻譯了《等待戈多》和《美好的日子》。而《等待戈多》真正被內地的普羅大眾所熟知，已經是1991年孟京輝以此開始自己先鋒導演生涯的《等待戈多》，而1998年4月下旬在北京首都劇場上演的由著名導演林兆華排演的《等待戈多》，是國內演出場次最多的版本。對于中間十幾年的“時間差”，榮廣潤的看法是:“80年代，中國根本沒有相應的環境。《等待戈多》在西方的流行，是因為二戰以后，整個西方社會的精神價值體系都崩潰了。所以在80年代，不是因為不允許排，而是因為排了，觀眾也理解不了。1987年以后，中國進入了現代化的進程，關于生存的意義，價值觀的崩潰等等問題也同樣在中國社會顯現了出來，觀眾有了理解的基礎。”
金士杰看過孟京輝的《等待戈多》，看過林兆華的《等待戈多》。在他看來，貝克特的戲，最大的魅力就是:“有著非常大的解釋空間。每一個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解讀。”他覺得，貝克特之所以是大師，就是因為無論做戲的人怎樣“戲耍”，最終發現都無法徹底逃離和顛覆他。在排戲的過程中，他總是覺得:“我們在玩耍中有時候要跑遠了，但最后發現根本跑不遠，在一個可怕的懸崖邊上。”因為貝克特是如此洞見人生:“人生就像《等待戈多》里的臺詞:‘你也高興，我也高興，我們大家都很高興。既然高興，那么干什么呢？我們擁抱吧，哈哈。’——我們擁抱別人，但擁抱之后又會發現對方有腳臭或者有口臭。馬上需要了，又馬上覺得很麻煩。”或許，這種能無限解釋的魔力正來自于貝克特本人的矛盾性。晚年的貝克特是極其平易和幽默的人。他甚至對自己的前半生懺悔:“痛苦、孤獨、冷漠和輕蔑都是我個人優越感的表現……直到這種生活方式，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否定生活的生活方式，演變成為一些無以復加的可怕的生理癥狀之后，我才意識到原來我真的有病。簡而言之，如果我的心靈中沒有閃現過死亡的恐懼的話，那么時至今日，我一定還沉醉在燈紅酒綠之中，一定還是目中無人，一定還是終日無所事事，因為我覺得自己太優秀了，優秀得別無選擇了。”他一直在筆下毫不猶豫地、歇斯底里地戳穿命運的騙局，卻在生活中主動和命運達成徹底的諒解。他的傳記作家阿爾瓦雷斯認為這種和解來自于徹底的失望，就如在晚期作品《終局》中他對人生的形象描述:住在垃圾桶里的殘疾人，卻盲目地想掌握命運。
所以，最輕松的接近貝克特的方法，也許應該像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學生們排演的《等到戈多》:等啊等啊，戈多真的來了，可是這下，很多人都失業了。
（三聯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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