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撰文提出，國學大師是客觀存在，不是靠選出來的；更不可能剛巧就是“十個國學大師”。（國學大師是“選”出來的嗎？）此種觀點，強調的是評先進不該有“指標”的調子，理論上成立，卻缺乏“操作性”。試想一個單位要是評先進不限定指標，個個都有可能是“先進分子”。所以此種論調，筆者是不敢茍同的。我覺得，評選國學大師，不失為一個讓更多人關注國學的方法途徑。俗話說"好酒也怕巷子深".國學大師雖然在那里擺著，但你不選他，他就高居廟堂之上，“養在深山人未識”。象梁山好漢一樣，排一排英雄的座次，以此吸引更多讀者的眼球，未尚不可。
所以，不是該不該選的問題，而是應當怎么選、用什么標準去衡量國學大師的問題。
遺憾的是，在國學大師“選秀”之前，大家看到的關于國學的消息，似乎大都是和“錢”有關的。至于國學到底“學”什么，國學大師“大”在什么地方，倒在其次。
據《北京晨報》報道，去年底，北京大學開辦的“乾元國學教室”開班，來自全國40多名企業老板參加，一年學費24000元，每月開一次課，不少人是專門坐飛機來學國學的。
整天在利益中滾打的老板們也能學四書，說起來冠冕堂皇，其中有沒有炒作和做秀的成分呢？答案不言而喻。有記者說：“當年孔子弟子中就有個‘善貨殖’、‘家累千金’的大商人子貢。兩萬多的學費對于老板們可能不值一提。但是能夠抽出時間甚至能夠不遠萬里前來聽講孔孟莊老，顯示了傳統國學逐漸為越來越多的‘圈外人士’所親近。”說白了，學校辦班能賺幾個錢；老板學國學能裝潢一下“門面”，可謂各得其所皆大歡喜。往漂亮一點來說，就是：“以儒學為主體的傳統國學，在被社會打入冷宮，而不得不退守為純粹的書齋之學后，不再以傳統的政治、社會制度為藍本，而是一種滋養現代個體人格心性道德的文化資源，逐漸恢復其生命力。”
繼人大、北大的國學院和國學教室相繼開課后，中國國學俱樂部也在立水橋旁的塞納維拉樓盤正式掛牌成立。網上傳言俱樂部投資人為香港某超級富翁。據了解，中國國學俱樂部從今年春正式招生，首批課程預計每期2-3天，學費9800元/人，每個班限20人。報名者必須是企業家或企業的中高層管理者。
不知是國學盯緊了大款，還是大款盯緊了國學。答案確實有點耐人尋味。
眼下這場鬧得沸沸揚揚的“國學大師選秀”活動，據報載一共收到120萬多張選票，從50位候選人中選出的“十大國學大師”是：王國維、梁啟超、章太炎、魯迅、蔡元培、胡適、陳寅恪、郭沫若、馮友蘭和錢鐘書。
我覺得，把魯迅、郭沫若、馮友蘭等人選入“十大國學大師”名單，委實是“熱面皮貼冷屁股”了，“好心辦壞事”是也。給人一種“拉來虎皮做大旗”的感覺。
筆者曾在《國學熱背后的“政府行為”:讓人歡喜讓人憂》一文中說過：“大可不必把國學弄得神出鬼沒、高深莫測。國學的稱謂，是國語、漢學派生出來的‘新詞’。總的來說主要和古文有關，清末民初，人們把古代文史基礎扎實的人稱為國學大師，以區別‘文學大師’。國學的定義，大抵在古代文史的范疇內，宜窄不宜寬。”人們常見的專門談“國學”的書，不外是章太炎和錢穆的兩本《國學概論》，還有一本曹聚仁的《國學十二講》(后改名《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國學”這個詞，是章太炎先生旅居日本舉辦國學講習會、國學振興社開始流行的。他以“國學”興亡與國家興亡相聯系，為革命張目。如此而已。
但現在大凡和國學有點“沾親帶故”關系的人，都喜歡把國學的定義“泛化”。馮其庸答《新京報》記者問，也說：“我理解的國學是大概念的國學，我們的傳統文化都應該包括在內。中華民族遺留下來很多寶貴的傳統文化，都應該納入國學的范圍。”
既然國學學的是“傳統文化”，我們老老實實去弘揚傳統文化就是了，何必興師動眾，要隆重推出“國學”這頂高帽子呢？對此，作家王小波在世時就一眼看出了其中的“貓膩”：“我對國學的看法是：這種東西實在厲害。最可怕之處就在那個‘國’字。頂著這個字，誰還敢有不同意見？這種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來是枉然的；否則也不至于套了好幾千年。它的誘人之處也在這個‘國’字，搶到這個制高點，就可以壓制一切不同意見；所以它對一切想在思想領域里巧取豪奪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誘惑力。”
這次國學大師的評選，魯迅、郭沫若、馮友蘭等人入選了，專門寫過國學專著的大學者錢穆、專門研究國語的語言大師王力……等一批有國學專長的大師，卻落選了。這不諦是一個“反諷”。清末民初，隨便抓出哪一個學者，都是“國學大師”，因為那時還沒有白話文，不懂點“國學”，連話也講不了。孫中山、毛澤東、陳獨秀……哪個不是國學大師？魯迅、郭沫若、馮友蘭這些人，當然是國學大師無疑，但他們的主要學術建樹，卻不在“國學”上面。魯、郭是文學大師，馮則是哲學大師。因此，把國學大師的帽子戴在他們頭上，算不算“亂點鴛鴦譜”?若他們在世，你把這樣的“高帽子”戴在他們頭上，對方未必會肯領情。
此風既開，我看今后就是評選“十大計劃生育先進工作者”或“十大晚婚青年”，甚至評個什么“最有特色的胡子作家”之類，都會有理由拉魯迅先生他們來裝門面，招攬觀眾。表面上是“尊敬”這些文化偉人，其實是糟蹋。
究其實，魯迅對“國學”這勞什子，是頗不以為然的。鉆研學問，講究的是腳踏實地，而不是虛張聲勢。魯迅非常反感他的老師章太炎晚年鉆進“死學問”的胡同不能自拔。魯迅是這樣評價他的老師的：“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回憶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書》已經出版了，我讀不斷，當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時的青年，這樣的多得很。”“太炎先生雖先前也以革命家現身，后來卻退居于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墻，和時代隔絕了……”
作為一個學問家，魯迅是主張入世的。章太炎晚年卻消極“出世”，皓首窮經，玩一些似是而非的學問，魯迅是深表惋惜的，所以作了這篇《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國學在二、三十年代沒有弄出“大動靜”來，現在卻弄得“風生水起”，實有“矯枉過正”之嫌。在一些人看來，國學已經成了一塊打著復興傳統文化旗號吆喝學生的“金字招牌”了。
讓更多的人熱愛中國的傳統文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學習傳統文化中去，總比整天“追星拜星”要好些。此事若做好了，不諦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國學基礎不扎實，不僅一些常識性的文史知識選手回答不出，連評委的知識底牌也頻頻“走光”。這次青年歌手大賽，綜合素質評委讀錯字，招來大眾非議，就是明證。更讓人啼笑皆非的是，字讀錯了，評委卻不認賬，強詞奪理；有人居然把“賬”記在“傳統文化”的頭上：錯的是偽夫子，是傳統文化“傲慢”。我們可愛的余秋雨評委，甚至當著數以億計觀眾的面，提出“盡量不用成語”的高論。此種“斷指止癢”的辦法，的確是夠“與時俱進”的了。想當年那位打了敗仗的“國軍連長”，向上級報告時根本不檢討主觀原因，而是通通歸咎于“共軍的炮火實在太猛了”。把責任推得一干而凈，真是搞笑得很。
所以，振興國學，讓更多的青年人學多一點文史知識，把國學底子打牢一點，實在很有必要，說是“迫在眉睫”也不過份。
問題是，現在有些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選國學大師的時候，似乎沒有個標準，眉毛胡子一把抓，把清末民初有份量的“重量極選手”，都抓進了“國學大師”的盤子里。國學大師的排序，功利性的取向頗為明顯。誰的來頭大，誰就是國學大師。在這里，選國學大師儼然變成了選“敲門磚”了。
魯迅先生認為：“凡有企圖獲得權勢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讀“四書”和“五經”，做“八股”，別一些人就將這些書籍和文章，統名之為“敲門磚”。這就是說，文官考試一及第，這些東西也就同時被忘卻，恰如敲門時所用的磚頭一樣，門一開，這磚頭也就被拋掉了。”
列寧也說過：對革命者來說，一切方法都只是手段。這話到了“非革命者”那里，同樣適用。
所以魯迅先生一針見血地批評了那些打著“傳統文化”的旗號行“敲門磚”之實者：“當覺得漸近末路時，也用它來敲過另外的幸福之門。盤據著江蘇和浙江，在路上隨便砍殺百姓的孫傳芳將軍，一面復興了投壺之禮；鉆進山東，連自己也數不清金錢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數目了的張宗昌將軍，則重刻了《十三經》，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體關系來傳染的花柳病一樣的東西，拿一個孔子后裔的誰來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門，卻仍然對誰也沒有開。”
國學之門，究竟為誰而開？但愿熱熱鬧鬧的國學大師選秀活動，是一出推動傳統文化學習熱潮的正劇，而不是鬧劇。
來源：國際在線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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