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志斌
世界環境日前夜，中國市場電子垃圾的回收立法工作再度進入人們視野。
6月2日下午，信產部經濟運行司高振杰處長對外透露說，國家發改委正在圍繞《電子信息產品生產污染防治管理辦法》(下稱《辦法》)展開緊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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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是由六部委聯合會簽，在此之前，另五大部委——環保總局、商務部、工商管理總局、海關總署、信產部已經簽署完畢。這或許意味著，在2004年就被廣被期待的電子垃圾治理辦法，有望在今年推出。
其中所透露的一個重要信息是，六部委不僅是要簡單的進行電子垃圾的回收與治理，還將“針對電子信息產品的污染防治工作，和可持續發展的形勢，把循環經濟搞上去。目的是做到產品從設計開發開始就減少污染，盡量選擇一些無毒、無害的材料。等它進入市場，壽命完結后再回收”，高振杰說，“一定要把產品的產業鏈做起來”。
電子垃圾治理艱難前行
其實早在2004年的這個時候，業界就已經把目光放在了《辦法》的出臺上。檢索當時的報道發現，許多媒體都樂觀認為，《辦法》在2004年出臺問題不大。
即將出臺的《辦法》要求，電子產品標記安全使用期限，超期產品要強制回收處理，禁止再流入市場。“主要針對信息產品污染防治管理辦法，集中對‘要求生產企業從生產、開發、研制到最后的產品、面向消費者’這一階段進行管理，對回收處理并不介入”。
高振杰指出，《辦法》里部分條款跟歐盟的指令對應，其它相應的還有其他部委正在制定的相關法律法規。此前，歐盟的環保法令讓國內的家電出口廠商備感緊張，紛紛調整自己的生產策略。《辦法》中的相關規定，顯然將促進生產廠商對環保的認識并幫助他們部分做好出口熱身。
目前，信產部針對《辦法》正開展兩項基礎工作。一個是關于污染防治標準，去年10月，標準工作組正式成立，并開始在三個方面展開工作，“一個是限量與檢測，信息產品含有各種有毒、有害物質，對它們要進行限量檢測。二是標志和標識，產品在出廠以后，對社會，對消費者要明示里邊含有什么物質。第三是關于六種有毒、有害物質的替代工作。”高振杰介紹。
第二個基礎工作是制定進入《辦法》管理的產品重點監管目錄。目前，歐盟對十大類產品依次進行監管，對一些產品在發展還不到位時作為例外處理。但和歐盟制定的兩個類似目錄卻有所不同，中國選擇了在技術允許、財力允許、發展允許的情況下，再進入目錄監管。
但或許是佳音靜候，或許仍需要等待。高振杰對年內能否出臺《辦法》未做具體作答，此前，《辦法》的會簽已經進行了一年半到兩年的時間。“《辦法》的框架通過國內外廠商征求意見，還要國外政府交換意見，這是現狀之一”。
實際上，考慮《辦法》的執行也是一個重要因素，“《辦法》需要各個部門配合，我們(信產部)只有制定辦法的權力，對企業怎樣嚴格限制沒有執法權。市場上銷售的產品不符合質量，只有質檢總局做。在市場上銷售不符合國家法律，需要工商局管。進口的產品不符合《辦法》要由海關去做。還有商務部、國家環保總局、國家發改委，執行機構比較多。”
治理費用誰來買單？
無可爭議的一點是，對于電子廢舊產品的治理各部委已經形成合力：發改委起草了《廢舊電子家電回收條例》，環保總局起草了《電子廢棄物污染環境防治辦法》，分別封堵《辦法》所不能涵蓋的上下環。
但和《辦法》起草伊始便開始的爭論一樣，業內人士對于誰來買單仍爭論不休。中國消費者協會副秘書長武高漢介紹說，國外電子垃圾的回收工作，一般是三種模式，“或是消費者買單，或是經營者，或是納稅人”。他建議，在中國，政府應規定由經營者來支付回收費用。
信產部高振杰認為，電子垃圾的產生，消費者、生產者、社會及政府都擔有責任。“現在的生活垃圾可以有紙袋裝起來放垃圾桶，但電子垃圾還沒有一個固定的回收點”，因此，不能一味強調企業必須承擔什么。
國家環保總局污控司固體處副處長孫紹鋒所持意見大體相同，他建議，將生產者制度延伸這個概念引進到國內來。但孫紹鋒所擔心的是，作為企業行為，企業承擔回收費用，必定導致成本增高，繼而帶動價格提高，如此往復，“實際上消費者和生產者都在負擔一定的責任。”
在對話過程中，武高漢援引了目前社會上所誕生的新回收模式：德國推在電池上標注綠點，購買時可享有退換優惠，方便回收。東北一所大學也推出了電池租賃業務，這意味著消費者有一筆錢押在了經營者那兒，要拿到押金，就必須回收。這些模式都或許給行業帶來新的借鑒。
武高漢同時建議，國家應建立“環保退稅”機制，即環保的企業可享有一定程度的退稅優惠。而這也可徹底解決上述誰為電子垃圾買單的怪圈。
兩大企業模式先行試探市場
也就在各界圍繞電子廢舊產品如何回收的問題爭論不休時，國內部分企業已經先行試探市場反應。相比部分以政府為主導的電子垃圾處理中心所出現的無米下鍋的情況，企業的嘗試富有更大的實際意義。
2004年6月，摩托羅拉開始在國內發起“綠色中國 綠色服務”的環保項目，在全國151個城市設立了279個回收點。一年以后，摩托羅拉總共回收了約3噸廢棄手機零配件。摩托羅拉個人通訊事業部中國區服務總監潘興午介紹，摩托羅拉為此大約投入了2百萬人民幣。
摩托羅拉的做法是，一方面開行10輛綠色服務車，進行環保知識的宣傳教育及電子垃圾回收工作。另一方面，邀請終端店面布滿各地的中復等渠道商一起協助，愿意回收廢舊電池的手機用戶可以獲得一張優惠券，在購買摩托羅拉配件時獲得優惠，或者，中國移動VIP用戶可以免費以舊換新。收集來的廢棄手機零配件最終將轉交回收廠商。
摩托羅拉模式是生產企業聯系自己的上下游合作伙伴，所產生的費用完全由企業自己承擔。這里面，與部分企業想方設法規避責任不同，更多體現的是企業自身的責任。潘興午承認，費用支出沒有任何回報。
富勤模式或更體現信產部的“循環經濟”的思想。天津金德是美國富勤公司在國內的子公司，從事廢舊產品的回收再利用工作，分別在南京、廣東、香港等地設置回收生產線。
盡管富勤集團總經理劉陽對于企業贏利狀況閉口不言，但他舉例說，處理一臺廢舊PC，即使承擔50元左右的成本也能保證不虧，一些因質量直接報廢的電路板的回收處理也能產生盈利。
“企業如果不盈利，不可能持續那么久，”劉陽這樣表示。目前的富勤集團回收工作也很多元化，除了電子廢棄物之外，還有金屬、塑料等廢舊品的處理。“實際上，我們對國內市場很有信心，長期來講不會虧本”。
但其中，毫不例外的是，兩大企業最終都認為，全社會的參與是最重要的一環，“最終還需要國家法律和政策的支持，需要宣傳和推動，醞釀一種氛圍和環境。政策出臺后，回收產業會很快進入良性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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