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治理折射水資源污染困境
2012年04月13日
湘江成為第一個獲國務院批準的重金屬污染治理地區。湘江治理所面臨的種種復雜問題，折射出中國水資源污染困境的方方面面。
陰雨連綿兩個多月，湘江結束了漫長的枯水期。站在橘子洲頭的雨霧中望去，湘江似乎找回了幾分浩蕩之勢，凝重地向北流去。
去年春天，湘江成為第一個獲國務院批準的重金屬污染治理地區；今年的“兩會”上，湘江仍被頻頻提及。飲用水安全、經濟結構轉型、土壤生態修復、污染工業區搬遷等等話題，潛臺詞都離不開“重金屬”。
跟其他江河相比，湘江治理別具深意，因為“要給國家重金屬污染治理先走出一條路子來”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語）
污染的農田
“那里本是一片良田。”54歲的劉海指著一大片野草叢生的荒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但是，這片土地種出的東西不能吃，2007年免耕后，一直撂荒至今。
免耕是政府的要求。因為污染的緣故，水稻產量只有以前的70%,要命的是，稻米中重金屬超標，屬于“鎘米”。
為此，湘潭市岳塘區易家坪村易家組和灣塘組的162畝田全部停耕，由附近工業園的企業按早晚兩季稻1100元/畝的標準進行補償。
劉海年輕時做過農技師，是一個種田好手，他現在租種鄰村的10畝水田。
澆灌時，他不用湘江水，而是從一個叫做“大塘”的池塘里取水澆田。“湘江里的水含重金屬，澆到田里，土壤也有毒，會種出鎘米。”劉海說。“大塘離湘江遠一些，可能也含重金屬，但比湘江輕。”
劉海的兩個兒子都在深圳工作，其中一個在深圳落了戶。他和老伴在家里幫大兒子帶小孩。靠這10畝田，每年收入5000多元，足敷日常生活，“還可以買煙抽”。
“我一輩子，沒到工廠里做過半天工。”劉海說道，他看著遠處的化工廠，臉上露出鄙夷的表情。
但除了種田，他其實沒有其他賺錢的法子。“我們種的菜，拿到外面集市上賣，人家一聽是竹埠港的，不買，說這菜有毒。”打魚也無法維持生計。株洲曲尺鄉有一個漁村，上世紀90年代村民全部改行干別的了，因為已經無魚可打。
劉海吃自己種的米。也有村民把本地產的大米賣掉，再買常德、益陽等地的米吃，但劉海嫌麻煩。盡管污染嚴重，他也不打算離開這兒，“反正一天兩天毒不死人。”他說著，一副聽天由命的樣子。
劉海的村子位于竹埠港工業區，是湖南省七大重金屬污染工業區之一，區內原有四五十家化工企業，如今已經關掉一半，還剩26家。
湘潭市環保協會向《中國新聞周刊》提供的一份報告指出，湘潭段湘江兩岸農田土壤鎘超標3至30倍不等，原因是長期灌溉鎘含量超標的湘江水所致。
而一些從事金屬冶煉的企業，則可以通過大氣沉降、污水、固體廢棄物等途徑，導致土壤重金屬污染。
2009年8月，瀏陽市鎮頭鎮湘和化工廠發生鎘污染事故，原因是該廠未經審批修建了一條煉銦生產線，在長達4年時間里通過多種途徑排污，導致該廠周圍1200米范圍內土壤鎘超標。當地的處理方法是，給污染土壤換土，改種苗木。但有專家對此表示異議：換土是不現實的，有毒土壤堆到哪里去呢？
相比之下，湘潭市對重金屬污染土壤進行生態修復的探索更有現實意義。
湘潭市水稻種植面積共310萬畝，據湘潭市環保協會調查，其中120余萬畝土壤鎘污染超標，占總面積的40%.從2008年至2010年，湘潭市環保協會聯合中南大學、湖南農大、湖南省農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等科研單位，在市科技局、環保局、農業局的支持下，先后在滴水村、竹埠村、金霞村、月形村進行鎘污染土壤（水、田、旱土）修復試驗。結果證明，通過施用赤泥、紙廠濾泥、石灰、海泡石等物質，對土壤中的重金屬進行鈍化處理，產出稻米中的鎘含量降低40%~60%.
據南京農業大學抽樣調查顯示，中國市場上銷售的大米中約有10%鎘超標。湖南稻米產量連續多年居全國第一，到底多少“鎘米”產自湖南，目前沒有準確統計數字。可以確定的是，在湘江重點治理的工業區內，大部分農田遭受重金屬污染，已無法種植農作物。需要作“變性”處理，退一（農業）進二（工業），或退二進三（服務業）。目前，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港已經作了“變性”規劃。
以鄰為壑
從長沙到湘潭，再到株洲，溯流而上，湘江劇烈扭動了一下身軀，形成一個幅度很大的“S”，把長、株、潭三個城市緊緊纏繞在一起。短短不到100公里范圍內，聚集了三座總人口約1400萬的大中型城市，使這里的城市密度達到中部地區罕見的程度。
過去幾十年，每個城市都相向擴張自己的領地，直到緊貼在一起。如今長、株、潭之間的城市間隔縮小到40公里左右。驅車從一個城市趕往另一個城市只需半小時，途中會發現，城市之間的生態緩沖已很單薄；大片的農田，讓位給了拔地而起的樓盤。
共飲一江水的事實，讓三市唇齒相依。短短一段江面，供應著三個城市上千萬人飲水。而隨著污染加劇，“排污口和取水口交錯排列”的布局，不斷對飲用水安全提出挑戰。
出于飲用水安全的考慮，長、株、潭三市均把取水口置于本城市的上游，而把污染嚴重的工業區、排污口置于下游。隨著城市自身排污量的加大，取水口不斷上移；而取水口越是往上移，就越靠近上游城市的排污口，飲用水反而更不安全。
長、株、潭日益密集的城市布局，使這個問題越來越嚴峻。
早在8年前，湘潭市環保局已經注意到，湘江湘潭段鎘污染嚴重。湘潭市環保部門對湘江株洲霞灣港段至易家灣段的排污口多次取水樣檢測，證實鎘排放總量的88%來自株洲清水塘工業區的霞灣港，平均每天有240公斤鎘從株洲流入湘江，超標200多倍。
在湘潭市人大代表王國祥等人推動下，湘潭市環保局加大了對湘江重金屬含量的檢測頻次，從一月檢測一次，增加到10天檢測一次。2006年1月5日，湘江湘潭段發現鎘超標25.6倍，順流而下，又影響到長沙，導致兩市處于自來水斷供邊緣。這一鎘污染事故名列當年全國十大環境安全事件之一。
株洲清水塘工業區的霞灣港排污口距湘潭取水口僅5公里，這讓湘潭人如鯁在喉。湘潭全部飲用水依賴湘江，在湖南，只有湘潭至今沒有找到合適的備用水源。一旦湘江發生嚴重污染事故，整個湘潭300多萬人將無水可飲。
自身的飲用水安全受到威脅，湘潭人坐不住了，有人會定期到霞灣港暗訪，一發現排污超標，便向株洲市環保局舉報。因污染而生的嫌隙在加深。湘潭環保協會一位工作人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湘潭市一位人大代表曾在株洲市環保局長面前拍桌子：“不管為政是否清廉，造成湘江污染，你這個局長就不稱職。”
用湘潭人的說法，他們是在“自救”。在這一點上，他們發揚了湖南人的“犟”勁，在株洲評選“環保模范城市”時，湘潭發表了不同意見，導致其最終落選。
在湘江流域，類似株洲和湘潭這種以鄰為壑的現象并非孤例。
環保組織“綠色瀟湘”調查發現，湘江流域普遍存在“上游排污、下流取水”的布局，多數自來水廠上游1公里范圍內都有排污口，廢水污染直接影響城市供水安全。常寧市松柏鎮老自來水廠上游500米處，就是水口山有色金屬冶煉四廠的排污口。湘潭的竹埠港工業區處于長沙取水口上游，數十家化工廠排放的污水，讓長沙人如芒在背。
根據國家一級水源地標準，自來水廠取水口上游1000米范圍內不得有排污口。在湘江流域一些地方，這條規定實際得不到遵守。
部分原因在于城市的快速擴張。長沙市最大的第八自來水廠，上游920米處有3個排污口。據湖南農業大學生物工程系講師周曉明介紹，這些排污口原來是排澇口，但隨著城市擴張，排澇口所在地變成工業區，排澇口順理成章變成了排污口。
屢治不愈
湖南有色金屬儲量豐富，衡陽水口山礦區和郴州三十六灣礦區自明清開始開采，距今已有幾百年歷史。建國后，湖南有色金屬開采、冶煉更是“遍地開花，大干快上”。
湖南省人大環境資源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劉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上世紀80年代，湘江已經出現重金屬污染的苗頭，成為全國重金屬治理的重點。
有色金屬均為伴生礦，在開采冶煉環節大量耗水。湖南幾大礦區全部建在湘江邊上，既方便取水，又方便排污，兼具航運之便。而在整個過程中，重金屬如影隨形。開采時的礦坑水重金屬超標，洗礦時產生的廢液亦然，冶煉時又產生冶煉廢水。重金屬污染的廢水，最后多半進入湘江。湘江成為天然的排污通道。
控制污染源確實是《湘江流域重金屬污染治理實施方案》的重點，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港、衡陽水口山、長沙七寶山、郴州三十六灣、婁底錫礦山、岳陽原桃林鉛鋅礦等7大區域被鎖定為重點治理對象。
然而，湖南省人大環境保護和資源委員會和環保組織綠色瀟湘去年對湘江進行全流域調研后發現，有些工業區排污超標依舊。
對七大工業園區的10個排污口的水樣檢測顯示，其中5個重金屬超標。工業園區附近的4個居民區飲用水源中有3個重金屬超標。
在嚴格監管下，有些企業“創新”了偷排的方法。
在湘潭竹埠港采訪時，《中國新聞周刊》獲悉，附近一家化工廠曾經請村民到廠區高處挖了一口大井，事后又將井口隱蔽。這口井就是隱藏的排污通道。未經任何處理的污水悄無聲息地排入井內，又滲入了地下。
湖南農業大學生物工程系講師周曉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有些企業很狡猾，環保局來取樣檢測必然是在上班時間吧，那好，我就凌晨兩三點排污，反正永遠都跟你的取樣時間錯開。河水是流動的，污染物幾個小時就沖出去了。”
湘潭市雨湖區環保局副局長張洪峰表示，針對企業的錯時偷排，湘潭市環保局準備進行設備改造，用全時自動檢測的方法進行監管。
然而，湖南省人大環境資源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劉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僅控制工業區點源污染還不夠，原因是長期污染積累形成的歷史遺留問題難以解決。株洲清水塘的霞灣排污口，形成二三十米厚的重金屬底泥。國家正為此投入巨資進行科技攻關。
劉帥指出，湘江大范圍內存在重金屬底泥污染。
盡管礦區向湘江大量輸送重金屬污染物，但干流水質基本維持在三類水，達到飲用水標準。這說明湘江具有較好的納污和自凈能力，大部分重金屬被懸浮顆粒吸附，逐步沉積在河床中。
讓人擔憂的是，采砂活動又將這些重金屬底泥攪動，重新進入水體，形成二次污染。
調查中發現的一個事實很說明問題。在湘江流域廣西境內取水檢測發現，水質中汞含量超標，但附近卻沒有化工廠，極有可能是采砂船攪動底泥，導致取樣點附近汞濃度偏高。
“這些重金屬沉積形成的底泥，將成為湘江流域飲用水的最大隱患。”劉帥說，“30天的實地調研，讓視覺最為疲倦的就是整個湘江流域的采砂船。”甚至在重金屬污染最嚴重的區域，如株洲清水塘，采砂船照樣在工作。
危險的產業轉移
在湘潭市雨湖區環保局副局長張洪峰看來，湘江治污過程中，污染隨著產業轉移的現象值得警惕。
劉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廣東從2008年開始進行產業轉移，湖南的郴州、永州、衡陽是其轉移目的地，如此一來，一批高耗能、高污染企業轉移了過來。
“國家層面，包括省里，是不希望這些污染企業轉移過來，但是地方層面出于招商引資的迫切心理，還是把企業招來了。”
劉帥透露，2002年的時候，長沙縣關了13家硫酸錳廠。關掉之后，有幾家工廠就遷到了其他地區或者其他省，“因為各地的產業政策是不一樣的”。
去年湖南省人大環資委在邵陽調研時發現，當地有一個鉛超標企業，因為超標排放，造成血鉛超標事件。環保部門在對企業進行調查后得知，這家企業來自株洲。2007年株洲進行環境整治，這家企業被關停，就轉移到邵陽來。
“污染企業到處挪來挪去，把污染擴大。在一個地方沒有得到治理，又到別的地方，形成新的污染，污染的方式都沒有任何改變。”在劉帥看來，這是湘江重金屬污染“越治越難，屢治不愈”的主要原因。
在湖南，煉銦企業是造成鎘污染的罪魁禍首，它們的“游擊式”轉移也最為典型。
因為設施簡單，投資小，見效快，企業打一槍換個地方，靠環境成本賺大錢。
2006年，長、株、潭整治煉銦小企業，一下關停了二三十家。其實，這些小企業只是離開長、株、潭而已，有的轉移到鄰近湖南的省份，如江西萍鄉。萍鄉是湘江支流淥水的上游，煉銦企業轉移到淥水，最后污染的還是湘江。
在劉帥看來，通過提高環保門檻，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改變經濟發展方式，愿望良好，但執行結果卻經常讓人失望。
上世紀90年代湖南關停了一批小化工、小造紙、小煉焦……即所謂的“十八小”。但調整經濟結構時，反而同步發展了一些高污染、高排放、高消耗的小企業。
湖南省環保廳政策法規處副處長黃亮斌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在重金屬治理方面， “以環保為抓手，推動產業結構轉型”。省政府設立了一個目標，在十二五期間，以2007年為基準數，重金屬污染排放總量減少50%,重金屬企業減少50%.通過提高準入門檻，加強環境監督，來達到上述目標。
黃亮斌表示，如果污染企業在湖南省內轉移，環保部門有一個原則，“上游和下游同治，城市和農村同治，干流支流同治”。但湘江支流眾多，遠至廣西、江西，假如污染企業向這些地方轉移，湖南也無能為力。
“其他省怎么治理，我們不好評價。”他說。
“利益同盟”背后
湘潭市岳塘區易家坪村村民劉海在向《中國新聞周刊》講述當地的污染情況時，時而轉到另一個話題：免耕補償款被村領導貪污，多年來村民求告無門，已經絕望。
“你看，春天來了，可一點也沒有春天的景象。”劉海說。沿著他的視線看去，是窗外灰蒙蒙的天空，無精打采的樹木，輪廓剽悍的化工廠。
劉帥和周曉明對湘江進行調研時，也看到了同樣嚴重的問題：在環境惡化的同時，社會矛盾也在激化。
在郴州三十六灣的甘溪河，已經看不到生命跡象，種種景象讓劉帥感到震驚。“就像來到火星。”他如此描述那片完全被尾礦覆蓋、寸草不生的河床。
郴州三十六灣的山谷里，遍布大大小小的鉛鋅礦工廠，尾礦渣堆積如山，洗礦廢水形成紅色的“重金屬水庫”。
同時，山體植被已被采礦活動破壞殆盡，農田無法耕種。在隆隆的采礦放炮聲中，村民的房屋被震裂，同時因地下礦洞挖掘而下陷。公路被礦區大貨車碾壓得殘破不堪。劉師恍然覺得，這仿佛是電影里的末日圖景。
村民的狀況則更讓人擔憂。
很多長期居住在此的老人患有怪病，年輕人則選擇了逃離，到外地謀生。聽說劉帥是來調查當地的環境問題，村民們成群地聚集過來，講他們的故事，拉調研團隊到他們家，去看臥病在床的老人。
在震驚一時的“郴州嘉禾血鉛污染事件”中，暴露出地方環保部門與企業之間的利益同盟。早在2007年，當地兩家污染企業就被上級環保部門勒令關停，但企業并未停止生產，直至2009年血鉛污染事件暴發。
在受影響最嚴重的嘉禾縣金雞嶺村，53名村民集體去廣州體檢，途中被地方政府派人攔截，其中三名帶頭人被縣公安局拘捕。最近，當湘江調研團隊來到這里時，他們吃驚地發現，事情已經過去兩年，可村民補償仍未得到解決，而新的冶煉廠卻又死灰復燃。
最近發生的郴州醫院“拒查血鉛”事件，實際上反映了很多地方的發展思路：追求經濟快速發展，為此不計代價。
權力監督和環境監督的真空，讓郴州三十六灣變成黑社會和潛規則橫行之地。環境執法人員上山時，山上會掉石頭。直至2008年，在全球經濟危機的“幫助”下，有色金屬價格下跌，企業失去生存土壤，環保部門才得以端掉山上的近百家礦場。
在有色金屬資源豐富的湖南，環保部門與污染企業結成的黑色利益鏈屢見不鮮。近幾年，除了李大倫和曾錦春，先后有株洲市原環保局長文鐵軍、瀏陽市原環保局長袁念收涉腐落馬，另有幾位環保局官員被免職。
在關心湘江治理的人士看來，這種黑色利益鏈為害最劇，民生、經濟、政府信用俱損。在種種問題面前，湘江還能長期保持了自己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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