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淚”的濕地
2012年04月16日
黃河濕地花園口段，一些河灘已經萎縮、發臭，水面上停著漁家樂船只。
“過去，這里水草和水波連成一片，到冬天還有灰鶴，真好看吶。現在你看看，多少地方變成了干地、沙土地、死水坑？”作為在鄭州花園口鎮住了一輩子的人，老韓說起昔日村民眼中的“人間仙境”，連連嘆息。
老韓住的地方，是一片典型的中原黃河濕地。但多年來，他眼見這片水草豐美的河灘，被燒荒種糧的、漁家樂、影視城甚至飛行俱樂部“侵蝕”。侵蝕之處，地面龜裂，水草枯槁，垃圾遍地，有的還散發著惡臭。
而這片黃河濕地的遭劫，只是全國濕地命運的一個縮影。
“目前，土地、森林、草原都有法可依，濕地成了最弱勢的地塊，也是被犧牲的主體，人人都想咬一口。”對此，國家林業局濕地保護管理中心主任馬廣仁略顯無奈地告訴記者。
濕地，這個你也許并不熟悉的概念，它的遭劫，卻會使所有人面臨一場生態災難。而為濕地立一部全國性保護法，“呼吁了快10年，至今沒看到盡頭。”
“地球之腎”變身漁家樂、宅基地、化工廠
幾艘漁船泊在近乎干涸的水面上，不時排出油污；馬匹和摩托車在板結的水畔來回奔跑，水草幾乎殆盡；一旁的黃土堆積如山，推土機的痕跡依稀可見，一道據稱是“保護飛行俱樂部跑道”的土堤，初具雛形……
記者看到的這一幕，發生在黃河灘南裹頭，鄭州的水源，中原的腎臟。這個在2009年的照片中還宛如白洋淀的地方，如今滿目瘡痍。
它還有另一個名字：黃河中下游濕地。與鄱陽湖、滇池、諾爾蓋沼澤和大大小小叫不出名字的灘涂、庫塘、水深不超過6米的海域一樣，是中國3848萬公頃濕地中的一員。
而這個數字，只占國土面積的3.77%，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東北、黃河和長江中下游、東南濱海和云貴青藏高原，是它們的少數幾處棲身之所。如今，它們正在日漸萎縮。
在鄭州，記者眼見前述被蠶食的黃河濕地，動輒上百畝。而據媒體公開報道，在黃河濕地上犁耙、撒肥、種莊稼，正在焦作武涉縣一些地方大舉進行。鶴壁國家濕地公園里，3月底甚至被曝冒出近百棟豪華別墅。
這還只是河南一省的例子。
在內蒙古，運煤公路被曝將修進石人灣濕地核心保護區；在黑龍江，虎林珍寶島國家自然保護區內的千畝濕地，已被毀變耕地；哈爾濱松北區一塊廣闊的江灘濕地，數年前就被開辟成了一處非法采砂場；在山東膠州灣，大片海灘“變身”經濟開發區，上面化工廠林立……在網上輸入“濕地”字樣，你會發現，對它的“強拆劇”正在全國上演。
“濕地被稱為‘地球之腎’、‘淡水之源’，是跟森林、海洋并行的全球三大生態系統之一。它像一臺排毒機，水流過之后速度變慢，濕地中的植被和微生物，能將水里的一些重金屬、有害金屬附著、分解和吸收，流出清水；它又像一塊海綿，調節洪澇，像四川諾爾蓋，每年給黃河的補水量能占到25%。就連沼澤地的泥炭，別看不起眼，也是最好的氧化肥料。”提起濕地的好處，馬廣仁主任滔滔不絕。
對普通老百姓來說，近4萬公頃濕地的更直接作用，恐怕是以淡水湖等形式，維持了全國可利用淡水資源總量的96%。有科學家斷言，假如濕地和森林從地球上消失，全球90%的淡水將白白流入大海。
再將目光稍稍放遠一點，濕地的“儲碳”和“物種基因庫”功能也相當“給力”。假如沒有占全球陸地面積6%的濕地，來儲存約7700億噸碳和40%的已知物種，全球氣候變暖和基因庫枯竭將大大加速。
幾年前，全國人大常委、著名農業生態專家楊邦杰就已憂心忡忡地表示：“請像保衛耕地紅線一樣保衛濕地紅線。”2010年全球召開坎昆會議時，媒體甚至用“走近2012”來報道對“濕地之失”的討論。
然而，長達數年的呼吁，沒能有效阻止我國濕地萎縮的腳步。
經濟利益驅動爭啃“唐僧肉”
“東北的沼澤大部分成了耕地；長三角、珠三角的濕地一直在減少；整個黃河源頭、長江源頭都在荒漠化；很多湖泊濕地在消失……”提到近年我國濕地的整體命運，楊邦杰曾這樣概括。
若將這一描述轉成數字，也許更為直觀。
雖然國家濕地保護管理中心表示，建國初期至今，我國有多少濕地“消失”還沒有一個官方統計，但據媒體總結披露的數字，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全國濕地開墾面積達1000萬公頃，有近半的沿海灘涂不復存在，東北三江平原約500萬公頃的沼澤，已消失近八成，近1000個天然湖泊消亡。僅在有“千湖之省”之稱的湖北，湖泊面積就銳減了2/3。
這還只是不完全統計。
萎縮的不僅是面積。2010年9月，中國工程院院士、環保部顧問金鑒明發布研究報告指出：中國遭到破壞的濕地，破壞程度已經波及原有濕地的40%～50%。水質惡化、“藏污納垢”，不少生物瀕臨滅絕……既是濕地的生態功能喪失的注腳，也是災難的伏筆。
有的災難已經發生。“我們有調研表明，西南五省干旱，與南方多省濕地的面積減少有關。”馬廣仁主任說。而公開資料顯示，在甘肅、青海等半干旱地區，情況更不樂觀。由于數百個湖泊淪為了“消失的羅布泊”，在敦煌等地，沙漠正以每年4米的速度逼近。
是什么讓濕地頻頻“遭劫”？
“根本原因還是經濟利益驅動。”中國濕地博物館館長陳博君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一語破的。他告訴記者，除去氣候變化、降水不均等自然因素外，絕大多數情況下，濕地消失是一場“人為劫難”。
據陳博君介紹，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幾十年里，用地矛盾也逐年尖銳。由于“人多地少”桎梏著商人的財路和政府的GDP增幅，二者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一片片在現行土地分類中屬于“未利用地”的原生和自然濕地。圍墾造田、填海造陸，成為很多地方擴大土地面積的第一選擇，“這在經濟發達地區，更突出。”
于是，在與發展建設相伴的各項利益博弈中，一貫被人視作“荒灘”、“荒水”的“地球之腎”，首先成為保障耕地、建設用地和林地等的犧牲品。
記者了解到，這場人與濕地的“抗衡”，從建國初三江平原濕地變身“北大倉”起，就已開幕。至今，由于一些地方的灘地開荒租金低廉，填湖、填海、填塘造田方興未艾。
“濕地那么大，很難拉個網‘罩’起來。附近村的老百姓看著眼饞，夜里悄悄開，今年開一畝、明年開一畝，慢慢地也很可觀。”在黑龍江，一些基層濕地管理人員無奈地向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你清、他退，你走、他開，是個拉鋸戰。”
而馬廣仁主任告訴記者，老百姓的侵占只是“仨瓜倆棗”，更大的手筆來自企業和政府。
湖景房、海景房……近年來，遍布各城濱水帶的所謂高檔住宅，在令開發商賺得盆滿缽滿的同時，也使大片濕地失去蓄水功能，變成硬地。
“濕地上稍微大一點的工程項目，基本都是政府推動的。”濕地國際中國辦事處主任陳克林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而填海造經濟開發區，在其上招商建樓，是最為典型的一種。國家海洋局一項調研發現，近20年，膠州灣濕地已因此萎縮了1/3。
“圍海造田一平方米的成本只有200～300元，而土地利潤很瘋狂。”中國海洋大學環境學院郭佩芳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里面的“經濟賬”，這比一般征地的成本低得多。
利益驅動下，濕地自然人人垂涎。
無法可倚，“弱兵”如何護“肥肉”？
其實，對“地球之腎”，我國并非不重視。
馬廣仁主任告訴記者，1992年，我國無附加條件地加入了“國際濕地公約”（全稱為《關于特別是水禽棲息地的濕地國際公約》——記者注）。2004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通知，明確提出要“搶救性保護濕地”。迄今，共為此建立了41處國際重要濕地，213處國家濕地公園，大約550多個遍布省、市、縣的自然保護區。
然而，即使這些保護區里的濕地，也擋不住“淘金者”的腳步。
“為啥守不住？因為守這些寶地的是‘弱兵’，還沒‘武器’！”在鄭州黃河濕地自然保護區管理中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這樣訴說“濕地之殤”的來由。
在多名受訪專家看來，這名工作人員的話，道出了問題的癥結——濕地保護多頭管理，且無法可倚。
陳博君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按照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和行政管理體制，對濕地這塊“唐僧肉”的管理和保護，主要歸口到各級林業部門。“而農業、水利、國土資源、海洋、河務等部門，分別負責管理一塊濕地里的各個資源要素。”
明眼人一望便知，在這種“弱兵帶強將”的配置下，任何一個部門對濕地生態“咬一口”的沖動，林業部門恐怕都難以招架。
“別的不說，我們這邊的濕地，大壩附近的百米區域歸河務局管，灘區的土地所有權歸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管，它們要把地租出去開農莊、圈魚塘，我們沒轍。”問到濕地為何遭劫，這名工作人員也一肚子苦水，“哪怕你限制一下挖坑養魚，也會影響農業部門的成績。”
部門分工與利益糾葛，不是濕地保護的唯一攔路虎。更大的坎兒可能在于，破壞濕地之舉，在相當多的省市，根本“無法可懲”。
“從2003年開始，我們就強調濕地立法，但目前關于濕地生態系統的法律法規，還是一部都沒有。”馬廣仁主任告訴記者，雖然在《水法》、《水土保持法》、《防洪法》、《環境保護法》等法律中，都有濕地保護等字樣，“但是究竟哪些算濕地？怎么保護？破壞了怎么處罰？沒有下文。”
看來，在破壞濕地有暴利又“安全”的語境下，它的“遭劫”幾乎在所難免。
而在像鄭州黃河濕地自然保護區管理中心這樣的基層站點，中國青年報記者了解到，他們對爭啃濕地之舉，能“倚仗”的僅是市級《自然保護區管理辦法》等“紅頭文件”。用工作人員的話說，“法律位階太低，可操作性不強”。因此，除了日常巡邏，給水鳥投食，救治一些受傷的水禽，“遇到違法破壞的事兒，還得找森林警察。”
也不是沒有省級人民政府為此出臺條例。據馬廣仁主任介紹，迄今已有黑龍江、內蒙古、遼寧、湖南、廣東、四川、陜西、甘肅、寧夏、吉林、西藏等11個省、自治區出臺了地方性的《濕地保護條例》，但在一部全國性法律“缺位”的背景下，劣勢難扳。
“對嚴重毀壞濕地的行為，罰款收效甚微，又沒有規定可以刑事處罰，就成了‘輕微毀壞行為罰款了事，嚴重毀壞行為處罰不能’。”在黑龍江撓力河自然保護區，一名叫張豐江的保護站站長曾這樣描述尷尬。
無奈之下，有的地方想出這樣一個辦法：在濕地上栽樹，以求能受《森林法》的保護。因為，《森林法》里有關于嚴重破壞森林行為的刑事處罰規定。
“這種方法，有時我們也用。” 鄭州黃河濕地自然保護區管理中心的祖鵬向記者苦笑道，靠通報批評、曝光罰款和清退規勸來制止在“地球之腎”上的“掘金”，實在力度不彰。
全國性濕地立法“出爐”難在哪兒？
為何近10年都出臺不了一部全國性的濕地保護法？
事實上，幾年前這部“條例”層級的法律，已經在推進的路上。但“濕地是一個生態系統，這個立法的著眼點，更多會放在對整個濕地生態功能的保護上。而它在短期內，與一些部門的利益并不一致。”馬廣仁主任向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部門間的協調，是個繞不過去的題。
比部門協調更難變的，恐怕是發展理念。馬廣仁告訴記者，近10年來，濕地作為生態的概念才進入當政者的視野。“放著一塊城中湖，你是把它填了造別墅、辦企業，還是把它留給城市居民、子孫后代？恐怕當下的不少政府，還是會選擇前者。”
好在可喜的跡象也越來越多。據悉，近兩年來，每年“兩會”收到有關各地濕地立法的提案，已達幾十件。馬廣仁也感到，今年和幾個部門溝通協調的時候，“覺得比前幾年難度小多了，整個社會的認識在變化，各個部門的觀念也在變化。”
“其實，保護濕地跟賺錢并不矛盾，你完全可以既有效保護，又合理利用。”中科院動物研究所副研究員解炎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比如，一些濕地被劃為保護區之后，你還是可以在里面捕魚，但捕魚的數量和季節要受限制。或者，有些濕地某些季節可以允許放牧，但鳥類產卵的時候就不能放牧。”解炎認為，這些規定可以在滿足老百姓利用自然的需要和保護濕地之間，建立一種平衡。
“國家可以像‘退耕還林’一樣，給予濕地保護區內外的群眾一定經濟補償，以提高他們的積極性。”河南籍全國人大代表李其宏這樣建議。
“從根本上，怎么利用濕地還是思想意識與科學發展觀的問題。”馬廣仁表示，“過去一個地方的吸引力可能依賴道路、稅收、優惠政策，現在國際上有一種新提法，‘把濕地作為地區的基礎設施’。當你能呼吸到新鮮的空氣、喝到干凈的水、身邊有水鳥飛過時，是不是一種幸福呢？”
馬廣仁希望最遲2014年，這部全國性的濕地保護條例能“夢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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