洄游性魚類淪為大壩下的囚徒
2012年06月27日
隨著長江上游干流和支流梯級水電站的全面開展，除了鱘類以外，長江里其他魚類的命運也堪憂。
這是5月的最后一天，重慶的江面上薄云遮日。
距離重慶市區近40公里的下游，中壩島將昏黃的長江水一分為二。下午3時左右，中壩的大溪口渡口越來越熱鬧。
一艘藍色的小渡輪，突突突地載著幾十筐新鮮蔬菜和十幾位菜農，從中壩島駛向對岸。張彬擠在大筐小筐的西紅柿、茄子、青椒和豇豆中，悶熱的船上混雜著泥土的菜香、劣質的柴油味和無處不在的汗臭。
對張彬來說，告別5月意味著一件事：禁漁期臨末。在未來的幾個月里，這個約莫40歲光景的男人會和島上一些村民一樣，不再種菜，轉而捕魚。
為此，他和妻子合計后，把那艘銹跡斑斑的小漁船拆得稀爛，值錢的都賣給了收荒匠。又花了兩萬元左右定做了一艘新船。
張彬的妻子略微擔憂，幾年前，還能從長江里捕到巴掌長的魚，現在——她用拇指和食指比劃——“就那么點”。
過去，大多數村民，會在夏天捕魚為生。7-9月份是他們傳統的捕魚季。除去頭年的12月份到第二年5月份的禁漁期，以及長江的汛期外，漁民每年打魚平均能掙到5萬元左右——和他們辛苦種一年菜賺的錢差不多。“普通的魚，可以賣到每斤50元，江團（長吻鮠）可以賣到每斤300元！”
但這樣的殷實日子，隨著小南海水電站奠基儀式拉開帷幕，將變成未知數——工程一旦完成，整個中壩島上的幾千村民，未來將不得不搬遷到一江之隔的木洞鎮去。擺在張彬面前的，不僅是新的生活，還意味著他們一半的生計——捕魚，可能畫上句號。
細微的變化已經出現，在中壩島最南端，一大塊剛碾壓平整的沙石地，很不和諧地出現在菜地和玉米地中間，那里立著一塊約1米高的黑色石頭，上面鐫刻著幾個紅色字體：重慶小南海水電站奠基紀念。落款時間是2012年3月29日。
最后的保護區
站在此地眺望，長江兩岸景色無異于任何一個江畔的新興工業區。珞璜火電站的三根高煙囪，和對岸的小南海水泥廠遙相呼應。
諸多基建設施里，只有小南海水電站爭議最大。
和長江干流上另外兩座水電站——葛洲壩水電站以及三峽水電站一樣，小南海在奠基之前就被卷入輿論漩渦，有觀點認為造價約320億元的小南海水電站經濟效益奇差——據NGO組織大自然保護協會提供的數據：小南海設計年平均發電量僅是與其相鄰的金沙江下游四個梯級和三峽水電站年平均發電量的3%。然而，單位千瓦投資規模卻是這幾個相鄰電站的2-4倍。
更大的質疑來自國內的魚類研究專家、環保NGO組織以及媒體：小南海水電站所在流域，正是長江中上游珍稀、特有魚類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這也是長江干流上唯一一個國家級的自然保護區。
長江水資源保護局前局長翁立達告訴《南都周刊》記者，2000年，為彌補三峽工程對長江珍稀魚類生存環境的破壞，國務院將原四川省長江合江——雷波珍稀魚類自然保護區升格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五年后，為了給處在保護區內的向家壩、溪洛渡兩座大型水電站讓路，國務院將保護區遷移調整至重慶三峽庫區庫尾到宜賓向家壩壩下的江段，還增加了赤水河干流以及岷江干流的宜賓至月波江段作為補充，并更名為“長江上游珍稀、特有魚類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在2005年的調整中，小南海水電站的壩址——中壩島剛好位于調整后的保護區內。
然而，2010年11月，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評審會議通過了重慶市“關于調整長江上游珍稀特有魚類保護區范圍”的申請，為水電站拿到“路條”掃清了障礙。
該申請主要是把保護區范圍縮小1460.4公頃，調出長度22.50公里，將石門鎮至地維大橋由緩沖區調整為實驗區，長度73.30公里。如此調整，小南海水電項目的規劃范圍正好被劃出保護區。
小南海工程公布后，立即引發魚類專家和NGO組織的擔憂和抗議。中國著名魚類研究專家、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曹文宣院士解釋說：“小南海大壩建成后將成為一道巨大的屏障，阻斷洄游性魚類向上游或下游遷移的通道。”
具體地說，一旦小南海水電站的大壩建成，整個三峽可以看作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大水庫。像白鱘這樣的極危魚類或其他長江特有魚類，無法洄游到上游產卵繁殖，也不能自由往來覓食，這些珍稀物種勢必瀕臨滅絕。
從2007年起，相關科研單位在保護區重慶段連續兩年的實地調查結果顯示：2007年3-7月，小南海江段通過的長江魚類卵苗量多達160億尾；2008年3-7月則有140億尾。而在此江面攔江豎起一座大壩水電站，最直接的影響就是長江上游100億尾珍稀特有魚類魚苗的消失。
有國內生態學者評論說：“很少見到這樣一個可以導致至少10多種物種迅速滅絕的項目，這不能不慎重。”
面對質疑，重慶開始尋找應對之策，并提出了“補救性方案”：即仿建魚類生態通道和人工增殖放流。
籠中蛟龍
所謂人工增殖放流，就是從長江里捕捉野生魚類，進行人工取卵取精，人工授精，繁育出幼苗，放入長江，這樣可以增加種群數量、延續物種。
但人為干預能否拯救長江瀕危魚類種群，或許中華鱘的命運就是答案。
自從1971年，長江西陵峽出口處的葛洲壩水電站開工修建，中華鱘這種恐龍時代就存在的最古老魚類之一，洄游至金沙江一帶產卵的必經路徑一下被截斷。
中國水產科學院長江水產研究所研究員危起偉，從葛洲壩截流后不久的1984年就開始研究中華鱘。他回憶，那會兒長江里大約還有2000-6000尾中華鱘。之后每況越下，到2000年左右，只剩下200-500尾。
事實上，就在葛洲壩截流后不久，長江水產研究所就和葛洲壩集團中華鱘研究所承擔起人工增殖放流的任務，至今已有29年。那么依賴人工繁殖的中華鱘，是否出現轉機？帶著疑問，《南都周刊》記者來到荊州市太湖港倉庫附近的中華鱘飼養基地。
在一個兩人高的人工飼養池，我們見到了號稱“長江蛟龍”的中華鱘。
幾名戴著草帽的清潔工正在清理這個約200多平米的水池。渾濁的池水，從水池中央的泄水管排放出去。干凈的地下水，正從池沿上方的一個碗口大的水管里傾瀉而下。
五十多尾一米左右長的中華鱘，正轉著圈來回巡游。渾水越來越淺，中華鱘游到了淺水處，無法再往前游了。它們那總是歪向左邊的尾巴，開始使勁搖擺，尾巴卷起水浪，發出清脆的嘩嘩聲，在這個強大的推力下，它們的身子被推向深水處。
飼養基地的場長李羅新，看著這些籠中蛟龍，頗為感慨。
1981年葛洲壩截流前的每年七八月，一群七八百斤重，紡錘形，批五行硬鱗的黑色大魚，遵循著上億年的本能，搖擺著歪向一邊的長尾巴，從大海里慢慢逆流游向長江金沙江下游，以及長江上游的八百里河段，并在這個河段的20處產卵場產卵。
接下來，它們會在八百里河段度過了一個冬天。
第二年10月底，產完卵后，中華鱘再游回大海……然而，葛洲壩建成后，這個過程被中斷了，中華鱘的數量開始急劇下降，成為國家一級保護動物，然后又進入瀕危動物名單。最后，“長江蛟龍”不得不游進逼仄的飼養池。
剛開始，魚苗繁殖成功后，不到20天就死亡了。
這個問題，一度成為飼養基地中華鱘人工繁殖的瓶頸。1997年，在改進基礎設施、水溫、水質和飼料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后，瓶頸得到突破。幼魚苗也從最初的五六厘米長增長到10厘米左右。
1998年左右，人工繁殖的中華鱘可以達到10-20萬尾的批量生產了。
實際上，從1983年到1998年，長江水產研究所一共向長江里投放了400多萬尾人工繁殖的中華鱘。放流的地點，主要在宜昌和荊州一帶。
然而，中科院水生研究所在后來做出的資源評估調查的結果并不樂觀：1990年代中期開始的幼魚放流，對補充中華鱘資源增長并沒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人工放流的魚只占資源總量的3％－5％。而同時顯示中華鱘產卵群體較大壩截流前下降了50％。
“成活，不是指長江，有的是在海里面。但是這個（成活率）沒有確切的數據，我們也在致力于這方面的研究。比如我1998年放的魚，到現在還沒有從大海里回來。”李羅新說，“1998年放了兩萬多。成熟之后才會回來。按道理，雄的成熟的要14年，雌的要18年。現在還沒到那個時間節點。”
“我們還在等待。”
而另一個補救措施“過魚設施”，在中國論證了近半個世紀，專家、主管部門、建設方總是無法達成共識——結果就是，葛洲壩沒有魚道、三峽工程也未修建魚道。
如今，過魚設施被重提。作為小南海水電站魚道研究設計專家之一，危起偉說打算在重慶小南海做一個水利模型，并在水利模型上加一個魚道來試驗。現在，這個模型還沒開始做，“我們想做一個1比1的實體模型，但涉及到投資的問題，還沒有被對方接受。”
瀕危魚類研究專家張輝博士告訴《南都周刊》記者，即使是小南海水電站的魚道修建成功，也不能讓所有的魚類都通過。“魚的大小和生活習性都不一樣，目前在國際上綜合性的魚道還很少有成功的案例。”
被大壩截斷的命運
自從葛洲壩截流，洄游性魚類就淪為了大壩下的囚徒。
29年前，就在研究機構開始人工繁殖中華鱘的同時，野生中華鱘的產卵場，被迫從長江金沙江一帶，轉移到葛洲壩以下30多公里處。
如今這個唯一的產卵場位于繁忙的宜昌港附近。但卻因空間不夠，產卵過于集中，很多魚都喜歡吃中華鱘的卵，導致魚卵損失很多。同時，碼頭建設、船舶頻繁航行停泊、污染等人類活動，對集中在此的中華鱘棲息和產卵均造成直接威脅。
諸多因素中，長江水產研究所的杜浩博士認為，水電工程還是最主要的影響。
“捕撈也有影響，但資源有一定的量，你不會把它捕盡；挖沙，在這兒挖了，你只要保持住長江的通聯性，它會跑那一塊兒；作為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污染的影響在長江流域也是存在的，但面對污染，水生生物至少可以選擇遷移。但通道被阻礙，比如把葛洲壩下游中華鱘的產卵場被填了，它就沒有選擇了。
最大的人為干擾始于2003年。
”三峽大壩截流以后，產卵場區域水溫變化減緩帶來了滯溫效應，導致中華鱘推遲了產卵時間達一個月左右。和人類一樣，該產卵的時候不能產卵，會影響到其生理發育和胎兒的正常成長，甚至導致難產。“2007年首次出版的《長江保護與發展報告》稱。
這份報告是在2007年首屆”長江論壇“后形成，對長江鱘類的數量和種群變化有詳盡統計。數據顯示，自從葛洲壩截流以來，每年回到產卵場的成熟鱘魚下降50%-75%，而且從1995年開始種群結構發生顯著變化，雄魚銳減，到了2004年秋，雌雄比甚至高達18比1，”必將導致中華鱘繁殖困難，長期而言，遺傳多樣性將喪失，結果導致自然種群的絕跡。“
其他鱘類的命運，和中華鱘并無二致。
”水中大熊貓“白鱘，學名中華匙吻鱘（因吻部類似象鼻，也稱”象魚“），正是葛洲壩的最大受害者。1996年，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IUCN）紅色名錄認定白鱘為極危（CR），這種長江最大的淡水魚也成為了所有鱘科里最接近滅絕的種群。
2003年1月9日，一尾被南京漁民誤捕的長江白鱘，在搶救27天后，終因心力衰竭，死于江蘇昆山東方中華鱘養殖基地。這只還沒有來得及命名的白鱘，也是目前發現的最后一只長江白鱘。
危起偉說，同年有人在四川宜賓發現了一條3.5米長的白鱘。但在三峽水電站落成后，長江中上游就再沒有白鱘的蹤跡被報道過。
”白鱘處于食物鏈的頂端，吃的魚比較大，要求的食物供給大，十公斤的魚才能養活一公斤的白鱘，因此需要很多資源才能養活。并且，它產卵之后，必須從葛洲壩上面下來。但是下來之后，可能沒有適合它繁殖的地方，它再要上去，就上不去了。如果再過20年，再沒有發現，我們可以宣布它滅絕了。“危起偉說。
此外，達氏鱘的資源也非常稀少，”處于極危狀態“。
隨著長江上游干流和支流梯級水電站的全面開展，危起偉說，除了鱘類以外，長江里其他魚類的命運也堪憂。比如喜歡吃中華鱘魚卵的圓口銅魚，這種魚類主要分布于長江上游干支流和金沙江下游及其他支流中，”它在長江上游產卵，卵要漂流到中下游孵化，但中下游現在很少發現這種魚類有成熟的。“
金沙江包括溪洛渡、向家壩、烏東德、白鶴灘在內的四座相當于兩個三峽的巨型水電站一旦建成，”這個魚可能也要滅絕了“。
”圓口銅魚是長江上游的魚類主體，在食物鏈的循環中起主導作用。魚的上下交流，能帶動很多東西的流動。如果這個魚沒有了，那水的凈化能力就會很差。“
而且，長江水生系統并非孤立的，與陸生生態系統（主要通過鳥類等）及海洋生態系統（通過洄游性魚類等）相互聯系，水生生物多樣性丟失，將引起相應生態系統的失衡。
此情可待成追憶”江上往來人，但愛鱸魚美。“
”迢迢建業水，中有武昌魚。“
古往今來，長江魚曾喚起人們的無限向往，從淞江四鰓鱸、江東鰣魚、鄂州武昌魚，再到沱江的江團，無數佳話流傳。
現在，長江沿岸的城市，還有多少野生江魚？
6月初的一個上午，我們走進武漢市洪山區雄楚大道關山生鮮市場。
40歲的魚販葉光城的魚攤上，擺滿了10幾個塑料桶，里面養著鮮活的鯉魚、鳊魚和黑魚等。這些魚，都是他從江蘇、安徽和江西的養殖場買來的。據他介紹，其中只有黃骨魚還是野生的。
葉光城回憶，十幾年前，每到捕魚時節的清晨，武漢白沙洲的長江邊一片熱鬧景象。漁民們滿載著鮮活的海鮮歸來。很快，船艙里的江鰱、鳊魚、鯉魚、草魚、鯽魚、刁子魚這些長江里最常見的魚，就被前來收購的魚販子一搶而光。
彼時，武漢生鮮市場上，賣的都是野生魚，”誰會吃家養的呀？“
江鰱，這種武漢的特產魚類，頭大體長，通體滑白，常被武漢人用紅燜烹制成餐桌上鮮美菜肴。但在關山生鮮市場，這種以往常見的淡水魚，幾十家的魚攤只有四五家還有一兩條擺放著。
相似的景象，同樣在長江下游的中國第一大淡水湖江西鄱陽湖延續。
39歲的詹北山，從小跟著父母在鄱陽湖上打魚，”生在湖上，以湖為生，以船為家“。對比幾十年來的捕魚情況，他估計近十幾年來，鄱陽湖的野生魚類資源，幾乎整體減少了6成左右。
通連長江的鄱陽湖是一個季節性變化巨大的吞吐型湖泊，洪水期和干枯期交替，極易受到長江影響。自三峽大壩開始蓄水之后，鄱陽湖的水位就明顯減低，2011年的大旱幾乎讓鄱陽湖變成了草原。
早在2008年，河海大學董增川教授在《三峽工程對鄱陽湖的影響與對策》一文中就寫道：”當長江流量減少時，會造成（鄱陽湖）保護區內水位不同程度降低，直接或間接影響鄱陽湖的植被、魚類和鳥類。“
在眾多急劇減少的魚類資源里，”長江三鮮“給詹北山留下的印象最為深刻。鰣魚、刀魚和河豚因為味道鮮美，被食客們贊為”長江三鮮“。但現在，刀魚的產量卻越來越少。
前幾年，在鄱陽湖，漁民一天還能捕幾斤刀魚。
每年清明節前，二三兩重的刀魚可以賣到上千元一斤的價格。但這種越來越少的長江淡水魚，價格曾一度被哄抬至每公斤5000元。
2012年4月2日，一條325克的長江刀魚王在張家港被拍賣至5.9萬元的天價。
詹北山說，從去年開始，鄱陽湖里連刀魚也沒有了，有時候幾天都見不到一條。
河豚則消失得更早一些，已有十幾年沒在他的漁網中出現了。而已被列為國家二級保護動物的鰣魚，則更是少見。詹北山說，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鰣魚的產量，還可以達到每年2000多噸。而現在，幾千元一斤的高價，也很難買到，幾乎絕跡。
”千斤臘子萬斤象，黃排大了不像樣“。長江上游的四川漁民，曾這樣形象地描述中華鱘、白鱘和胭脂魚。他們俗稱中華鱘為”臘子“，白鱘為”象鼻魚“，而胭脂魚則是”黃排“。這些往事，如今只能追憶。
說起這些，中壩島的漁民張彬如數家珍：”我小時候（1970年代），臘子多得很。就是現在這個時候最多，每天可以打幾條，幾角錢一斤。“
”以前還有象魚……“他神采飛奕地比劃著。
”你還記得最后一次見到象魚是哪一年？“記者問。
他望著江水半響，最后搖搖頭，尷尬地笑了。
”要是以后江里沒有魚了，你們怎么辦？“
一絲為難的神情在張彬臉上掠過。沉默了幾秒后，他低聲答道，”我們擔心的是賠償，征地的賠償。“（文中部分人名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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