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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作為具有獨立民事能力的國有企業，吉化公司該不該賠？因為自身工作的失誤，導致松花江發生水體污染，毫無疑問該賠。但如何賠償？作為一家有限責任公司，它即便把所有的家產都賠上，也難以堵住這個“大窟窿”。 不僅僅是吉化，在今年4月發生在川化的沱江污染事故中，四川省劉曉峰副省長曾表態稱，如果現在就讓川化集團垮掉，它也就喪失了賠償能力，集團公司和股份公司8000多名職工將面臨失業。此外，當地農民需要大量化肥，要通盤考慮。 在這些重大污染事故中，由于污染損害賠償數額往往比較巨大，可能遠遠超過企業本身的價值，如果受害者只能通過訴訟請求污染企業賠償損失，將很有可能得不到充分的、及時的賠償。 如此一來，我們面臨的其實是兩難的尷尬：不讓他賠償，肯定說不過去，讓他賠償吧，他又賠不起。因為，在社會化大生產的今天，若將環保責任完全交由生產廠商承擔，他們會難以得到足夠的經濟支持，事故受害者的權益也很難得到保障。因此，我們必須有一種合理的社會承擔機制：建立強制性的環保責任保險制度。 最近一兩年，我國一些大江大河邊的城市掀起了發展重化工業的熱潮。這些工業企業一旦突發環境污染事故，就會造成重大影響。對地方政府來說，“手心手背都是肉”：一方面維護群眾的利益要讓他們的損失得到賠償；一方面又不得不考慮政府的利益——企業因賠償而倒閉，帶來的就是財政稅收的減少，政府公共資金的降低，最終與當地群眾無益。 盡管國家已頒布了《水污染防治法》、《環境保護法》，但僅僅依靠現有的行政手段處理污染事故還遠遠不夠，必須在建立和完善與可持續發展相適應的制度上著力。而保險業作為社會穩定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分散風險以維護社會穩定，是保險業的最大功能。因此，我們不妨通過建立環境保險、環境基金等風險分散制度，利用商業保險的體制來分散風險，使得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的風險不僅僅由企業單獨承擔，保障對受害人給予及時、充分的賠償。 事實上，實施環保責任保險制度，對于政府和企業來說，并不需要一時很大的投入，它作為一種預防體系，通過整個社會平時的積累，匯集成保險公司、甚至再保險公司的“航空母艦”，在突發事件來臨時，發揮其依法賠償的主導作用，不但使企業規避了類似災難的風險，同時，通過保險公司市場化的日常監督，主動預防和堵塞安全漏洞，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災害的發生，真正杜絕損害賠償做不到位、環境監管不力的問題。這種做法可使政府省心，企業省錢，受損群眾得利，如此一舉數得，何樂而不為？ |
| 來源：《大眾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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