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原創農牧民影像登錄電視臺
來源：公益中國網 發布時間：2012-12-10
扎西桑俄氣喘吁吁地登上空氣稀薄的山巔，他身后的天空一片湛藍。同行的白玉寺僧人周杰用一根繩子拉住他，扎西桑俄爬到陡峭巖石的下面，觀察藏在崖洞里的高山兀鷲巢。扎西桑俄是青海省果洛州白玉寺的堪布（藏學博士），他參與了“鄉村之眼”影像計劃，拍攝紀錄片《我的高山兀鷲》。
12月3日起，包括《我的高山兀鷲》、《牛糞》、《索日家與雪豹》等十幾部由青海，云南，四川少數民族農牧民拍攝的紀錄片，將通過天津衛視系列紀錄片《望鄉》向全國播出。
當代中國的社會轉型和風貌變遷，無一例外地在中國廣袤鄉土之地得到了最為淋漓盡致的投射和映現，系列紀錄片《望鄉》以轉型中的中國鄉村為創作背景，紀錄并再現這一背景下，不同的歷史文化、宗教信仰、民風民俗所遭遇的變遷，以及一個個家庭和個人，自主選擇可持續發展道路和生產生活方式的動人故事。
生存和發展，是人類社會的永恒主題，《望鄉》的每一段故事，都是對這兩大主題的詮釋。人類社會發展至今，“故鄉”一詞已不僅是個物化的概念，她是人類的過往，也是人類的向往。對幸福的向往是人類共同的故鄉。
《望鄉》項目由天津電視臺國際頻道與中國本土的自然保護組織“北京山水自然保護中心”聯合制作，“山水自然保護中心”自2007年就開啟了“鄉村之眼——自然與文化影像保護項目”，在中國西南山地，為當地百姓提供攝像器材和技術指導，鼓勵他們拿起機器自己記錄身邊的生活，自主創作紀錄鄉村社區影像。在國內鄉土人文題材紀錄片的創作領域，“鄉村之眼”在人與自然和諧、建設新農村等諸多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借鑒“鄉村之眼”的理念，系列紀錄片《望鄉》在中國電視紀錄片領域獨樹一幟，開創了“人與自然關系草根化表達”的嘗試。《望鄉》中每一個鮮活的生命，既是故事的主角，也是記錄故事的視角。通過他們的影像，更多的電視觀眾不但可以傾聽來自鄉村社區的聲音，而且也可以感受到跨越地緣的鄉土文化血緣。
當《望鄉》中，一個個鄉村影像的創作者站在眼前，觀眾不難看到，在中國越來越多的城鎮、鄉村，人們正以開闊的胸襟、開放的視野、積極的心態、樂觀的思考和愈發豐富的精神文化追求，自信地走向鄉土、走向未來、走向人類精神的共同家園。
故鄉即未來，讓我們一起用鄉村之眼，望故鄉山水，2012年12月3日起，每周一到五18點18分，《望鄉》中，有我們共同的家園。
附件：有關一些紀錄片細節的文字：
高山兀鷲的命運
“四年前我在懸崖上找到十個高山兀鷲的窩，里面都有蛋。今年只有四個窩里有”。穿紅色僧袍，戴茶色眼鏡的扎西桑俄憂心忡忡：因為食物緊缺，餓肚子的高山兀鷲已自行“計劃生育”。
紀錄片《我的高山兀鷲》由白玉寺喇嘛扎西桑俄和周杰拍攝。高山兀鷲是一種只吃死尸，不捕殺活物的大型鳥類。近幾年它們正面臨嚴峻的食物危機。
過去草原上的牛羊因病餓凍而死，牧民們都不會收回，成為高山兀鷲的食物。但近年在經濟利益驅動下，商人開始收購死牛羊肉。據說這些死肉被內地商人運到四川等地，制成牦牛干等出售。
扎西桑俄每天觀察高山兀鷲的覓食情況，“它們每天飛出去很遠，四五個小時才回來。以前肚子鼓鼓地回來喂小兀鷲，現在回來肚子都是癟的，只能喂小鳥一點口水。”
扎西桑俄是青海久治縣白玉鄉當地著名的“觀鳥喇嘛”。他從13歲起觀察鳥類，并熱衷于鳥類繪畫。2007年扎西桑俄發起創辦“年保玉則生態環境保護協會”，發動白玉人保護自己當地的生態環境。
“年保玉則”是白玉鄉附近最著名的一座神山，巴彥喀拉山脈的最高峰，海拔5389米，（這里應該加上山脈的某個方向？）擁有青海最大的森林，也是重要的水源地。用扎西桑俄的話說，這座山出的水，“前面的水都流到長江，后面的水都流到黃河。”
“家鄉的環境和傳統文化正在發生著悄無聲息的變化”，扎西桑俄對變化非常敏感。他小時候從來沒人在年保玉則神山下的圣湖里洗東西，也沒人在湖邊的森林砍樹。但現在，水里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白色垃圾，樹木被砍伐，野生動物被獵捕，年輕人開始覺得傳統的東西，包括宗教信仰都是陳舊的。
2004年扎西請長年在山下放牛的老王，監測雪山和冰川融化的情況。老王在放牛時用相機拍攝了大量的照片，證明過去終年積雪的雪山正在加速萎縮，雪線不斷上升。
老王說，“很少有人為此擔心，但爬過雪山的人，能看到很多湖泊都干了。”“以后沒有雪山和冰川，就沒有河流，沒有人了。用自來水的人當然不怕。”
這與科學家的觀測是一致的。中國地質調查局青藏高原生態地質環境最新監測顯示，近30年來青藏高原冰川年均減少131．4平方公里，近年來有加速消減趨勢。珠峰不到海拔6300米以上，基本上已見不到常年積雪。截至2010年底，青藏高原現有濕地總面積88715．5平方公里，減少8731．6平方公里。
雪山消融、草場退化、湖泊萎縮、荒漠出現，令科學家感到擔憂的是，如果不盡快采取保護生態環境的措施，青藏高原將成為未來的“地球沙塵源”。
對扎西桑俄來說，他要做的是在家鄉培養一批具有紀錄片制作技術的人，將這些身邊正在發生的變化盡快紀錄下來。“先不說能不能保護，要先記錄下來，讓更多的人來看”。
鄉村之眼的紀錄
此前，專門針對西部鄉村進行的“鄉村之眼”紀錄片培訓計劃已經進行了三次，培訓了包括青海湖牧民和云南西部山區的村民，拍出《兄弟》等幾十部紀錄片。“鄉村之眼”的做法，是讓當地人學會基本的紀錄片拍攝技術，用鏡頭紀錄身邊的變化。
到白玉前，山水鄉村之眼項目負責人呂賓是以幫扎西忙的心態過去的，以為就是幾個朋友想學拍攝技術。去了他才發現完全不是，這是一群對自己家鄉的變化有深切感受的人，很強烈地想拍東西紀錄。
“這完全是一次當地人主辦的培訓，他們自己要做這個事情，并主動決定拍什么。”扎西桑俄是發起人，他確定這次培訓的主題為“記錄家鄉的環境與文化”。12名參加培訓者，是普通的牧民、喇嘛和農民，分別來自年保玉則神山的北部、南部的和西部地區。
呂賓回憶第一次見到這些藏民，他們七嘴八舌，熱情地想紀錄家鄉，手里拿的卻是通過各種途徑借來的大小不一，極為便宜的攝像器材。有的甚至只有刮胡刀那么大，成像效果很受局限。深受感動的呂賓當即決心通過朋友的關系，給這些牧民提供一批優質的攝像器材，好在匯豐銀行此時對活動經費和設備給予了資助。
新手容易把攝像機當作自己的眼睛，看到哪里拍到哪里。呂賓用一個老生常談的故事給藏民們講述分鏡頭的概念：“從前有座山”，這是遠景；鏡頭拉近，“山上有座廟”，這是中景；再拉近，“廟里有個老和尚”，是近景；“老和尚給小和尚講故事”，那就是特寫了。通過這樣生動的表述，四幅簡單的畫面就讓藏民們很快理解了不同鏡頭的涵義。
在簡單講述攝像的常識之后，一個重要的培訓內容是如何拍攝固定鏡頭。呂賓將學員分成鼠兔、狐貍、棕熊、牦牛四個小組，規定誰搖晃了鏡頭就罰五塊錢給大家買飲料。第一天大家外出練習，拍攝街道、牧戶和寺院。回來后學員們的片子接二連三被揪出忍不住搖晃的鏡頭，大家哈哈笑著湊出四十塊錢罰款。到了第二天則只有兩個被罰。
接下來是學習運動鏡頭，如何推拉，搖移。借鑒也是一個重要的學習手段。呂賓讓學員看電影《喜馬拉雅》等片子。
最精彩的部分出現在后面三天的討論會上。每個人說自己想拍什么，幾乎所有學員都在談同一個問題：想拍紀錄片，是因為我們熟悉的生活快要消失了。“要拍什么，完全是他們自己來確定。他們想表達什么，想說什么問題，是自發的。”
從印度求學回來的更登拉吉，最想拍的是故鄉的黑帳篷。藏族游牧使用的傳統黑帳篷由牦牛毛織成，造黑帳篷每一步工藝都有說法，內部構造也很有講究。而現在已經被更方便的帆布白帳篷所取代，20歲以下的年輕人已不知道黑帳篷各部分的名字。
隨著黑帳篷一同遠去的，是那些離開高山帳篷搬進城鎮房子里的牧民。更登曾走訪過一些山村，已經搬空，“牧民不會說假話，搬到城里來就變了。瑪多縣一家人搬到城里，牦牛賣了，過得一點不開心。看見牦牛，老人就哭。抱著母牛哭。”
唯一的女學員南木措說，她想拍年保玉則的垃圾。草原的垃圾問題正在變得日益嚴重。藏民有向圣湖中投寶瓶的風俗，過去是瓷瓶，現在塑料瓶很便宜，投得更多，湖里的寶瓶每年撈出來要裝幾輛車。過去經幡用布料，現在全是化纖產品，在草地上形成無法降解的污染，造成土地板結。過去藏區的傳統生活很少產生垃圾，食物、骨頭吃完往草原一扔，兩三年就化了，變成肥料。而現在草原上全是塑料垃圾。
白玉寺的堪布土登尼瑪準備拍修經堂的過程。他正在設計和準備修一個經堂，“以前修經堂用的全是藏地材料，石頭和木頭。現在一半用水泥，以后可能全部變成水泥和鋼筋。現在正是變化的時期，一半漢族一半藏族，一半傳統一半現代，要把每個步驟拍下來”。
呂賓說，這樣的討論幾乎每天都從早上九點開始，到晚上十一二點大家還在熱鬧地你一言我一語，興奮異常，常常到夜里一兩點才睡。
培訓的第一天，扎西桑俄在開場白里提到了信仰與自然的關系。他說了一個詞“松芭喇納唐吉嘎”，是藏語“所有生命都希望鮮活地活著”的意思。
保護自然是為了人類，只保護對人類有用的生命嗎？扎西很不認同。他說，在藏傳佛教的觀點里，所有生命不分大小都是平等的。在青海牧區有“施蟲”的習俗。每月的初一和十五，虔誠的佛教徒都會去山上給蟲子們喂青稞面。
藏族還有一句傳統的諺語“人悲傷的話是一年的事，鳥類痛苦的話一生都會痛苦的。”“對于大自然來說，生命都是一樣的，都有感情。”
作為長期在中國西部鄉村從事環保的機構，山水自然保護中心的研究者很早就發現，中國西部傳統的生活方式、風俗信仰，對自然生態其實是很好的保護。
比如藏民的游牧制度，保證了草原不會被過度放牧和耗竭。藏民對神山和圣湖的傳統信仰，則使藏區的水源地和森林都得到很好的涵養。同仁堂的一棵蟲草賣到120元，但藏民不會隨便去挖神山上的蟲草，因為有敬畏心。
山水自然保護中心的耿棟說，近年的西部開發給當地環境帶去難以預計的影響：外來者涌入草原開礦，大片草場被破壞，河床因為淘金者而干涸，野生動物遭到捕獵，蟲草等珍稀動植物被過度采掘。城鎮化則使牧民失去了傳統的文化和生活。“我們往往過于強調我們的文化正確，忽略了生活在這里的人才真正了解當地。他們對草地的傳統知識才是跟當地的自然生態最為和諧的”。
“我們特別想把這里的案例和故事，講給東部城市里的人，尤其是政策的制定者聽。讓他們知道，中國西部的發展，不應該簡單搬用東部的模式。”呂賓說。
本鄉人的優勢
冬季，正是高原最寒冷的時候。“鄉村之眼”的一隊人馬從成都出發，來到白玉進行回訪。這次他們要對學員前一段的拍攝成果提建議和指導。
用呂賓的話說，幾個月后的回訪，就是經歷“一次從理想主義到殘酷現實的跌落”。首先是學員因為各種原因，很多計劃沒有拍出來。比如黑帳篷的計劃因為更登生病沒能完成；白玉寺院的堪布圖登尼瑪在找寺院經堂建筑的拍攝思路時才發現，自己不該是拍攝者，而是講述的主角，因為整個寺院建設的設計圖都在他的腦袋里。
洛朱拍攝的《鞍子》被發現問題。他拍的是青海果洛地區已經逐漸消失的造牛馬鞍的手藝。呂賓在看洛朱拍的素材時發現，那位造鞍子的老人嘴巴怪怪的，似乎在控制什么。
“原來洛朱看了電視里的紀錄片，建立了一種觀念，認為拍工藝過程的時候不能說話”，恰好這位藏族老人是一個很喜歡講話，愛講故事的人。洛朱要求老人拍的時候不要說話，讓老人憋得很難受。
呂賓大笑著告訴洛朱，你和電視臺的人不一樣，電視臺的攝像師對老人來講是陌生人。你跟老人是熟人，他愿意跟你講話，這是那些專業攝像師想求也求不來的優勢啊。“從這個角度講，外來的攝影師拍紀錄片，有些障礙是過不去的。本地人拍的東西，會更鮮活真實。”
洛朱恍然大悟，回去重新拍了一遍。這一次拍出來的老人愉快地嘮叨著，態度松弛，紀錄片的主題也變成了一個老人的經歷和馬鞍工藝變遷的故事，血肉豐滿了許多。
在扎西桑俄拍攝的《大自然的恩賜》里面也有相似的畫面，老人們自然地侃侃而談，如聊家常。一對接受扎西“采訪”的藏族母女，說到當年打旱獺的往事時，完全自己聊起來，笑成一團。她們并沒有將扎西和他的攝像機當成“外人”。
“有時他們也會受到一些看到的MTV之類節目的影響，去模仿某一種畫面表現，要糾正很費勁。”呂賓說，必須注意讓學員們看不同風格的東西，而且不讓那些陳腐的觀念影響。但總體而言，這些鄉村作者觀念里的框框要比專業紀錄片作者少得多，自由得多。
呂賓自己也會被學員教育。在給老王指導他拍攝的《酥油》時，老王說寺院用酥油很有講究，但不知怎么表現。呂賓就按自己的經驗提了個建議，讓他老婆去寺院供奉酥油的時候問一下喇嘛，然后把問的過程拍下來。結果老王覺得這個方法不行，因為藏族婦女到她老婆那個年紀，如果還不知道酥油的用法去問會讓人覺得很傻，拍下來的感覺也會怪怪的。
“我也被教育了：拍攝經驗代替不了生活體驗。它提醒我，對我們這些所謂專業的人來說，你再專業卻也同樣帶有外來者的視角，很難準確捕捉當地人的思想和行為變化。”
呂賓請來了云南大學影視人類學實驗室的李昕老師給學員們做了一次培訓，教如何剪輯片子。五天時間，兩天學技巧，三天進行討論和剪輯。
在剪輯培訓時，大家會公開討論，對拍好的素材直言不諱地指出問題。朱加拍的《索日家和雪豹》被認為存在一定缺陷，可能拍的時間不夠，還沒有跟索日家建立熟悉的關系，沒能進到這家牧民家里去拍。“這與朱加的性格也有關系，他特別喜歡野外，長期做雪豹保護的監測，對人的生活細節關注的不多。”
“每次進培訓班都有收不住的感覺”，剪輯培訓期間，從早9點到夜里11、12點，學員們都很興奮，不停地討論，甚至不吃不喝不睡，在電腦前神情專注地剪輯一夜又一夜。以至于“鄉村之眼”們全都熬成了“鄉村紅眼”。在云之南紀錄影像展舉行的首映式海報上，學員們特別把鄉村之眼的那只眼睛涂成了紅顏色，扎西桑俄舉著一瓶眼藥水笑瞇瞇的說，“這個我們人手一瓶，這是參加鄉村之眼的必備品”。
蘭則是學員里最投入，最認真的一個。他的作品《牛糞》拍了兩個多月，拍攝時剛好是冬天，因為跟牛糞相關的細節很多在冬天發生。蘭則拍完二、三十個小時的素材后，讓自己的喇嘛弟弟看了兩遍，看到弟弟不想看為止。他又拿給扎西看，扎西當時很忙，一邊忙一邊瞄一眼，結果被蘭則發現了，很生氣地拿起機子就走了。剪輯片子時，蘭則戴著耳機，一個姿勢一整天不動。
呂賓回訪時看到《牛糞》有些鏡頭特別牛，素材很震撼。但他也給蘭則指出了問題，在拍藏族小孩騎著牛糞做的玩具滑冰時，看不到孩子開心的細節。“下一次你試著從不同角度拍細節。比如臉是怎樣，手是怎樣的。”蘭則重拍后，效果好了許多。“他特別投入，是一個內心很豐富的人，很多東西想得很深。”
牛糞的用途
2011年3月22日，“年保玉則鄉村之眼”系列紀錄片的首映式在云南大學舉行。蘭則拍的《牛糞》是這次巡回展上最閃亮的明星。因為有很多紀錄片愛好者和專業攝像師到場，這個片子被問得最多的一個問題是“《牛糞》的作者真的是第一次拍紀錄片嗎？”
開片的氣勢即抓住許多觀眾的心：遠望密密的牛群在山下，被踩起的騰騰灰塵煙霧籠罩。好像某個美國西部大片的開頭。剪輯培訓老師李昕甚至將其譽為“藏族版的《北方的納努克》”。后者是1922年由享有“紀錄片之父”聲譽的美國紀錄片導演羅伯特•弗拉哈迪拍攝的講述北極愛斯基摩人生活的紀錄片，堪稱人類學紀錄片的開山之作，而神奇的是蘭則平時就是放牧，不看電影也不看電視。
在青藏高原，一堆牛糞對一個普通牧民家庭來說，究竟有多少種用途？蘭則拍攝的紀錄片《牛糞》刷新了很多人的想象。
片中展示了大量有趣的細節：在蘭則的鏡頭里，牛糞像變戲法一樣，和泥土、水合到一起，就可以用來砌墻、做羊圈，砌狗窩，甚至做儲藏鮮肉的“冰箱”。牛糞還可以做冬季栓牛的地樁，做牛馬的眼藥和藏民小孩的玩具。
故事講述手法細膩，作者不做任何解說，只是拍下藏民們忙碌的動作細節，他們究竟是在做什么東西？很多謎底到片尾才一一揭開。
“牛糞這個詞在藏語中是沒有任何臟的含義的。”呂賓說。片中藏族小孩與母親的一段對話頗為意味深長。孩子說，媽媽，牛糞真臟啊。母親說，不能這么說。“牦牛不喝臟水，也不吃臟草。對于沒有上齒的牦牛來說，牛糞是沒有臟的概念的。沒有牛糞，我們藏族人在高原上就無法生存。”
這部片子在北大放映時，正逢“三江源論壇”在北大召開，一些與會的藏民代表看了《牛糞》的一些場景，有的藏民都快流淚了。很多情景他們是小時候見過，現在都快消失了。“這個片子已經超越了紀錄當下，幾乎在書寫歷史。”
在呂賓看來，《牛糞》無論從主題內容、影像表現、還是片子的剪輯，都達到相當高的水平。“新手沒有關系，紀錄片的關鍵不在于技術，而是拍攝者對于拍攝對象的理解程度”，呂賓說。蘭則曾經在白玉寺做喇嘛，原來是扎西的學生，對藏族的知識系統有很深的學習，后來又還俗做牧民，熟悉牧民的生活經驗。
山水自然保護中心氣候變化項目負責人楊方義說，根據溫室氣體的研究觀點，傳統經濟生活中畜牧業是排放二氧化碳最多的。但在看了《牛糞》之后，他獲得了新的啟發，“在傳統藏民的生活方式中，牛糞已經被多次利用，充分消解了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完全是一個良性循環。”
然而，這樣與牛糞密不可分的傳統牧民生活正在消失，朝著東西部同一個模子的城鎮化生活變化。蘭則在片子的簡介里寫道：“我們離沒有牛糞的生活越來越近，沒有牛糞的日子也是我們自我遺失的日子，是給我們生活帶來災難的日子，也是我們與大自然為敵的日子。”
也有問題存在。蘭則的《牛糞》在北京電影學院放映后，有學生提出是否有一些“擺拍”或重演的痕跡。比如片中的孩子去問奶奶很多關于牛糞的問題，“平時孩子會這樣問嗎？”
呂賓說，《北方的納努克》也曾經遭到類似的質疑。在《牛糞》中，小孩問奶奶的問題，很多確實是蘭則先問小孩，小孩再去問奶奶。另外，當地的孩子其實已經不再玩那種牛糞做的滑冰玩具，它屬于蘭則這一代兒時的玩具。所以片中是由蘭則的弟弟教一群小孩做，教他們玩。但為了紀錄某種曾經的狀態，這樣的拍攝似乎又是不能完全避免的。“我知道蘭則還不斷在剪輯，可能會有第三個版本出來。”
再認識身邊事物的過程
堅持讓藏民自己來拍攝紀錄片，這與山水自然保護中心“發掘民間保護力量”的理念相關。而這一理念，又來自中心的創辦者，北京大學女生物學家呂植的親身經歷。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剛滿20歲的呂植跟隨北京大學潘文石教授在陜西秦嶺深山中進行野外大熊貓的科學觀測研究。一次，一只懷孕的毛冠鹿誤闖進村里，村民們興奮地追趕，直到母鹿體力不支，口吐白沫倒在地上。正當呂植猶豫著要不要上前勸阻時，淳樸的村民由衷地對她說，你真有福氣，一來就有肉吃。
“這件事對我的震動很大，保護自然，離不開當地百姓的支持。如果無法讓百姓受益，保護是缺乏說服力的。”呂植的這一理念貫穿在山水自然保護中心的環保工作中。與當地百姓進行協議保護，實現生態公平，是中心的主要工作方式。
張揚是北京電影學院的研究生，也是這次北京高校聯盟放映年保玉則紀錄片的組織者。在她看來，牧民們拍的片子是對現實生活狀況的真實呈現，完全沒有口號式的宣傳或強烈召喚環保。“看起來很自然”。“拍攝也是讓他們再認識身邊事物的一個過程，”張楊說，看這些紀錄片，有時她幾乎能感到作者在拍的過程中自己也很驚嘆。
《大自然的恩賜》是扎西桑俄的作品。講述了1961年大饑荒時他的家鄉青海久治白玉地區大自然幫助人們度過難關的神奇故事。從小扎西桑俄就聽老人講過，在最饑餓的那幾年白玉可以吃的植物、動物都出現大規模的繁盛，而此后再未有過那樣的情況發生。呂賓將這部作品視為一個新的跡象：鄉村的人有書寫自己歷史的想法，而不僅僅是紀錄當下。
“如今關于大自然賜予我們人類恩情的故事連我們本民族的年青一代也難以相信，對大自然的信任、敬畏、保護等意識也逐漸消失。為了證實這些故事的真實存在我才做這部紀錄片。”
扎西桑俄采訪了許多經歷過饑荒的老人，請他們回憶當年目睹的神奇情形：滿山遍野長滿盤子那么大的野蘑菇，冬天的草原上到處可以挖到人參果，沼澤里長出許多可以吃的食物，草原地鼠輕易可以捉到，大量的魚莫名其妙地死在河灘上，還有野鹿撞死在牧民家門口，三頭奶牛就能擠滿一桶奶（今天20頭奶牛也不一定做到）。
牧民們因此而得救。老人們一迭連聲地說，饑荒過后再也沒有見過那樣繁盛的蘑菇、人參果和那些奇怪的情形。一定是佛祖和大自然的恩賜。“是我們自己心懷慈悲和尊重，自始至終保護自然的結果。因為我們藏民，一棵草都不會輕易傷害。”
一位受訪的老人憂心忡忡于年輕人不再有保護自然的傳統觀念，“如果再來一次饑荒，不會再有那樣好的自然條件來幫人們度過難關了。”
朱加拍攝的《索日家和雪豹》則提出一個問題，如何解決人獸之間的利益沖突？本來雪豹與藏民生活在不同海拔區域，相互沒有影響。但這些年因為野生巖羊被獵殺殆盡，雪豹失去食物；加上雪山融化雪線上升，牧民家越搬越高，人與雪豹之間的沖突也越來越激烈。
朱加拍攝的本意是為雪豹說話，但在看到索日家的羊一個冬天就被雪豹吃掉40多只之后，他也感到了矛盾和糾結，“有時也不得不站在索熱和他們家羊群的一邊。我只能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有這樣一個故事”。他的紀錄片引發對人獸沖突和生態補償問題的思考。
作為“鄉村之眼”的長期顧問，云南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郭凈是中國第一個提出“把攝像機交給村民”概念的人。2000年，由福特基金會資助，郭凈最早在云南迪慶幫助三個村子的藏族村民拍攝有關自己文化的紀錄片。他創立的白瑪山地文化研究中心以推動村民自拍的“社區影像”（community vidio）工作為核心。這一理念逐漸被推廣，此后又出現了吳文光的“村民影像計劃”和山水自然保護中心的“鄉村之眼”等行動。
郭凈認為，生活越是被憑空制造的視覺符號所充斥，人們越渴望與自然、他人真實地交流。因此，“紀錄片的存在不僅與影像對于這個時代的價值有關，它還為人們保留著一條與現實世界溝通的渠道，能夠引導我們回歸我們必須落腳的土地。”
《我的高山兀鷲》片頭那串沉默的文字，或許正能表達扎西桑俄和同伴們對紀錄片的冀盼：“這是我們一直想說的故事：離開故鄉的祖母屋還能不能回來？高山兀鷲是不是真的要滅亡？雪域高原的人民如何看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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