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泡餐具被禁14年歸來
2013年06月07日 來源： 中國財富雜志
它的全稱是“一次性發泡塑料餐具”，成分為聚苯乙烯。在過去長達14年的被禁年月里，它有時候被煞有介事地印上“可降解”字樣，大多數時候則非常低調地進入各大餐館。現在，它以勝利者的姿態回歸，撩撥起口水無數。
4月19日，針對國家發改委新近出臺的《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2011年本）》中，將“一次性發泡餐具”悄悄從淘汰目錄中刪除一事，北京環保組織“自然之友”緊急組織了一場懇談會，希望解禁方與主張嚴禁方能有一次正面溝通。
“禁了14年也沒禁掉，說明市場還是有需求，有生命力；此外，白色污染問題是管理問題，不是生產工藝本身問題。”未等懇談會正式開始，支持解禁的專家楊惠娣與反派專家董金獅就已短兵相接。
這樣的論戰，主禁方與反禁方至少激辯了14年。
發泡餐具，14年禁而未死一次性發泡餐具（以下簡稱“發泡餐具”），主要指一次性發泡餐盒，絕大多數中國人都不陌生。那種白白的、輕輕飄飄的塑料餐盒，多年前曾在國內城市的大街小巷隨處可見。
據中國塑料餐具聯合會辦公室主任李沛生介紹，發泡餐盒在國內的出現，最早可追溯至1986年。當時他還在國務院食品包裝改進辦公室工作，是他一手從國外引進的第一條生產線。而這一年，出生于陜西大荔縣農村的董金獅，剛從西北大學化學系畢業。
發泡餐盒引入國內后，馬上在鐵路上得到普遍使用。這種利用從石油中提取的苯乙烯為原料，經聚合而成的塑料餐盒，在生產過程中，由于添加了發泡劑，其質量變得更輕，面積也相對撐得更大，更利于盛放飯菜。但它同時有個致命弱點，就是無法自然降解。
到上世紀90年代初，鐵路沿線觸目驚心的白色污染引起相關部門重視。董金獅1989年從中科院環境化學專業碩士畢業后，來到原鐵道部下屬一處研究所上班，他所接觸到的第一個課題：就是如何根治白色污染。從此，他跟發泡餐盒較上了勁。發動同事沿鐵路線步行拾荒、尋找可替代性餐盒產品……
1997年6月，北京市環保局和工商局聯合下文，明確由北京凱發環保技術咨詢中心負責北京市發泡餐飲具的回收。隨后，國家環保總局也下發了治理白色污染的相關文件。1999年1月，原國家經貿委發布6號令，要求在2000年底前，在全國范圍淘汰發泡餐具。其后，國家相關部委和北京、天津等城市，也均相繼對發泡餐具祭出禁令。
直到2005年，在國家發改委發布的《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2005年本）》中，發泡塑料餐具還仍被列入淘汰類產品，并規定禁止投資、進口、生產、銷售和使用。
但蹊蹺的是，盡管國家相關各部委對發泡餐具非法生產反復打擊，但它們似乎從來就沒有徹底消失過。唯有上海一處，對發泡餐具實施“三分錢工程”，即允許其生產、銷售、使用，但前提是廠家每生產一個發泡餐盒，必須提出三分錢，用于補貼這種不可降解白色污染的回收利用。到2009年時，上海發泡餐盒回收也陷入了半停頓狀態。
而2005年，時任中國環境科學學會包裝分會常務副會長的劉沛生，用三個月時間在全國10省市進行調研，發現市場上存在的發泡餐具總量，仍還占到70%左右。
“反復清理打擊，發泡餐具仍在市場上存在，就說明這個產品有需求，有生命力，不應該簡單禁掉。”4月19日，主張解禁的中國塑料加工工業協會（以下簡稱中塑協）塑料技術協作委員會秘書長楊惠娣振振有辭。
而反方清華大學一位教授當場反擊：“我們國內的發泡餐具價格低，有市場競爭力，是因為消費者買到了不合格產品，如果均要求是生產食品級合格發泡塑料餐具，哪里還有什么低價優勢？”“吸毒也是一種少數人的需求，難道因為有社會需求就解禁？”
公關暗戰與環保阻擊“公開論戰，從來都是各說各話，誰也無法完全說服對方，而背后的公關暗戰，這么些年從來就未曾停止過。”一位熟悉內情的專家透露。
畢竟這一禁令背后，涉及到全國塑料行業中的一個產業規模不小的分支行業。
據現國際食品包裝協會負責人董金獅統計，盡管對發泡餐具行當打擊多年，目前全國范圍內，仍有110多家企業在生產，主要分布在廣東（36—37家）、華東（江蘇、浙江25家）、福建（7—8家）、江西（6—7家）等地。這些廠家所涉及的總資產達50多個億。
“其中不少廠家是中塑協下屬的會員單位，一旦該產品禁止生產，不僅廠家利益受損，中塑協自身也會受損。”董金獅認為，這也是中塑協力推發泡餐具解禁的深層原因所在。
就在全國嚴打泡沫餐具時，2010年8月底，中國產學研合作促進會與中塑協在京聯合召開發布會，公開聲稱“發泡塑料餐盒是典型的綠色產品”，并透露“國家發改委已在《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征求意見稿中，將原先被列入淘汰類落后產品的發泡塑料餐盒取消（禁令）”。“如果這份征求意見稿能夠通過，就意味著發泡餐盒將可以正大光明地重返市場。”中塑協相關人士稱。
北京環保組織迅速組織阻擊。2010年9月，北京環友科學技術研究中心、自然之友、達爾問自然求知社、北京地球村等14家環保組織發出聯合公開信，反對“解禁發泡餐具”。解禁一事一度被官方擱置。
關注白色垃圾的人們很快注意到，2011年3月國家發改委公布的《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2011年本）》中，雖然仍將塑料發泡餐具列入了淘汰類落后產品，但兩個月后國家發改委官網上發布的一則解讀消息則稱：“我國針對發泡餐具的生產、銷售、回收、中轉、運輸與處置利用的管理和機制還沒有建立起來，因此，在保護環境和加強回收再利用原則下，制定發泡餐具的準入條件……將擇機對發泡餐具解禁”。
“這個‘擇機’的表述，相當于為日后解禁埋下了伏筆。”董金獅一針見血。
2012年1月，來自廣州、深圳等地的10家具有一定規模的發泡餐具生產企業，臨時以“廣東省一次性發泡塑料餐具企業聯合體”的身份，與北京君澤君（深圳）律師事務所簽訂一項奇特的《專項法律服務協議書》。
該協議書以合同方式約定：甲方廣東省發泡塑料餐具企業聯合體委托乙方與相關政府部門及市場監督部門進行協調，以取得政府部門行業政策解禁前的臨時性許可，并加快推進行業政策解禁，及時推動國家發改委正式將發泡塑料餐具從國家《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淘汰類中刪除。合同雙方約定前期各家企業先付5萬，事成后再各付40萬元。
“這樣赤裸裸的政策公關，非常罕見。”一知情者稱，今年初國家發改委宣布解禁發泡餐具后，該律所前往深圳收取余下350萬元款項，被10家生產商集體拒絕。“他們反問：拿什么證明政府解禁，是你們努力的結果呢？”
消費者該相信誰？
14年嚴禁轟轟烈烈，政府部門花巨資多年持續打擊，如今解禁卻輕飄飄一紙抹去。“國家政策這樣朝令夕改，國家的權威、公信力在哪里？消費者又究竟該聽誰的呢？”董金獅憤憤不平地說。
“當我看到電視上說發泡餐盒解禁了，第一感覺就是死灰復燃，還有些不可理喻。”在今年4月份關于發泡餐具解禁懇談會上，北京市民陳鴻儒提出三個擔憂：一是擔心解禁后，那些不規范生產的小作坊又回來了；二是擔心解禁了，有無有效的監測標準和監管部門；三是不清楚（發泡餐盒）究竟有毒無毒。
對陳鴻儒的疑問，楊惠娣首先解釋：就制作原材料聚乙烯樹脂而言，它的分子結構里沒有氯，不可能產生二噁英，人們擔心的多半是發泡餐具在遇熱時析出的低分子殘留單體，對人體有毒，“但聚苯乙烯發生完全化學裂解的溫度，需要200多攝氏度，一般發泡餐盒不會用在這樣高溫環境中，因此是安全的”。
“聚苯乙烯是單體合成，就仿佛小朋友們一個一個手牽手，但萬一有一兩個調皮的沒進入聚合體，就成為殘留單體。”楊惠娣打了個比方。
董金獅隨即補充：如果用合格的聚苯乙烯生產發泡餐盒，質量不會有毒，但我國幾乎80%的生產塑料發泡餐具廠家，都摻入了廢舊塑料生產，其產品質量隱患相當嚴重。“還有消費者使用不當，比如將其盛熱油熱菜，或放入微波爐使用，都會導致有毒有害的低分子析出。”董稱。
在長達10多年的“倒盒”行動中，董金獅所在的國際食品包裝協會除在全國范圍內多次舉報違法生產泡沫餐具企業外，還經常與媒體人員一起調查國內廢舊塑料的去向。據該協會調查，全國100多家生產泡沫餐具企業中，用合格聚苯乙烯生產泡沫餐盒的企業，不到1/10，絕大多數企業在摻廢舊料生產泡沫餐盒。
“有的是洋垃圾重新造粒回收的，有的是工廠邊角料回收產生的，這些廢舊料的加入，使企業生產成本下降，但安全風險卻大為增加。”今年4月下旬，董金獅和他的同事曾將四份聚乙烯樹脂原料送到位于天津的國家包裝產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檢測。這四份原料中，只有一份純料，其余三份均是摻有不同程度廢舊塑料回收后產生的回收料。
結果，四份檢測結果發現：依據國家相關標準，除感官指標有差異外，其余干燥失重、苯乙烯、揮發物等5項檢測指標，居然都合格。“也就是說，現有標準檢測不出來廢料摻入。”董認為，這也正是國內大多數廠家肆無忌憚摻廢料的根源所在。
此外，由于用廢舊料生產的泡沫餐具，顏色會比較暗，于是一些廠家又開始通過添加熒光劑，使餐盒變得白凈。“還有生產過程中，必須添加的發泡劑，是一種特別容易引發火災的物質。”董稱。
而被國內環保組織一再詬病的白色污染現狀，至今也未出現根本性變化。“回收一個礦泉水瓶，相當于撿200個泡沫餐盒，這么低廉的回收價值，所以拾荒也好，回收系統也好，幾乎無人問津泡沫餐盒。”這也導致在全國最早搞泡沫餐盒回收的北京，10年前就已偃旗息鼓。
自然之友前總干事李波，曾在家做了一個為期三個月的實驗：將各種廢舊物質分開回收，其中也包括泡沫餐盒。結果在處理回收廢品時，小區收廢品的小伙子就是不要發泡餐盒，“嫌占位置大，不掙錢”。
“如今既沒有市場準入制度，也沒有切實有效的監測制度與監測指標，同時當初導致環境污染的回收系統建立也遙遙無期，解禁泡沫餐具，實無必要。”董金獅對新政表示不解。
市場冷對發泡餐盒回歸解禁之后，去掉了封條的泡沫餐盒也僵在了市場之中。
今年3月1日至3月8日，國際食品包裝協會聯合北京市餐飲協會一起針對一次性餐盒進行調查。“北京餐飲場所所用的透明聚丙烯餐盒占到六成左右。”董分析，在此之前因價廉而泛濫的白色垃圾，現在已不受一般餐飲場所和消費者所歡迎了，“只有街邊夜市才偶爾看到一些泡沫餐盒”。
另外，與中塑協所預想不一樣的是：5月1日國家對泡沫餐具解禁之后，生產企業似乎并沒有喜上眉梢，反而更加低調與躲藏了。廣東省一家生產塑料泡沫餐具的廠家，趕緊更換了公司名稱。“有的企業，甚至想到了搬遷廠址。”相關知情人士透露，這些企業的怪異行為，一是因為“委托公關政策案”曝光后，它們的公司名字被公開報道，對產品銷售帶來麻煩，還因為當地政府相關法規并沒有宣布解禁，這讓它們違規生產的壓力驟增。
“國家發改委新修訂頒布的《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是行業指導性文件，而10多年嚴禁泡沫餐盒過程中，國內絕大多數地方都出臺了禁止生產泡沫餐具的相關地方法規，在地方法規未宣布取締之前，生產企業的生產銷售仍屬違法。”北京一名環境公益律師認為，這種“似解未解”的政策現狀，讓塑料泡沫餐具行業的未來走向，變得更加不明朗起來，“沒準過幾年又取締解禁令，也難說。”
“關于泡沫餐盒，我們禁了想放，放了又或許重禁，政策顛來倒去，可至今連個產品標準都沒有。”中國工程院教授冀星認為，國家之所以在塑料泡沫餐具政策上如此反復，是因為至今也沒能找到一種接近完美的替代品。
“泡沫餐盒禁與不禁，涉及生產廠家、監管問題以及公民環保責任等諸多利益相關方，未來希望政策無論是否變化，都能真正將社會意見廣泛吸納進去。”冀星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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