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瀕危物種 不到最后不罷休
來源：中國科學報 發布時間：2014-01-17
一些人認為，人類只要不干涉動物的行為，不做侵害它們的事情就是在保護它們。但是，更多人呼吁，保護動物需要人類的主動干預，也就是說，人類需要給予動物直接的幫助。對于瀕危物種，人類要不要伸出援助之手？
■中國科學報見習記者 趙廣立
近日來，“昔日‘虎女’異國官司再爆華南虎捐款使用內幕”的消息又一次將全莉拯救華南虎的項目推向質疑的漩渦。該項目自運作之始直至今日都是毀譽參半，質疑者除了擔心華南虎遠赴南非后能否重新回歸中國之外，對該項目能否獲得穩定資金支持也表示深切擔憂，因為任何野生動物保護項目不僅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更是耗資巨大，華南虎尤甚。
在《三聯生活周刊》2007年的一篇報道中，全莉稱“野生動物保護基本上是一個無底洞……到現在這個項目已經投入了1000萬美元，絕大部分資金都來自全莉夫婦的個人收入”。
瀕危野生動物值不值得人們下這么大氣力保護？有人援引達爾文進化論的觀點認為，自然界中“適者生存”，這些瀕危動物是不是不適合當前的地球生態環境了？人們是不是從此刻起只要不濫殺亂捕、注意保護環境，不再干預，任由它們自生自滅就可以了？
況且，即使人們費盡周折，也難以改變一些瀕危物種消失于地球的命運。
瀕危野生動物，還值不值得人們“不到最后不罷休”式的拯救？
瀕危動物真的不適于生存在地球上了？
人類導致瀕危動物變成“不適者”
“如果不是人類的破壞，它不會瀕危。” 國際野生生物保護學會（WCS）中國項目主任、中科院動物研究所副研究員解焱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說，“人為對野生動物生存環境的破壞，包括喪失棲息地、外來物種入侵和無節制地獵殺，是野生動物瀕臨滅絕的頭號敵人。”
《無人區》中提及的游隼是兼具美麗和速度的優秀鳥類，它們的身姿曾經出現在除南極洲之外的幾乎所有地區，尤以歐洲和北美居多。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格蘭南部的許多游隼因為對信鴿構成威脅而被大量捕殺。戰爭結束后，僅在蘇格蘭的邊遠地區，游隼數量還能夠得以維持。遺憾的是，由于戰后的農業生產中大量使用劇毒的有機氯殺蟲劑，游隼數量進一步急劇下降。
與游隼有著類似悲慘命運的瀕危動物不在少數，中國的長江江豚、白鱀豚，北美大草原上的黑足鼬、百慕大圓尾鹱（亞熱帶海燕）等等，不勝枚舉。
“不能說這些物種不適應現在的生態環境了，要說不適應，那就是不適宜人類搞砸了的生態環境。”解焱舉例說，“有人說‘大熊貓都已經是活化石了，是不是不適于繼續生存了’，那我們看到它們在受到保護的區域，可以生活得非常好。怎么能是不適者呢？”
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員蔣志剛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指出，野生動植物瀕危有兩種，一種是進化瀕危，一種是生態瀕危。進化瀕危指的是某個物種的確進入了“衰亡期”，它們有可能進化，也有可能滅絕，只不過這一進程在人類主宰的今天更為劇烈。
“但大多數屬于生態瀕危。”蔣志剛對記者說，短短幾百年內人口增長過快，迅速占據大部分地球表面，“環境污染、掠奪資源造成許多野生動植物生態瀕危。”
人類生活于石器時代的祖先就已經開始狩獵和捕殺動物——但是那些非常原始的石頭工具是很難進行有效捕獵的，但是現代人類對動物的威脅則遠遠大于前人，如果不是現代人類的干預，毛里求斯島上的渡渡鳥（以及無數其他生物）現在應該仍舊存活于地球上。它們在陸地上安全生活了很長時間，以至于喪失了飛翔的本能，也正因如此它們被人類吃光了。
“這些物種和它們生存的環境之間有著上百萬年的協同進化史，如果不是人類的行為，瀕危的可能性要小很多。”解焱說。
世界動物保護協會科學顧問孫全輝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進化雖然時刻都在發生，但形成一個更加適應環境變化的新物種卻需要漫長的時間，通常需要上萬年甚至是上百萬年。
一個世紀前，人類社會一度被人類中心主義至上的價值觀主導，其對環境和我們自身造成的傷害和遺留的惡果至今依然存在，這也正是大量物種快速瀕危和滅絕的根源所在。“我們跟其他物種已不在同一起跑線上，簡單套用進化論的做法，只能被看作是推卸責任和狂妄自大。”孫全輝說。
英國生物學家珍·古道爾曾在書中寫道：“當我還是一個小女孩時，我可能會原諒庫克船長和那個時代的人們（導致了渡渡鳥的滅絕），因為他們對于人類未來的發展方向一無所知。在那個時代，地球上大多數地方尚未開發，而且當時人口也很少。但是，如果現在的這個小女孩75年后發現，地球上大多數動物都消失了，她將不會原諒那些破壞行為。”
拯救的不只是瀕危野生動物
中科院動物研究所農業蟲害鼠害綜合治理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動物生理生態學研究組組長王德華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涉及瀕危動物的保護，可能牽扯到大量的財力物力，是否必要，取決于國家財力的問題，至于做到什么份上，“要量力而行”。
《物種起源》譯者、美國堪薩斯大學生態學與進化生物學系教授苗德歲認為，在瀕危物種的保護上，諸如保護大熊貓等小范圍的措施無可厚非，但人能夠做到的還非常有限，“有可能重新回到它們最繁盛的時期嗎？人是絕對沒有那個能力的，所以我們往往高估了人類的干預”。
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研究員蔣學龍則表示，人類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時期，有能力有精力去拯救那些被逼到滅絕邊緣的野生動物。
“拯救瀕危動物的象征意義遠大于所能看到的實際意義。”蔣學龍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說，如果人類仍然認為自己是萬物之靈的話，就不應該眼看著其他動物瀕臨滅絕而任由其自生自滅。
今天，人類憑借高度發達的智力早已把其他動物遠遠拋在身后。我們似乎不僅掌握著自己的命運，甚至還掌握著其他生物的命運。
蔣志剛認為，對于生態瀕危動物而言，應想辦法減弱人類的威脅，比如建立自然保護區，限制保護區內人類對動物資源的利用和開發，保護當地的生態系統和物種。
解焱告訴記者，經過百萬年的協同進化，瀕危物種在生態系統中已經建立了它的地位和關鍵作用的角色，拯救瀕危物種絕不是簡單地對某一物種的保護。
老虎即是一例。“虎是生態系統中最高的捕食者，曾在中國大部分地區都有分布，它們對維持生態系統的健康起著很重要的作用。”解焱說，東北虎有個外號叫“豬倌兒”，指的是有東北虎在，山上的野豬就不會去騷擾當地居民。
“可見老虎對于維持生態系統健康方面有積極的作用，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解焱說，拯救瀕危物種不僅僅是保護某種動物，更是試圖去恢復某一生態系統的正常運轉，“其價值遠遠大于拯救瀕危物種本身”。
孫全輝告訴記者，前不久，全國人大將施行了20多年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列入今年的修法議程。“這部法的修訂能否突出野生動物的生態價值，而不是單純強調它們的資源價值，讓我們拭目以待。”
蔣志剛認為，即使對于屬于進化瀕危的物種，人們也應該采取保護措施，如人工繁殖后放歸至適宜棲息地，或者保存他們的生殖細胞、體細胞等。
“為什么要這么做？在數萬甚至百萬年的進化中，這些物種都會有一些特有的基因，作為一種特殊的基因庫，它們有著與生態相適應的進化價值。”蔣志剛說，“而如果一旦消失了就再也找不回來了。”
蔣志剛同時指出，當今物種保育的議題，已經不再僅僅停留在生物學層面，還交織著政治、經濟、外交、倫理等各方面的因素，“之所以有些物種的保護開銷很大，人們也不遺余力地開展拯救措施，這跟國際合作、倫理輿論有關，畢竟保護符合大多數人的心愿”。
保護需凝聚更多力量
盡管許多人為拯救瀕危物種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但不容忽視的現狀是，在一些物種的挽救上，即使花大力氣，最終的成效也并不好，有可能徒勞無功。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人們竭盡全力拯救的那些瀕臨滅絕的物種，在之后重新放歸大自然后，這些物種在完全沒有人類管理的情況下很少能存活下來——比如辛苦繁育出來的黑足鼬在放歸草原之后，很可能成為某只草原狼的盤中餐。
王德華認為，放歸環節成功與否，取決于動物能否重建平衡的生態關系。
“平衡是可以打亂的，但需要有能力建立一個新秩序。如果不能建立和諧的生態關系，前景就不樂觀。”王德華對記者說，“適應是最大的問題——是對現有生態關系的新適應，因為環境一直在變。”
王德華轉而指出，迄今已經出現很多奇跡，如大熊貓、新疆野馬、揚子鱷等的保護項目目前都已取得了不錯的進展。
我國特有的珍稀動物揚子鱷，曾經一度瀕臨滅絕。但近年來在政府支持下，人工繁育放歸揚子鱷的項目一直進展良好，目前IUCN名錄中的揚子鱷有望從紅皮書的“極危”降低到“瀕危”等級。
然而，虎的拯救項目顯然比揚子鱷復雜得多。解焱告訴記者，一頭雌性東北虎需要的空間約為450平方公里，方圓2000平方公里的自然保護區都不足以提供足夠數量的東北虎繁衍生息。
“為什么有的保護項目徒勞無功，要深刻分析原因是什么。”解焱指出，以植樹造林為例，我國是全世界種樹最多的國家，“種了那么多樹，但我們的生態依然非常糟糕，也許我們的方法不對——人們在種樹的時候首先考慮的是樹種對野生動物的影響嗎？恐怕不是”。
野生動物保護存在類似的狀況。解焱對記者說：“我們的保護是不是做到了我們希望的那樣？雖然有《野生動物保護法》，但為什么經常有報道偷獵、吃鳥的行為？野生動物保護工作涉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僅靠幾個保護主義者、保護職能部門的努力是不夠的。”
目前，農業生態系統遭破壞程度最高。解焱舉例說，草場常用投毒的方法控制鼠害，豈不知以老鼠為食的動物也遭到毒害；農業部撥款支持牧民修圍欄，這限制了草原野生動物的遷移，后果不堪估量；農業病蟲害基本靠農藥，結果就是大范圍野生動物的消失；還有過度捕撈、過度放牧、淡水污染……
“發展部門的很多政策都跟野生動物的保護有關聯，有時候不是我們保護不力，而是的確沒有調動足夠的力量來促成這件事。”解焱無奈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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