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活動，尤其是現代工業活動，必然導致生態質量惡化。這是人類為追求個人
過去半個多世紀，全社會力圖在最短時間內實現工業化，其基本增長模式在很長時間里是通過資源的大量投入來換取高增長。為此，甚至形成了一套損害生態的激勵機制，比如長期將資源價格人為抑制在較低水平，很多地方政府則通過放寬環保標準來吸引投資等。這是一種透支式增長。它不僅透支了本應由后代享受的生態與環境資源，我們這一代人也通過頻繁發生的沙塵暴、水污染、空氣污染等，親身感受到了工業化帶來的生態危機。
事實上，針對資源環境壓力日益增大的突出問題，白皮書明確指出，中國政府明確提出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在制定發展目標時，中國政府把能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擺上了重要戰略位置。
從技術角度看，抑制整體生態環境繼續惡化、實現生態環境好轉的戰略之一，是鼓勵人口從嚴重退化地區向外轉移，鼓勵人口集中居住，也即積極推進城市化。人類活動是生態惡化的主因，尤其是西部部分地區，農牧民為改善自身境遇，對自然過度開發，致使生態惡化現象嚴重。
城市化意味著生產效率、因而也意味著資源利用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人口退出生態脆弱地區，轉移到城市，維持其生存所需消耗的資源，將小于其繼續居住在生態脆弱地區。而人口退出后，即使人為進行恢復生態的努力，生態自身也具有很強的恢復能力。據研究，如果沒有了人口壓力，沙地草地實現生態恢復的時間是1-3年，草原是3-5年，森林地區是5-10年，荒漠是10-15年，至于濕地等則更容易實現自然的生態修復。
本來，城市化也是民眾的一種自然需求。因為，城市化意味著個人生產效率提高，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物質生活環境。正是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動機驅動下，鄉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轉移。這種轉移不但具有重大的社會意義，更具有重大而積極的生態價值，它有助于生態脆弱的鄉村恢復原有生機。
現在的問題是，有些城市政府對農民市民化設置了一定的法律與行政障礙，導致大量人口在城市、鄉村之間奔波。這本身就在浪費社會資源，且沒有實現人口的真正轉移，未能有效減輕鄉村的生態壓力。因此，僅從恢復與保護生態的角度看，就需要撤除妨礙城市化的種種障礙，建議政府安排那些生態脆弱地區的鄉村人口轉移到城市。開放的城市化政策，既可以讓鄉村人口的生活獲得較大改善，也能緩解當地的生態壓力。
同時，城市本身也應實現發展模式的轉換。為此，政府已經提出要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推動國民經濟又快又好發展。但從近兩年的情形看，要徹底改變那種依靠資源投入驅動、以嚴重損害生態環境為代價的增長方式，并非易事。
事實證明，要真正改變經濟增長方式，需要重塑政府官員的約束與激勵機制，打破GDP在政績考核中的核心地位，用統一的司法約束地方政府損害生態環境的行為。這樣的制度變革一旦形成，生態環境友好型的發展模式，就會逐漸發展成熟并日見其效。
來源：光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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