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雙峰對峙
上海，一家獨大
三家“巨”院
□本報記者 張英 □實習生 宋涵 陳鵬 劉建彬
《北京人》是李六乙在“人藝”11年導的第4部戲，上一部還是5年前引發過爭議的《原野》 李晏 攝
“明年是中國話劇100年。”中國話劇藝術研究會副秘書長沈玲說，“但從全國的情況來看，話劇行業的整體處境并不令人樂觀。因為院團合并和部隊精簡編制，我國原有的88個話劇團現在只剩下78個。在這78家劇團中，除了北京“人藝”、國家話劇院、上海話劇中心等十家話劇團還能上新戲有正常演出外，更多的劇團完全靠政府活動、全國評獎、課本劇維持日常生存。”
“人藝”：恢復藝委會？
員工：300余人
財政撥款：每年5000萬元
《白鹿原》首演那天，在演出后臺，導演林兆華說，“《白鹿原》能夠登臺演出就是勝利。”
《白鹿原》原定用“人藝”最強演出陣容，但到正式建組前兩天，抽掉了大部分演員，只剩下主演濮存昕、宋丹丹。劇組只得從空政話劇團協商借人。
一位對此不滿的戲迷在“人藝”論壇里發帖子質問：“這還是‘人藝’的戲嗎？這大部分演員都是總政的了，那干脆就把這戲給人家總政不就行了，而且還要再改一下，應該說，總政將‘人藝’的導演和二位演員借去排《白鹿原》！”
在一些熟悉“人藝”情況的人眼里，《白鹿原》發生的變故只不過是以往的重復。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藝”老員工認為，“當年于是之時代行政上只五六個處，現在變成了13個處，28個正副處長，以前發通知，現在變成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機關文件’。現在上什么戲都是行政領導說了算，藝術質量沒有人抓。反正現在‘人藝’的所有經費是北京市政府掏的，政府只有演出場次的考核，沒有市場票房方面的考核。”
另一位“人藝”老演員也感嘆：“現在表面看起來，‘人藝’天天有戲演，但都在200人的小劇場演，千人大劇場大部分時間空著。‘人藝’是創作單位，不是演出單位啊！2005年演了280多場戲，小劇場演出的戲倒占了近200場。”
1992年于是之退休后，一批老藝術家被請出“人藝”藝委會。1996年，藝委會基本停止運作。“人藝”一位老演員對此感嘆說，“現在‘人藝’沒有藝委會，也沒了以前的總導演負責制，這個雙軌制正是過去‘人藝’出精品的重要手段。”
“‘人藝’只有體制改革，保住人才，挖掘人才，‘人藝’才能夠立住并發展下去。”宋丹丹說。
3月2日，“人藝”黨委書記馬欣在慶祝首都劇場落成50周年的會議上宣布，“人藝”今年將恢復藝委會，由20名左右藝術權威人士組成的藝委會對藝術創作進行管理和決策。
3月22日，“人藝”副院長崔寧宣布，在未來4年里，“人藝”將花3.4億元進行大規模的擴建。到2010年，新建成的“人藝”將是現有面積的一倍多。這個名為“北京國際戲劇中心”的工程已列入北京“十一五”文化建設項目。
林兆華認為，以前的藝委會由于是之、林連昆、蘇民、英若誠等藝術家組成，“人藝”現在恢復藝委會是個好舉動。現在的領導是否愿意放權，這個藝委會怎么操作，由哪些人組成，能有多大權力和責任，這是關鍵問題。
“國話”：“趙有亮時代”？
員工：426人
財政撥款：每年按人頭費撥款1180萬元，另每年給予50場次演出補助費，一場1.5萬
趙有亮現在全部精力都在劇院建設上，這可能是他退休前最重要的事兒了。他很羨慕“人藝”，因為“人藝”有首都劇場和兩個小劇場，而“國話”到現在還沒有自己的劇場。
作為“國話”的首任院長，趙有亮要實現“5年內建成具有世界影響的一流劇院”是他任期目標里的重要部分。
“國話”演出監督劉鐵鋼說，“我們在保利劇院那邊演出，放一個廣告牌就要收1000元；而我們在美國一個劇院演出租金僅僅為1美元！新加坡劇場一天租金才1500新幣，而當地的小學教師月薪有4000塊錢，也就是說，這個小學教師可以一個月租上3天劇場。為什么中國的文藝演出票價高？這是由劇場決定的！國家對于劇場的收費也高，水費、電費和賓館一個價，這樣惡性循環，老百姓就看不起戲了。”
雖然沒有劇院，但李六乙還是想去國家話劇院。“‘國話’雖然沒有自己的劇場，也沒有‘人藝’那么多政府撥款，但創作環境很自由，領導懂藝術創作，允許藝術多元化，藝術戰略方向很清楚，特別尊重主創人員個性。”
孟京輝1991年進入“國話”的前身中央實驗話劇院，在那里工作了15年。“一直到我和‘兒藝’合作前，所有戲都是在‘國話’做的。到現在，我還每年做一個戲。在‘國話’做戲很簡單，導演弄完劇本，把劇本給趙有亮，他如果認為不錯，然后劇院劇目創作室的老師就找我一塊商量，問我的藝術想法和劇本闡釋，他們覺得好就說‘好吧，你先試驗著搞吧。’然后錢和人都到位了，領導看一下，最后弄完了。”
“體制很重要，人其實更重要。”孟京輝說。
田沁鑫回憶：“2003年，我的《趙氏孤兒》已經上馬了，結果林兆華來找趙有亮，說‘人藝’不讓做(《趙氏孤兒》)，能不能在‘國話’做，趙有亮當時就很痛快地答應了，說要不然做兩個版本。他都沒有說‘小田你別做了，讓老林做’，也沒有說‘老林你別做，我們這小田已經做了’。”
一位“國話”的制作人說，現在看起來，“國話”比“人藝”好，可在日常工作中還是像兩家劇院。
“國話”副院長查明哲注意到的是兩家劇院合并以后出現的新變化。“在戲的生產上，國家話劇院的成立并沒有帶來促進。以前我們分別作為青年藝術劇院和實驗話劇院，生產的劇目比現在的‘國話’多。而且因為是國家話劇院，在藝術生產上也客觀起著示范、帶頭作用，只能做純藝術類的戲，不能做市場商業性太強的戲，生產反而不如以前那么活躍了。”
在濮存昕看來，“現在都提‘國話’一年能排6部新戲，挺厲害的。可有些戲可能并不成熟，演個10場以內就收攤兒了，票房回收多少，觀眾能有多少？實際上，‘國話’沒有市場深度影響力，只有項目上的影響力。而且‘國話’也和‘人藝’存在同樣問題，比如在藝術上沒有中心靈魂人物。”
“上話”：錢多了？
合并前：年演出收入最高98萬元
合并后：年演出收入近800萬元
1995年，在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和上海青年話劇團基礎上，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成立。
從成立起，“上話”就實行新模式：在運營、行政上實行總經理制，創作上實行藝術總監制，各負其責。由專家學者組成的藝委會，藝委會下設人藝、青藝兩個制作體。在制作體外，還有一些獨立制作人，制作了包括肢體話劇、賀歲話劇在內的多種形式的劇目。制作人對戲負責，與導演、編劇、演員、舞美合作，從劇本創作到排練生產、演出銷售一抓到底。
曾經反對將“上海人藝”、青年話劇團合并的深圳大學教授熊源偉說，“我曾對當時的上海文化局長說，把兩個有特色的劇院合并掉會失去競爭，不利于上海戲劇的整體發展。但這10年的事實證明，‘上話’的管理體制、運作機制走在了全國戲劇團體的前頭，10年來出人又出戲。”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平介紹，“人藝”的李龍云寫出《正紅旗下》，先是給“人藝”的，“人藝”不排，作家很苦惱，后來把劇本給了“上話”。結果，《正紅旗下》不僅在上海演出火爆，去首都劇場首演時，當天票就賣光了。
《商鞅》作者姚遠說，這個劇本是1988年寫出來的，“誰知道國家出了幾件大事，這個戲就擱下來了。”在幾年時間里，他拿著劇本找了好多劇團。很多劇團不敢演，一直到1996年，被“上話”搬上舞臺。
原中國鐵路文工團總團團長陳薪伊導演了《商鞅》，后來成為上海文化廣播影視管理局的簽約導演。
陳薪伊在鐵路文工團時，就想聘一個經理專門管劇團演出開拓市場。“我們制作出來的戲劇得了獎然后就打包不演了，因為我們沒有搞演出經營的人。你是宗教、廟宇、殿堂，那還得有人管布施的箱子。即使是個普通的生產工廠，生產出來的產品也有供銷科去銷售，而我們這么大的戲生產出來后，卻沒有人管。‘上話’的制作人制不僅有兩個制作體，培養了就中國現在來講頂級的制作人。”
從1995年到2004年，“上話”共制作了86臺戲，在實行制作人制的同時，“上話”規定制作人每年必須完成規定的場次指標、劇目指標、票款回收指標以及每年至少要完成一項中心指令性任務。除此之外，總經理還對制作人的劇目決策保留一票否決權。
對上海話劇，也有人憂心忡忡。“上話”編劇李容說，上海話劇看起來表面繁榮，但也潛藏著很深的危機。《骯臟的手》、《求證》等經典劇上座率很低，觀眾不到3成。而《今夜請將我遺忘》、《在床上》這些寫白領生活的戲，票價高了一倍，演出時還都滿座，《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我和春天有個約會》等戲最高票價賣到了2800元。
“在宣傳推廣下，話劇被認為是時尚、時髦的行為，上海的觀眾越來越年輕，絕大多數都是白領。某部戲深刻有思想性一點，他們看不懂，起身就走。在市場導向和競爭壓力下，做一些戲的時候，就會有意無意去討好觀眾。比如在《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里，看不到小說里那中蒼涼、淡淡哀愁，而是五顏六色滿臺的俗氣熱鬧。長此以往，會出現惡性循環，降底上海話劇的品質。”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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