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我，“粉絲”時代來臨了，“鋼絲”、“玉米”、“涼粉”們將會成長為什么？這些社會學意義上的“烏合之眾”，會不會假借媒介權力之手，在文化事件中對我們施以比精英暴力更嚴重的“多數人的暴政”？
在書齋里，正統的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也在為如下議題焦慮：“粉絲”有逐漸成長為某種社會團體、具有很強社會力量的可能，這對于現有社會秩序來說，或許是一種不安定的力量。
的確，如前所說，內外因素的多重作用，導致了今天的“粉絲”和從前的擁躉有了很大區別——他們作為一個社群正在日漸崛起，而且日益主動參與著當代中國文化的轉型；與此同時，也導致了“粉絲”作為一種文化信號正在被整個社會逐步放大。“粉絲”社群在某種程度上開始具有了社會動力學意義上的群體功能。
但是，我以為，不必顧慮其作為一般意義上的“社會團體”的力量。“粉絲”群體在擁戴偶像的活動中以及日常交流中確實具有一定的組織關系，但實際上這種組織關系還是很微弱的。“粉絲”群體的團隊精神在本質上是一種文化象征，其組織行為是為了追求文化和興趣認同，但它本身不具備社會團體所有的基本屬性：
其一，它不是長期的群體，它是經由劇場效應所帶來的激情產物；其二，它也不具備團體綱領或社會綱領，只是一種興趣愛好者社群；其三，它也沒有干預其他社會階層或干預其他社會群體的計劃。
以“超女現象”為例，超女的旗幟下所林立的那些“玉米”、“涼粉”、“盒飯”群體，只能說是一個初具雛形的“準社群”，考慮到其中的整合力量主要來自媒體，因此這種群體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說，可稱之為某種中國特色的“媒介社群”——經由媒介渲染和整合的興趣團體，它的交流意義主要體現在媒介化的互動和個人的興趣互動，而不是社會運動。
所以，我們真正要重視的是它們背后所蘊含的文化覺醒力量。
如果不必害怕作為社會組織的“粉絲”，那么我們還害怕什么？答案：或許，“粉絲”現象所體現的文化認同，是值得主流文化害怕的力量。
上世紀80年代，無論什么明星，大都是由權力部門、資源部門打造的；但是現在，草根也可以作為主體參與造星了。這種現象來自社會文化的沖擊。隱藏在背后的，是更廣大的大眾對那種已經日漸守舊、假模假式的文化規則和文藝現象的否定和無聲反抗。
說得清楚一點，也許很多民眾并沒有從文化高度來認識個人的態度和行為，但至少有一點他們是清醒的：那就是他們現在所堅持的、所追捧的是草根文化，其對手正是不入大眾之眼的廟堂文化。我們的文藝界這二三十年，廟堂文化已經形成了絕對主流，這套儀式化、符號化、規范化的文化，不知不覺中已經和民眾產生了很大的距離。在這種形勢下，必然會激起某種集體意識的反彈。簡而言之：人們會用自娛自樂來消解那些他們不喜歡的娛樂所帶來的壓迫。
舉相聲和小品為例。10多年前姜昆的《虎口脫險》和陳佩斯《烤羊肉串》極為貼近生活，當年所受到的擁戴不亞于今天的郭德綱。但時至今日，這種平易樸素的藝術作品在廟堂文化中還能看到多少？人們更多地看到的是充斥在文藝中的高頭講章，相聲如此，小品如此，演唱如此，甚至戲曲也如此。儀式化、符號化、規范化的廟堂文化，其最終結果就是：背對著受眾，文藝漸行漸遠。
在這個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春晚。當試圖給全國民眾帶來民俗與歡樂的春晚也成為廟堂時，必然會激起某種反抗，這種反抗未必只存在于春晚的收視率的持續走低上，更可以反映在一系列的文藝事件中，比如超女、郭德剛、“饅頭血案”。
因此，“粉絲”現象絕不僅僅是“粉絲”，它代表著一種反抗的力量，代表著對體制內文化的集體不認同。在形形色色的“粉絲”現象面前，或許，我們應該反思“主旋律”一統天下的文化策略的代價了。是“粉絲”時代才使我們真切感到：文化的破舊立新，是時候了。
來源:廣州日報
?京公網安備1101020004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