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豆腐
中國男人口刁是有名的，文人更是如此。凡是能寫一手“好文章”的男人，基本上都是美食家，對食物的味道頗有心得，還能將它寫成美文。從孔子到李漁到周作人、林語堂、梁實秋、汪曾祺，還有諸多當代小文人，都有一張紅潤而傲慢的“嘴”。相比之下，稱得上美食家的中國女人我們幾乎一個也想不起來。周作人寫了很多與吃相關的文章，連張愛玲讀了都嘖嘖稱奇。周作人不僅對吃很講究，甚至可以說是貪吃到了極點。他早年的日記，幾乎天天都有與吃相關的內容，比如“夜食比目魚，即鰈魚”，“下午吃螺絲”，“食松花團團”，“黃魚上市”，“龍須菜上市”，“羅漢豆上市”，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是他家廚娘的日記。
在《生活的藝術》一文中，周作人對自己吃的品味和吃的欲望進行了高深的辯解。他認為現在中國人的生活只有兩個極端，“非禁欲即是縱欲”。翻譯成吃的語言就是，要不就胡吃海喝，做一個饕餮之徒；要不就壓抑欲望，比如規定庶人不得隨便吃葷，70歲才能吃肉，“肉食者鄙”，“啜菽飲水之謂孝”。周作人說，中國人少的就是生活的藝術，少的就是微妙的美的生活。他懷念上古的“禮”，說這種“禮”僅僅在今天的飲酒和品茗之中還有一點殘存，就是一口一口地啜，一點一點地品，把玩個中三昧，就像調情一樣。如果啜酒和品茗的傳統也沒有了，只是大口干杯，仰頭牛飲，中國文化就完了。
口刁的男人最厲害的殺手锏，就是將“非藝術”的人生斥為粗疏，不懂得藝術地品味生活，只知道“禽獸之下的亂調生活”。粗疏的“疏”，就是“蔬”的意思，也就是“素”的意思，只知道吃點粗糧蔬菜草根，不懂得品味美味佳肴。這是庶人的德行。周作人一生養尊處優，為了過那種“藝術人生”，為了維持在北京天天吃羊肉羹和甜酒的生活，怎么也不肯離開。禁欲與縱欲之間的中國男人在進行所謂思想批判(口角)的時候，一個個猛士一樣。一旦涉及具體生活，尤其是涉及“食色”問題，頓時軟了，變得“禮”起來了。食色是一對連體嬰兒，但有“品味”的中國男文人更喜歡書寫、品味、把玩“食”，將自己的人生感悟通過對幾道菜的味道的描述帶出來。他們不敢正視“性”的問題，采取遮掩的態度。因此，“食”就成了“色”的替代。他們翹起蘭花指一邊嗑瓜子，一邊品茗、啜酒，把玩、品味食物的味道，并將這種味道美學化，成為一種“高雅”的形式化了的人生經驗。與之相關的還有寫毛筆字、畫山水花鳥魚蝦、畫竹菊梅蘭，敢于畫幾匹馬和老虎的，已經算是很膽大的了。
周作人寫吃的文章中，寫得最妙的還是關于臭豆腐和螃蟹的那幾篇。中國男人最嗜好臭豆腐。臭豆腐的制作方法很奇怪，先是讓豆腐發霉，然后丟進浸泡咸鴨蛋的鹵水壇子里浸泡，讓它發出大糞一樣的臭味才算是正宗的，有人說這就是典型的“戀污癖”。但中國文人借助于自己的三寸不爛之舌，硬是把“戀污癖”弄成了生活的藝術。既然對吃的迷戀和贊美是一種隱秘的“戀污癖”，正如中國古代男人對女人小腳的贊美和迷戀。他們正是在“戀污癖”中，體驗到了一種“受虐”的狂喜。
與吃臭豆腐的“受虐”相應的，是吃螃蟹的“施虐”。周作人一再強調他不喜歡吃“面拖蟹”，也不喜歡斬腰殺蟹的方式，而是喜歡整個兒活煮，然后將蟹腿一根根拔下來，沾著姜醋吃。他最喜歡的還是吃醉蟹，用老黃酒將螃蟹灌醉，讓它折騰至死，再慢慢享用。在想象中，他分享了“劊子手”的勇氣和榮光。
中國男人那張刁鉆的藝術嘴巴背后隱藏的，就像是一個沒有長大的孩子心理，有某種“受虐”和“施虐”傾向。正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中國傳統文化屬于早熟的、沒有發育成熟的文化。老子就是代表：生下來就是一個兒童身子的老頭，像侏儒一樣。我個人認為，中國文人把玩食色的那一套，與儒家文化并不吻合，恰恰是侏儒文化的典型體現。
(國際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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