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虐貓、銅須等事件引發的“網絡暴民”現象反思，鄢烈山先生12日撰文將注意力轉向公共安全和利益攸關的事務，由此可能既獲得正義感、成就感的滿足，又有益于社會的進步。徐來先生認為，網絡目前混雜現狀乃必經階段，更重要的是指出危險所在。
鄢烈山不贊成“網絡暴民”這一稱謂，并提供了兩則理由，但他似乎未梳理清楚什么是“網絡暴民”。
“網絡暴民”是一個被經常錯誤使用的詞組。今年第14期《三聯生活周刊》以這個詞組描述“韓白之爭”中的出言不遜者。這顯然是一次錯誤的使用，因為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將“不文明”的粗口，與暴力直接聯系在一起，暴民也就無從說起了。
至于“網絡暴民”，則是“網絡暴力”的使用者。在所謂的“川航張敏佳事件”、“虐貓事件”及“銅須事件”中，某些網友對這些事件發表的網絡言論，已經超越了正常理性，不僅由此完成了虛擬空間中對當事人的道德審判，更嚴重的是，當事人甚至受到了現實生活中的處罰。而這些處罰的基礎，也并不是公開的程序，而只是網絡輿論的過分壓力。這個時候，我們看到的分明是“一部分人的暴政”。很明顯，這不是多元化時代社會主流意見的有益補充，更不可以與此前引起“主流經濟學家”強烈不滿的“網絡民意”相提并論。
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說，“網絡暴力”的出現及大行其道，是中文互聯網媒介發展的必然。
事實上，中國的“網絡暴力”問題，至少可以追溯到2001年“9·11事件”發生的次日。當時，一些青年網民以異乎尋常的言論，表達自己對現實暴力與血腥的傾慕。類似的情況，在南亞海嘯災難中仍可以看到。每到這一刻，總有未喪失良知的人站出來，秉著超越于“萬國之上”的道義，呼喚人性中的善，并對由網絡言論折射出的惡進行反思。
林達在其近作中提及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美國媒體界的混雜狀況。在傳媒由精英專有轉向平民化的過程中，雖然民主制度已經建立，但由于社會的整體文明水平不高，民眾的民主素養尚未得到培養，他們還不清楚該如何使用言論權利。報紙的粗俗化走在民眾的自由化之前，早期的美國報業迅速流向了濫用自由的弊端。政客斗爭、同業競爭，以及其他各種利益沖突，讓早期美國傳媒變成了一個充滿惡意中傷、人格侮辱的污穢之地。隨著各方意識到這一狀況的危害，傳媒業的整體面貌逐漸改觀，終于成為民主的象征。這一改變，依靠的不是行政命令的強壓，也不是道德精英的疏導，而是民主進程的不斷推進和全民民主素養的提高。
現今的中文互聯網，相比其他媒介，具有更高的自由度，也更利于民意的發育和表達。但政治、經濟、文化的各種利益也在這里糾纏不清，同樣不可否認的是，隨著中國網民隊伍的壯大，特別是青少年網民數量的增加，“力比多”宣泄開始在網絡言論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在某些領域，它甚至占據了主導地位。這是當代中國在走向文明與民主的過程中出現的正常現象，但需要強調的是，這顯然不是一種理想狀態。
鄢烈山也承認，目前“網絡暴民”廣泛存在的狀態是“不理想狀態”，他甚至認真思考著網民“力比多”的正確宣泄出口。譬如將湖南網民批評“麻將一條街”的行為樹立為正面典型，并循循善誘“力比多”宣泄的青年們，將目光投射到藥品招標黑幕、環保問題等方面，以積極介入公共生活之善，替換偷窺隱私、口頭私刑之惡。
不過，鄢先生的好心用錯了地方。在社會理性程度和民主素養不高的情況下，民意的最小單元“個人”在大多數情況下不會依據利益權衡介入公共生活，并決定自己的言行，個人趣味才是選擇的基礎。仔細觀察與“網絡暴力”扯上關系的事件可知，它們至少是一個“泛娛樂事件”。在這種情況下，要將“力比多”轉化成社會道德，顯然是癡人說夢。
在我看來，面對這一與美國早期傳媒亂局相似的情況時，更應做的是在必要的時候，指出危險所在。事實上，朱大可在其《銅須、紅高粱和道德民兵》一文中已經揭示了問題的核心：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文藝界試圖用文藝作品完成現代道德的啟蒙，不過這并未幫助當代中國完成“現代倫理學法理建構”，也正是由于這一缺失，才導致了中國鄉村暴力的堅硬傳統，通過網絡“道德民兵”的舌頭與拳頭，再次在中國的大眾文化領域內，掀起了“一部分人的暴政”。因此，無法通過行政手段，或者道德精英的個人影響來改變這一亂局。（徐來）
來源: 南方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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