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園教授們的太太，有些是比較舊式的婦女，有的還是裹足又放的，她們在所處的環境里好學而還保守，知書識禮，待人親切熱情；如虞佩曹追憶母親，“是并不漂亮的舊式女子，父親對她誠篤忠實與信賴，并幫助她進步提高。他們終生至親至愛，我們從未見過他們爭吵。許多小朋友羨慕我們的和睦家庭，我想這也是清華的傳統”。一天，清華園出名的威廉特爾式的獵手陳達先生去西山打獵，豐收而歸，送來鹿肉，虞家的姐妹們不失時機地把父親打一只臭鳥花了多少錢的事再一次重提。
聞一多先生之子，畫家聞立鵬回憶：“父親曾說過要‘詩化’家庭。他給摯友饒孟侃的信說：‘今夜為內子授詩，課畢稍暇，因拂箋急書數語奉上，以釋懸念。’給梁實秋信中也說：‘……暇時則課弟妹細君及諸侄以詩；將欲‘詩化’吾家庭也。”
“在昆明鄉下，他常靠在床前的忱頭上，聽孩子們背誦《春江花月夜》，背誦《長恨歌》、《琵琶行》。那時，孩子們正準備到城里上聯大附中，其實對詩的內涵并不能真正理解，但那長詩的優美音韻和深邃的意境，卻至今久久不能忘懷，無形中培育了我們身上的‘藝術細胞’。”
有些太太則具備較高的文化程度，如趙元任夫人楊步偉。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后結婚的教授夫人中，相當多人還在國外讀過書。但因種種原因，清華有夫妻不同校的規定，清華對師資條件要求高，做教師既不夠格，做一般職員又不甘心，加之她們經濟條件優裕，受外國習俗影響，等等，所以她們大都甘愿在家里做賢內助。
這些身披白紗的新式婚姻的女主角，大多有著傳奇式的美麗，然而并非令人目眩神迷，而是既中庸典雅，又堅強沉靜的中國女性傳統意義上的美。
1932年6月18日，少年英俊的周培源先生和清麗脫俗的王蒂徵女士在北京歐美同學會舉行隆重婚禮，幾十年后，耄耋之年的王蒂徵還經常向小女兒周如蘋津津有味地回憶說，結婚那天（可周培源先生非更正說是照結婚照那天不可）看熱鬧的人特別多，尤其是小孩子們一邊追著跑，還一邊說新娘子真漂亮，新郎真瀟灑，每每說到此他倆都笑得合不攏嘴。婚禮是請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作證婚人，當司儀宣布婚禮開始時，梅先生說：“呵呵，現在我宣布周培源女式和王蒂徵先生，呵呵不不，是周培源先生和王蒂徵女士……”全場哄堂大笑。事后王蒂徵說這是梅先生的幽默，而周培源非說是梅先生老糊涂。他們婚后住在清華園，曹禺先生和季羨林先生都說過那時他們這些青年學生經常看見周培源伉儷出入清華園。曹禺先生曾告訴周如蘋說因為她媽媽是個美人，所以他們經常在后面追著看。
這樣的生活完美無缺，確是神仙眷侶的日子。
宗璞先生在小說《南渡記》中描寫過七七事變前清華的教授生活：“清晨，隨著夏日的朝陽最先來到的，是送冰人。冰塊取自冬天的河湖，在冰窖里貯存到夏，再一塊塊送到用戶家中。冰車是驢拉的，用油布和棉被捂得嚴嚴實實，可還從縫里直冒水氣，小驢就這么騰云駕霧似的走了一家又一家。送冰人用鐵夾子和草繩把冰從車上搬到室外，最后抱到冰箱里。接踵而來的是送牛奶的。再往下是一家名叫如意館菜店的伙計。”
書中教授的雅致寬敞的家庭和親戚家豪華的婚禮，打扮得仙女一樣的新娘，溫柔典雅的教授夫人，又華貴講究又書香氣十足的教授夫人娘家，讓上世紀80年代韋君宜已39歲當了副教授的女兒提出問題：“那時候，一個大學教授能這么有錢嗎，還用廚子、花匠？”于是，韋君宜就像給小孩講古一樣，給她講那時一個教授家里用廚子是必須的，另外用兩三個男工或女傭也平常。至于教授夫人娘家，既然從前是同盟會員又當過國會議員，住著里外四進的大宅門，更不稀罕。教授坐私人汽車，她沒有見，但是也可能。
“可惜我的腿壞了，不然我非得領她去看看這類的住宅，哪兒該是臥室，哪兒該是書齋，哪兒該是起居室，哪兒該是客廳……北平那時盡管快失守了，我們這些一二·九學生在拼命喊口號救亡，可是北平真美！你們沒見過！
“我們是成千論百唱著流亡曲蜂擁離開北平的，實在是忘不了1937年以前的北平，就如我自己忘不了1937年我的母親一樣。”
那時候，這些當年的教授子弟、北平人，有他們的真實的愛國心，他們的亡國恨，經歷了艱危，也知道有共產黨，因為在北方，也知道有一二·九。但是大多數人那時并不知道紅軍有多大力量，更不知道毛澤東。
總之，在抗戰前做學問短暫的黃金時代，先生們只顧做學問，沒有后顧之憂，家庭生活和睦融洽，沒有聽到過爭吵之聲。到了夏天的傍晚，常常全家出門散步，走出南院、西院，在校園的林中小徑相互問候致意。
而圍墻外的中國社會，確乎是另一個世界。清華園里過著優裕生活的學者和學生們，對此也并非一無所知。他們中的許多人，也曾盡力為那些得不到受教育機會的人群呼吁和進行培訓。比如當時清華、燕京旁邊免費開辦的平民學校。
教小孩子的學生，真有熱心得把小孩子帶到自己的寢室來睡的。教校役的也不少。校役很多愿意讀英文，英文教員也就大開其速成班。平民圖書室同車驢夫閱覽所是學生同聽差共同管理，因此他們也可以嘗試些實行平等的共同生活。這在今天的大學校園，亦是極罕見的舉動。
另外，去過黃泛區的同學們都忘不了災區的生活。
但是，雖然學者們的生活水準同那些軍閥、官僚、大商人不可同日而語，但深受普羅思潮影響的進步學生，在百無禁忌的校刊上，還是做了這樣并無惡意的揶揄：
每天朝晨，太陽的金輝，罩上了園林，就有五六十輛搖籃車，從教授家里推出來到大禮堂前邊。保姆們嘴里唱著歌兒，搖籃車里的小孩，對著晶瑩的青天涌出微笑渦。這些孩子，比發琪兒還幸福，它們是根據人種學家的研究心得來撫養成的，早上喂他三兩四錢五分重的牛乳，中午三兩六錢七分，晚上四兩零半分，溫度在攝氏表三十三度三。冬天的臥房上下，是半透明的乳色玻璃，讓太陽光射進來，并且用科學方法使室內常保持十七度七的氣溫。這些是新中國最有希望的小國民，將來他們的體力智力可以增加五點五四倍。你們來時，大概會看到園外路旁溪畔的露形的男孩女孩兒吧。他們冬天在垃圾堆里撿著煤燼，拿回來可以燒火；夏天在污泥里玩，大人們永不管他們，身上常是滿身臟，永不知什么叫快活。（海鶯：《阿麗思姑娘清華園漫游記》，清華校刊《暑期周刊》348期（1934））
這些不無夸張的描述，卻真實地體現出老清華人的民主思想。
不過，到了抗戰時期，在艱苦的大后方，這種象牙塔里衣食無虞的生活就徹底結束了。當時，梅貽琦校長夫人與袁復禮、潘光旦教授夫人等共同制糯米糕“定勝糕”以換取微薄利潤養家糊口的故事，至今為人所樂道。
中國婦女柔軟到極點又堅強到極點的特殊精神，在這些于抗戰時期與國家民族共同經歷天翻地覆變化的知識型家庭婦女身上，也有著淋漓盡致的體現。如地質學家馮景蘭先生之女馮鐘蕓教授記述：“抗戰時期在昆明的生活是艱苦的。物價飛漲，薪金有限，能維持八口之家安然度過，確實不易，這時期我們的衣服、鞋子，往往是母親親手縫制，無形中教育了我們要勤勞、節儉。父母把孩子送到返校的路口，然后徒步返城。那是一個天氣稍熱的初夏，木香花已經盛開。父母親神采奕奕，他們對大自然是熱愛的、默契的。”
經過八年抗戰后，清華園已滿目瘡痍，物是人非。抗戰前那些在螢火邊玩打日本鬼子游戲的孩子也都長大了，許多人結婚、工作，分赴祖國各地，有些甚至已身在異國。被破壞的家園可以重建，可那些流逝的歲月、心境已經永遠回不去了。新一代的孩子，又成長起來了。
好在還有影像記錄。不少頗富人情味的家庭舊照都攝于抗戰前的住宅，輕松、雅致、溫馨，像夾竹桃般與亂世隔絕。背景多為花木扶疏的舊式庭院，或是陳設著西洋樂器的現代家居。這兩者在老清華是并不矛盾的，甚至有機地融為了一體。許多照片都生動體現出特定歷史時期知識分子家庭的特點。
唐紹明先生回憶了那些舊日的宅第：“抗戰以前，清華園主要有四片住宅區。一是北院，一是西院，一是舊南院（以前叫南院），一是新南院。”不少人家都住過不止一個地區，但南院似乎是戰前幾乎所有教授都曾住過的地方，可見它的重要。如梅貽琦先生住南院，從美國回來后搬至甲所；馮友蘭先生也是先住南院，后搬至乙所；俞平伯先生在新、舊南院都住過；朱自清先生戰前曾住南院單身宿舍，后至西院，戰后住北院；陳寅恪先生1932年左右從南院搬到新西院，1952年住在南院幾十年的唐貫方先生一家遷往陳先生西院舊居；聞一多先生住過西院和當時還非常漂亮的新南院（新林院）……抗戰復員后，學校為幾處較新的幽靜宅區起了有些仙風道骨的名字：勝因院、普吉院，其實是為了紀念云南八年的生活。陳岱孫先生戰前住北院，戰后遷至新南院；潘光旦先生戰后遷至新南院11號；老清華著名的外籍教授溫德先住北院，戰后至新修的勝因院；李廣田先生在勝因院和新林院都住過……
可以說，這些大大小小的住宅區，共同見證著中國20世紀的教育史、科學史和文化史。
而今，這些老人們記憶中的樂園，似乎是精細中透著輕疏，淡得看不清人物的眉眼的浮世繪，那顏色已漸漸褪了，融入磚縫的微隙中，隨微風搖擺，似乎也要隨著這有些神秘之氣的破舊安寧的小院消失于歷史長河之中了。（侯宇燕 ）
摘自《清華往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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