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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問題是環境友好型社會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中國環境問題的形成十分復雜，但從根源上看，還是思想文化問題。因為思想文化決定了社會制度、戰略目標、經濟模式、技術形態的選擇設定。中國環境問題首先源于對馬克思主義的片面理解。以前我們只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斗爭哲學，而且在“唯生產力論”的誤導下認為單純的經濟發展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其次，優秀傳統文化的缺位加重了道德喪失和信仰危機，追求物質財富已成為社會惟一目標，人與自然和諧為內核的傳統文化被視為發展的束縛。再次，我們拋棄了傳統文化中的精髓，也沒對現代文明中的真諦吸納多少。例如，權利和契約這兩個現代文明的核心價值觀，就是環保的必要條件；各種環境權利普遍界限模糊，環境和資源無法進入生產成本核算；各利益群體間因缺乏公平博弈的平臺來達成契約，弱勢群體的環境權利被剝奪，等等。思想上的片面必然導致認識的錯誤，文化上的缺失必然造成行為的短視。 構建環境友好型社會，首先是要全面更新我們的思想文化體系；其次是據此重新制訂我們的戰略發展目標；再次是據此設計我們的制度機制；然后再據此指導我們各專業領域的工作。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若要更新思想文化體系，還必須從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去尋找源泉。 （一）確定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思想方向 西方國家爆發生態危機以來，許多有識之士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全面反思生態危機的成因，認為正是資本主義的所有制性質、生產方式、市場機制、消費理念共同塑成了一種強大的征服掠奪自然的物質力量。所以，資本主義與生態危機有著難以剝離的密切關系，生態危機的爆發為認清資本主義本質提供了難得教材。 盡管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生活的時代，生態破壞狀況遠遠沒有像今天這樣嚴重，但是他們卻深刻地揭示了生態問題產生的最深層原因。他們認為，環境污染和生態危機雖然體現了現代工業發展的某些共性，但根本還是社會制度問題。 馬克思生態觀的第一個觀點是“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等于共產主義”三位一體的“綠色思想”。其核心就是要實現人、自然與社會的和諧。馬克思深刻分析道：“人與自然的關系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正像人與人的關系也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一樣。”社會是由人生產的，自然也在按“人化”的方式同人發生關系，成為“人化的自然界”。馬克思說，“自然史和人類史彼此相互制約”，因為自然史反映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人類史反映的是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然發生關系時，總是以社會的形式出現，人改造自然的狀態，受到人與人關系的影響；而在人與人的關系中，物質關系又是基礎。因此，人與人的關系與人與自然的關系互為中介，也互為制約。馬克思認為：“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在社會經濟發展中，自然因素始終發揮著基礎作用，而人是通過勞動與自然界發生聯系的。資本主義對利潤的攫取造成了勞動的異化，也必然造成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沖突。他說，“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然界才不過是人的對象，不過是有用物……服從于人的需要”，“勞動本身只要它的目的僅僅在于增加財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倍鞲袼怪赋?，要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需要對我們直到目前為止的生產方式、以及和這種生產方式一起對我們現今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他說：“我們這個世界面臨著兩大變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這兩大“和解”，一個是針對人與自然的矛盾，即資本主義文明對大自然無限制地索取掠奪而造成的生態危機；一個是針對人與人的矛盾，即資本主義帶來的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人既是自然的產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也是社會的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和解”就是“和諧”，兩大“和解”就是兩大“和諧”，就是整個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和諧”。 馬克思生態觀的第二個觀點是闡明人存在的二重性。馬克思主義強調人的社會性和個體性，強調人的自然存在和社會存在。馬克思認為，“人直接的就是自然的存在物”。認為人的社會屬性是在改造自然的過程中形成的，認為人的解放只能是在對自然規律認識的基礎上去積極地順應自然，這種對自然的積極順應只能是“社會化的人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虧于和最適合于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必須時刻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絕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絕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 馬克思生態觀的第三個觀點是生產力學說。馬克思是從改造自然與改造社會、改造人自身相統一的角度論述生產力的，指的是社會力量與自然力量的結合。馬克思在論述生產力的發展時，總是強調生產力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將人類自身的生產、物質資料的生產、自然關系、社會關系綜合起來，便構成現實的生產力；社會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取決于人類自身生產所提供的勞動量與物質資料生產所提供的生產資料量之間配置是否適當。正如馬克思所說：“不以偉大的自然規律為依據的人類計劃，只會帶來災難。” 馬克思主義生態觀為構造中國環境友好型社會指明了方向。 （二）奠定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文化基礎 環境文化是致力于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關系，致力于可持續發展的文化形態。環境文化是人類的新文化運動，是人類思想觀念領域的深刻變革，是對傳統工業文明的反思和超越，是在更高層次上對自然法則的尊重與回歸。幾十年來，環境文化的理念廣泛滲透到人類經濟、科技、法律、倫理以及政治領域。環境文化在世界的興起，為中華文化復興帶來了重大機遇。馬克思主義生態觀與環境文化相結合，必形成一整套人與自然和諧、誠信友愛、注重精神超越的全社會奉行的道德標準和行為準則。 中華文化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命脈不絕，精神不倒，是因為中華文化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它既重視自強不息，又崇尚和諧包容，始終強調與自然合而為一，強調和平的國家關系，強調寬容自由的個人信仰，強調公正的社會，強調個人對“天下”的責任，這與馬克思主義追求人類自由的精神高度吻合，也與生態文明的思想非常接近。 我們必須重新構建起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我們反對從整體上否定中華文明的民族自虐癥與民族虛無主義，同時，應從比儒家思想更為廣闊的傳統思想資源中去發掘適合當代中國的民族文化精神。從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架構看，完備的道德宗教文化，互相補充包容的信仰價值與道德規范，仍然可以為中國人提供精神需求。 我們必須理順社會主義理論與中華傳統文化的關系。馬克思主義從傳入中國之日起，就開始與中國傳統文化結合。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它要同中國的具體實踐緊密結合；作為西方文明成果，它要同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緊密結合。這種結合在實踐上的成果，是中國革命的勝利；在理論上的成果，是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如儒家群體價值觀與集體主義；如儒家倫理道德觀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如儒家和諧觀與安定團結；如儒家變革維新思想與與時俱進；如儒家小康社會與共同富裕；如儒家節用裕民與艱苦奮斗；如儒家強本抑末思想與可持續發展等等，方方面面都能找到相通互補的結合點。 我們必須理順中華傳統文明與西方現代文明之間的關系。二者互補會對現代化進程形成新的合力?！皝喼匏男↓垺钡尿v飛絕不僅僅是儒家精神的勝利，也不僅是西方現代文明的勝利，而是東西方文明交融成功的勝利。由于全球化趨勢，東西方傳統文化道德在同一時空、不同層面出現了交鋒與碰撞，我們應將傳統與現代的道德精神有機聯系起來，賦予傳統道德以現代涵義。不以中華傳統文明為基，我們現有的道德資源就不足以解決市場經濟固有的道德弊病。道德力量強大時，可以形成潛在的規范力量，保障市場經濟的公平誠信，遏制全社會的兩極分化。在這一點上，我們應借鑒西方將市場經濟與新教倫理結合起來的成功經驗。 （三）重建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戰略目標 思想文化觀念一旦統一，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就需要制訂一個個戰略目標，要把環境因素提升到整個宏觀經濟決策鏈的前端。 沒考慮環境因素的戰略規劃必帶來深刻教訓?，F有的行政規劃形成于計劃經濟時代?，F在是全球化時代，全世界的能源和經濟結構都在資本的作用下進行著重大的調整，如果我們仍然按照同一種增長方式，肯定要出結構性問題，肯定造成重復建設與資源浪費。例如，我國城市規劃沒有充分考慮環境因素，造成城市布局像“攤大餅”一樣地無限擴張，加劇了用水緊張、交通擁堵、熱島效應與空氣污染。再如各省市在作能源、電力、重化工基地建設規劃時，由于沒有考慮生態脆弱的承受力，已造成了幾代人都難以恢復的生態問題。大大小小的規劃和政策由于當年沒有充分考慮可持續發展，致使我國經濟仍是拼資源、拼環境的粗放型增長。 我們應該把環境因素納入到國民經濟與宏觀決策之中。綜合分析中國未來一段時期內奇缺的能源、淡水、耕地、礦產、生物五大資源以及現有環境資源的承載能力，對各類重大開發、生產力布局、資源配置，進行更為合理的戰略安排，變過度開發為適度開發，變無序開發為有序開發，變短期開發為持久開發。 我們應該重新調整國土規劃。打破行業壟斷和行政區劃，根據不同地區的人口、經濟、資源總量與環境容量，制訂不同區域和行業的發展目標；再據此制訂土地、流域、區域以及工業、農業、能源、城建、交通、林業等不同的專項規劃；再按照產業結構、產業比例、產業方向進一步確定開發方式；最后，再根據土地利用結構，確定重點開發區域，提出地域開發計劃。 我們應該確立新的經濟發展模式。為實現環境與經濟的雙贏，根據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經濟發展模式，必須同時實現資源能源低消耗、污染低排放與經濟高效益，這便是循環經濟。在全球，走循環經濟之路已經成為綜合國力競爭和爭奪國際發展制高點的一場新競賽。循環經濟的發展政策不僅深刻影響國家經濟的走向和抵御未來風險的潛在能力，而且通過各種國際綠色標準、資質、標志，日益延伸到國際貿易、國際投資乃至國際政治諸多領域。中國未來的可持續發展取決于循環經濟能否成功。 我們應該迅速制訂新能源戰略。以核能、太陽能、風能、沼氣為代表的新能源技術已在發達國家大量開發并獲得成功，而中國新能源的發展速度和水平不僅遠遠低于大多數發達國家，甚至也落后于印度、巴西。新能源戰略是我們能否走出環境與經濟“非此即彼”困境的惟一出路，代價再高，成本再大，我們都得走。 （四）完善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制度支撐 可持續發展目標一旦確定，就要靠一系列制度政策去落實。環境友好型社會制度支撐的基礎，首先在于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體系。 從國際發展經驗來看，在環保等公共事務上，公眾是環境最大的利益相關人，擁有保護環境的最大動機。公眾參與的主體，不應僅局限于人大、政協，還應包括基層社區、民間團體、企業、基金會。公眾參與的方式，不應僅局限于傳統的立法、監督、信訪，還應包括聽證制度、公益訴訟、專家論證、傳媒監督、志愿者服務等多種途徑。 環保公眾參與將促進行政體制改革。行政體制改革的核心是轉變政府職能，政府職能轉變的關鍵是對公共事務的管理。環保作為公共事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必成為改革的先行窗口。在政治理念、綜合決策、發展戰略、法律法規等方面，可以率先探索實踐社會主義民主的具體內涵。環保不是政治最敏感的領域，但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涉及社會的各個階層，各種利益主體。環保領域內的公眾參與，是推進社會主義民主的最佳切入點。 民主與法制相輔相成。我國環境立法雖多，但管用得少，很多法律條文似乎還停留在理想主義層面。按當今環境形勢，諸多立法存在空白，加上執法不嚴、體制交叉，直接影響了法律實施效果。必須對現行生態環境立法重新整合，突出環保部門的統一監管地位。應將“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和“促進可持續發展”的內容納入憲法總則及環境資源的各項法規之中。例如《環境保護法》就應修訂成綱領性的環境友好政策大法。 民主法制建設的內涵是公平。環境公平是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社會基礎。實現環境公平，首要是建立一整套生態補償的法律機制。一般生態補償的基本原則是“誰保護、誰受益，誰污染、誰付費”，運用政府和市場兩種手段，通過區域補償、政策補償、資金補償、技術補償、教育補償等方法實現環境公平。例如發達國家實現環境公平的基本途徑，就是在資源被產業化或資本化開發的同時，對資源地的民眾給予一定比例的股權補償。 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構建是一個長期的系統工程，除上述制度建設外，它還要求我們進一步改革現行環境管理體制，形成跨部門跨行業的協調機制，例如按照林水草土完整的生態循環系統去將人為分割在各部門的環境管理權能重新統一起來；例如將執行環境法律政策的隊伍垂直起來；例如將國民經濟綠色核算與環境經濟政策的研究體系建立起來。此外，還要求我們制訂一系列環境友好的政治制度，如領導干部環保政績考核制度，如官員環境責任追究機制，如環境信息披露制度，如公眾參與監督制度。從長遠看，還要制訂國民環境教育制度，即通過一整套環境友好理念傳播機制，去全面提高國民的環境意識、消費方式、道德素質。惟有如此，才能確保環境友好型社會得以真正實現。這是個理想，雖未成現實，但決不能變成空想!要做的事太多，必須一件件地做起，關鍵是今天今時今刻從我們開始做起!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黨的歷史任務，建設小康社會是實現這一任務的階段性目標，使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已成為小康社會的主要指標。要實現這一指標，就必須實踐環境友好型社會，就必須走可持續發展道路。中國共產黨人的執政能力體現在先進性上，而“先進性”三個字體現在“可持續”這三個字上。凡可持續發展的生產力就是先進生產力，凡可持續發展的文化就是先進文化，凡可持續發展的國家戰略就最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擴而言之，凡可持續強盛的民族就是先進民族，凡可持續執政的政黨就是先進政黨，凡可持續領先的理論就是先進理論，凡可持續發展的生活方式就是先進的生活方式，凡可持續和諧的社會就是先進社會。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基本要求正是可持續發展，環境友好型社會當然就是先進社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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