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天明（作家）：這是文壇的墮落！
為什么文壇會集體失語？我覺得，首先媒體應該自己責問。媒體關注的重心不是譴責這種抄襲的行為，而是炒作，無形之中助長了他這樣的行為。北京的一家大報，竟然整版報道，還配上郭的大幅照片，卻一點都沒有譴責之意。并且媒體在事后一直沒有追問這件事情，導致了現在說真話的人不多的情況。
其次，這是市場經濟下道德的喪失。郭敬明之所以這樣，就其本身來說肯定是不對的，但是我感到驚嘆的是為什么他這樣子還有那么多的出版社為他出書，難道為了掙錢什么底線都能丟掉嗎？這真的是一種荒蕪，一種文壇的墮落。這樣的文壇注定是會垮的。
我覺得應該要有嚴謹的社會環境，給予青年們以寬容的態度，但是不能過分寬容。最起碼的誠信一定要有，市場經濟誠信也很重要，文人應該有誠信。郭敬明這樣的形象一旦樹立了，會影響已經置身文壇，或者關心文壇的以及將要進入文壇的好多人，其后果是不堪設想的。
方方（作家）：跟他們沒有對話的語境
對于郭敬明這一事件，首先我很高興張悅然能站出來說話。我欣賞她的態度。但是，我不認為，所有的作家就應該有必要和責任站出來說話。我不想說，但不代表沒有勇氣來說，也不代表沒有是非觀和道德觀。而是要看我的說話對象是誰，彼此之間能否進行正常的對話。
現在的問題是，根本不可能有這樣的對話語境。一旦有人站出來說話，就會遭遇一群蒙面人失去理性的謾罵，就像一群瘋子和流氓。試想，如果你在大街上，遭遇流氓和瘋子，你是不是應該抽身走人？
我覺得，整個事件，它的是非應該是十分清楚的。法院已經作出明確的判決，這是鐵板釘釘的事情，難道還需要我們這些前輩作家來說嗎？為什么作家一定要站出來說話呢？我不認為作家有責任和義務來做這件事，他們不是八九歲的孩子了，都是20多歲的成年人了，應該學會自我教育和自我成長，現在的問題是，是非都這樣清楚了，但還是有那么多“粉絲”去盲目追捧和崇拜，我覺得這不是作家的責任，不是文學的責任，而是整個教育的責任。未來的生存環境都是他們的，連他們自己都那么不珍惜這種環境，我們有什么責任？作家沒有責任去教育別人，作家不說沒有任何責任。即使需要我們說，也需要一個正常的環境。
謝有順（評論家）：法律的意見才是最終意見
這件事情發生后，張悅然給我打過電話，但我確實不想說。這件事情不需要一個非常偉大的爭論。這是一個常識。它的道德是如此的清晰，作為郭敬明，他的個人選擇，肯定是不對的，根本不需要再去說明。
我為什么不愿意說？我比較反感現在媒體的焦點都聚集在80后的小孩子身上。其實，在中國，比它嚴重的抄襲案件，有誰說過要道歉嗎？那些大學教授抄襲，不照樣道貌岸然地出沒在校園里嗎？這是整體性的一個道德自律問題，我們的人格、文格，其實都面臨一個嚴重的挑戰。
一個事件發生后，常會有人質問批評家，為什么不發表批評？我申明，批評家不會對任何事情去發表批評。在郭敬明事件中，法律的意見才是最終的意見。遵紀守法是任何一個公民的常識。不需要在法律之外，再去給出一個額外的警示。如果有人說，這對一個批評家來說，是喪失了立場、人格和良知，那么，這么偉大的道德要求實在是太沉重了。批評家不可能對任何事情都發表意見。王小波曾經在他的一篇雜文中這樣說過，永遠在判斷是非的人，對文明的貢獻是最少的。我個人很警惕成為這樣的判斷師。有的批評家專門判斷是非，還有一種是用創造的方式，來介入社會，我覺得這也是很好的方式。沈從文對時代所表現出的愛與恨，遠不似老舍那般的強烈，但是他也實實在在地做著事情，編著《中國服飾史》，你不能說他沒有道德是非，這也是一種創造的方式，也是知識者的一種良心。不能所有的人都做老舍，向社會表現出凜然的是非觀，還要有人做沈從文，有人做錢鐘書，他們一樣可以貢獻社會。
陳村（作家）：這事該他爸管
郭敬明做了不對的事情，理應遭到讀者的唾棄。但是，這事不該由我們來管。誰該管？他爸該管，買他書的讀者也該管。如果他抄襲了，讀者拒絕買他的書，誰買誰恥辱，這種抵制才是真正有用的。
蘇童（作家）：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這件事情，因此沒有任何可以發表的意見。
張欣（作家）：我不方便說
關于這件事情我確實不方便說，但我唯一能說的是要有一種“自省”的精神。□晨報記者徐穎實習生金思源
來源：《新聞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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